新華網北京１２月４日電（記者李柯勇、安蓓、馬勇、明金維）臨近年末，國際油市風雲變幻，進一步成為全球輿論的關注焦點。１１月２１日，在世人目光的緊張注視下，紐約原油期貨跳動的藍色價格曲線上揚至每桶９９．２９美元，再創歷史新高，距百美元大關只差７１美分，並持續在高位震蕩徘徊。
兩年前，當油價突破７０美元時，國際社會就驚呼為“心理極限”。之後，油價漲勢有增無減。而今，油價高位運作似成常態。
包括石油在內的能源資源日趨緊張，是全球發展面對的共同難題，中國無法獨善其身。在這樣的大勢下，如何儘快轉變生産和發展方式、生活和消費方式，日益成為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現實課題。
高油價時代已經來臨
關於油價上漲的背景和原因，觀察家們談得很多。雖然分析角度各異，但結論大致相同：高油價時代已經來臨，“廉價石油”時代一去不返。
有人説，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是今年油價上漲的“元兇”。國際原油交易以美元計價。一方面，９月以來，美聯儲兩次降息，直接推動了油價上漲。另一方面，近年來美元持續疲軟，使得油價相對於持有其他貨幣的投資者變得更為“便宜”，從而提升了原油期貨的吸引力，推動了油價上漲。
還有分析認為，另一個原因是全球石油供需狀況的變化及其對市場預期的影響。德國能源觀察機構１０月發表調查報告稱，全球原油産量已在去年達到峰值，預計此後將以每年７％的幅度下降。而原油需求量仍在繼續增長，供不應求的判斷引發了市場的緊張情緒。
石油問題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歷來與國際政治時局也息息相關。中東局勢依然不穩，伊朗核問題前景仍不明朗，伊拉克與土耳其之間的爭端尚未解決。世界石油主要産地的局勢動蕩，加劇了人們對原油供給的憂慮。
觀察家們還指出，大量資金進入油市特別是對石油期貨的炒作，對油價的短期走勢産生決定性作用。中石化經濟技術研究院副總工程師曹曉晞説，供需緊張、産油地區不穩定及突發自然災害等，與其説是刺激油價上漲的直接因素，倒不如説是國際投機商的炒作題材。全球石油市場的投機性交易已佔到了三分之二，對油價必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既然存在大量炒作，油價就不可能永遠上漲，到了高點應有所回落。但一個無法“回落”的趨勢是：地球上的石油資源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減少。曹曉晞説，全球原油儲量的一半已被開採，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僅夠全世界消費四五十年。在此期間，能否研製出替代能源，目前還是一個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指出：“撇開短期的漲跌不談，世界油價從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呈上漲趨勢，到２００１年以後漲勢加速，大的背景是全球性的能源緊張。可以説，這次油價上漲，與上世紀７０年代由國際政治局勢動蕩造成的兩次石油危機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影響也將更加深遠。世界進入了一個不可避免的高價能源時期。”
高油價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衝擊更大
資料圖片：我國經濟日益承受國際油價的壓力
目前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油價上漲並不會影響我國經濟總體的平穩增長。然而，作為石油對外依存度接近５０％的進口國，我國經濟日益承受國際油價的壓力，這是不爭的事實。
最直接的影響是進口支付的增加。據有關測算，國際油價每桶上漲１０美元，將直接導致我國全年購買石油多支出８８億美元外匯。
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認為，石油是基礎能源，國際油價的上漲會推動工業品出廠價格走高，儘管這種影響目前尚未反映到消費層面，但考慮到工業品領域價格的滯後性和長週期特點，從長期看，油價持續上漲可能增加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
分析人士注意到，我國出口産品價格並沒有隨著能源漲價而升高，因此部分國內出口企業處境艱難，甚至是“賠本賺吆喝”，這與上世紀世界能源危機期間西方一些企業的困境相似。
新華社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長久認為，雖然高油價會影響所有石油進口國，但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衝擊要比發達國家更大。由於經濟和産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石油消費量下降、能源利用率提高以及通脹因素，發達國家有能力消化油價上漲的衝擊。對俄羅斯及中東、非洲一些産油國來説，油價上漲則是利好因素，有關機構已經調高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預測。
“對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説，問題則比較嚴重。”李長久説，“一是這些國家經濟結構相對滯後，服務業不夠發達，更多依賴能源密集型産業推動經濟增長，單位産值的耗油量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二是他們創新能力較弱，新能源和可替代能源發展比較慢，缺乏石油替代品。三是節能技術開發比較落後。這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通過減少消費來應對油價上漲。”
這意味著，能否積極應對高油價帶來的壓力和風險，有效改善其脆弱或劣勢地位，對非産油國發展中國家，是一大嚴峻挑戰。
在能源約束下思考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
１１月２３日，就在國際油價進逼百美元大關後的第三天，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有關部委關於節能考評實施方案的一組文件。從明年起，地方省級官員如果節能成績“不及格”，將面臨問責和“一票否決”。
目前，我國對國際石油定價尚缺乏話語權。無論怎樣看，我國都不能不把高油價作為可持續發展的約束性現實前提之一。
“根本性的措施當然是調整産業結構。”馮飛説，１９７３年的世界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打擊很大，當時的日本以建立在低油價基礎上的鋼鐵、化工、機械製造為主導産業。日本於是調整産業結構，開始發展高附加值的加工組裝業以及微電子行業。其成功經驗，對我國有借鑒意義。同樣具有戰略意義的是積極尋找和發展新能源，目前大的汽車製造國幾乎都制定了新能源汽車發展戰略。
接受記者採訪的專家們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３０多年來的快速發展，都與石油危機衝擊後的戰略調整有關。他們變壓力為動力，及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産業結構進一步升級。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和總體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高油價時代的到來，可能標誌著我國經濟發生根本性轉變的一個契機。
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産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
今年以來，國家採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舉措。上半年，取消了５５３項高污染、高耗能和資源性産品的出口退稅；下半年，國家發改委先後出臺了天然氣、煤炭産業政策，以推動能源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優化能源使用結構。從１２月１日起，我國實施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明確限制或禁止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資源性外資項目準入，同時進一步鼓勵外資進入迴圈經濟、可再生能源等産業。
財政部副部長張少春不久前表示，今年是節能減排政策組合出臺的關鍵年，中央財政共安排２３５億元用於支援節能減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無疑，２００７年也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關鍵一年，其對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深遠影響，還將在未來的歲月中進一步顯現出來。
我們的生産生活方式都將發生變化
對於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的中國來説，調整産業結構絕非一日之功。石油替代能源技術的全面産業化，還需要２０年甚至更長時間。馮飛説：“我們不能把寶全都押在未來，還要‘用近水解近渴’。”
他説，一個比較可行的措施就是充分利用現有技術，提高傳統內燃機汽車的燃油效率，在最短時間內達到顯著節能效果。比如推廣柴油車，其節油效率要比汽油車高２５％到３０％。“以前人們管柴油車叫‘墨鬥魚’，冒黑煙，高噪音。而新的柴油技術已經把這些問題全部解決了，目前歐洲轎車柴油化趨勢非常明顯，在新註冊的轎車當中約佔５０％。”
更重要的是提高全社會的節能意識。１１月，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發出通知，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切實做好公務用車節能減排工作，帶頭使用小排量、經濟環保、手擋變速的汽車，原則上不配備越野車。專家預測，在當前能源緊張、污染嚴重的雙重壓力下，國家可能出臺更有力的政策，支援小排量汽車的發展。
曹曉晞認為，要採取適當措施來抑制能源消費，讓普通消費者切身體驗到能源稀缺的緊迫形勢。“最有效的措施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價格。現在消費領域的能源浪費現象比比皆是。而消費量過大，反過來又拉高了能源價格，這就形成了惡性迴圈。”
馮飛認為，成品油價格偏低，不是“價”的問題，而是“稅”的問題。我國還沒有開徵燃油稅，而在歐洲很多國家，稅佔到油價的百分之七八十。
“當然，油價提高不能一步到位，必須考慮到社會的承受能力，特別是要照顧一些困難或特殊群體的利益，比如使用農用車的農民。”他説，“可以運用財政手段，對抗風險能力弱的群體和交通運輸等行業進行定向補貼。”他還建議，在不提高總體稅率的前提下，調整汽車消費稅徵管方式，向社會傳達更加明顯和強烈的節能政策信號。
專家們認為，進入高油價時代，我們的生産和生活方式都將相應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必然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