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宣誓就任俄羅斯新一任總統，開始其個人的第三個總統任期。此前一天，莫斯科眾多民眾參與了反對派“百萬人大遊行”並引發衝突。與普京前兩任總統就職時相比，此次選舉中的政治明星效應似乎逐步減弱。因此，俄羅斯近期在內政外交構想中的一些細微變化，不僅值得各方關注，更是判斷未來走勢的重要依據。
其一，中央集權的相對弱化。普京于2004年對俄聯邦地方政府領導人的産生和聯邦議會下院國家杜馬的選舉原則進行改革，曾被視為近十年來最重要的政治體制變化。聯邦主體行政長官的總統提名制和國家杜馬議席參照政黨得票率的原則，徹底打破了自蘇聯解體後建立的多層級體制，極大地削弱了地方自治空間。但是，今年4月25日俄杜馬通過了“州長直選法案”，使候選人可通過各政黨提名或自薦産生，由該州所有公民進行直接投票。5月2日，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簽署法令取消了政黨需要徵集簽名才能參加國家杜馬、地方國家和自治機關選舉的規定，還減少了總統候選人提名必需的簽名數量。這一系列的舉動正是官方對於增加選舉民主性、中央向地方放權等政治訴求的回應，試圖借此尋找權力集中和分散的平衡點。
其二，外交佈局的東西並舉。從普京執政初期的主動融入西方體系，謀求以不對等的條件成為歐洲的建設性力量，到慕尼黑國際安全論壇上與美歐矛盾的公開爆發和俄格戰爭後的“冰點”，俄與西方的關係幾經起伏。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全球性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西方世界的制度優勢和吸引力正逐步減弱，俄與美歐間關於反導系統的結構性矛盾逐步成為“死結”。在此背景下，普京近期多次提及平衡外交的重要性，並在其下一階段外交政策指導性文章——《俄羅斯與變化中的世界》中著重講述亞太地區的重要性，把亞太合作位列于歐美因素之前，提出利用俄擔任亞太經合組織輪值主席國和承辦峰會的契機，借助於中國和印度等亞洲國家的快速發展，促進俄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開發戰略，主動融入亞太一體化和“新亞洲”進程，這實際上是為俄的“東進”構想尋求突破。
其三，執政方針的穩中求變。近年來，得益於國際能源價格優勢和金融危機中的自身調節，俄經濟發展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就。普京任總理的四年間，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總額達到31%，職工月均工資上浮38%。與此同時，失業總人數卻從480萬增至500萬，依附於能源貿易的經濟結構並未得到明顯改善，梅普組合也因此備受指責。此次競選過程中，普京一改此前的造勢做法，連續發表7篇涉及不同領域的署名文章，以較為實際的方式詳細闡述執政綱領，其中強調不會在第三個任期將俄羅斯發展拖入停滯，承諾致力於穩定並引入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俄中間派選民對於變革的呼聲和執政模式的審美疲勞。普京關於“不支援一味追求迅速變化的‘危險分子’，也不喜歡滿足於現狀的‘自滿先生’”的論調，更加明確了平衡穩定和改革之間的互動關係將成為其下一階段的首要任務。
在內外大環境的驅動下，普京第三任期的焦點必須更為關注民眾訴求。因此，將平衡理念植入改革構想和外交方針中，把對民主和自由的關切轉變為客觀推動力，爭取在國家穩定的前提下推動漸進式改革成為俄政府主要的應對舉措。但是，由於當前“二人體制”的核心尚未受到根本性動搖，改革意願主要還取決於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其改革動力的持久性似乎略顯不足，相關進程或呈現“拉鋸式”的鐘擺狀況。（作者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長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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