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韓寒等入選中國文化符號(圖)

　　提起中國文化符號，你首先會想到什麼？是孔子、長城還是鳥巢、京劇？以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院長王一川教授、文學院董曉萍教授為首席專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日前提出了“中國文化符號調查報告”的階段性成果。這項歷時近半年的全國大學生調查結果顯示，在270項候選中國文化符號中，最具代表性的前10項分別是：漢語(漢字)、孔子、書法、長城、五星紅旗、中醫、毛澤東、故宮、鄧小平、兵馬俑。

　　調查報告還顯示，當代文化符號的被認可度普遍落後於傳統文化符號，如當代人物符號中的劉曉慶、韓寒、崔健、李澤厚、宋祖英、周傑倫、鄧麗君等得分都在200名以後。科學家和當代新科技符號，如袁隆平、陳景潤、聯想、百度等的得分均在中間線左右；文學形象符號，如孫悟空、林黛玉、阿Q、許三多等得分也都在200名之後。

　　王一川教授表示，大學生普遍認為非物質文化符號、傳統文化符號更具推廣價值，而對當代文化符號和文學藝術符號則未加足夠的重視。這正給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在當前新形勢下，如何通過提高國民藝術素養來提升當代中國藝術文化和科技、媒介類符號的影響力。本研究還進一步提出了當代大學生具有一種隱形的雙重人格及流體型文化人格和相關對策建議：重視位居前列的中國文化符號的影響力現狀研究及其在中小學課程及教材體系和各類文化藝術産業中的運用，以及對這種隱性雙重人格進行進一步深入研究。

　　“中國文化符號調查報告”公佈以後引起了社會普遍重視，140多家國外媒體也給予關注。那麼，這一調查報告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得出了哪些結論？這些調查結果可以給我們帶來哪些思考，其背後反映了怎樣的文化現象和社會問題、應該怎樣應對？該項調查第二階段又將於何時結束？上週四，記者通過電話和郵件採訪了這個課題組的首席專家王一川和董曉萍兩位教授。

　　調查起因：一條“新聞”引起了王一川教授的懷疑

　　兩年前，一條外來消息曾經引起社會一定程度的重視：美國《新聞週刊》根據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的網民投票，評出了12大文化國家以及各自代表國家文化的20大符號。網民們評出來的12個文化國家分別是美國、中國、英國、法國、日本、義大利、德國、俄羅斯、西班牙、印度、希臘以及韓國；而在代表中國文化的形象符號方面，漢語列第一位，接下來依次是北京故宮、長城、蘇州園林、孔子、道教、孫子兵法、兵馬俑、莫高窟、唐帝國、絲綢、瓷器、京劇、少林寺、功夫、西遊記、天壇、毛主席、針灸以及中國烹飪。

　　王一川教授介紹，這個“新聞”引起了他的懷疑，當時他覺得這個結果很奇怪，亦不足信。因為其中很多所謂文化符號並不符合中國學者對當前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理性判斷。為此，他委託學生給美國《新聞週刊》發了一封信，得到的回復是美國《新聞週刊》沒有做過這樣一個網路調查。

　　為了對這個問題有令人信服的了解和及時應對，他們決定對全國在校大學生做一次抽樣調查。2009年下半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開始按照多階段整群抽樣的方法進行系統調研。此課題由王一川教授主持，並和董曉萍教授共同擔任課題組首席專家，主要參加者有張洪忠副教授和研究生林瑋，還有近百名研究人員參與。課題組在全國18個省、市、自治區的24所高校中發放了近2000份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三方面，即“全國大學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號”、“全國大學生眼中最具推廣價值的中國文化符號”與“全國大學生眼中最具推廣價值的外國文化符號”。

　　董曉萍教授介紹，目前公佈的“全國大學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號”調查結果，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實施的一部分，是其第一階段的成果。她表示，在我國在校大學生群體中進行中外文化符號調研，了解他們對中國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外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感知和判斷，有助於從中了解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現狀和未來趨勢，以及大學生群體對本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自我認同，同時還有助於促進高等人才培養改革措施更適應大學生的成長和成才。

　　調查過程：嚴謹、科學，最終確定調查使用270項中國文化符號

　　董曉萍介紹，這項調查是我國首次全面考察大學生對文化符號的認知與評價狀況。調查歷時近4個月，調查人員奔赴全國，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上海交大、河南大學、四川大學、新疆財經大學等24所高校，回收有效問卷1878份。受訪大學生男女生比例約為10：7，80%的樣本年齡在20—30歲之間，其中人文社科專業佔大多數，包括理科、工科、醫科及農林水漁等各個學科，學歷也涵蓋了本科一年級新生到博士後。

　　調查人員首先在北師大“文學概論”、“藝術學概論”課上採用開放式問卷調查，收集了大學生認可的中國文化符號內容，然後課題組專家對內容進行調整和補充，最終確定本次調查所使用的270項中國文化符號。

　　調查主要採用兩種方式進行：一是對文化符號的代表性進行五分量表的程度打分；二是在所有選項中選出“最有代表性”和“最值得推廣”的10項文化符號。

　　董曉萍説，調查過程嚴謹，區域配額和樣本分配分佈科學。受訪人員既有來自農村的也有來自城市的，既有沿海發達地區也有邊疆內陸省份，從而保證了整個調查的科學性、嚴肅性。之所以選擇大學生作為調查對象，王一川解釋：“在校大學生作為國家的文化認同的精英群體和未來文化建設中堅力量，他們對本國文化符號和外國文化符號的體驗和認同，會影響到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自我認同及外向型傳播效果。大學生的認識基本可以代表具備一定知識修養的人群對這一問題的普遍認識”。

　　調查結果：當代文化符號普遍落後於傳統文化符號，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經過近4個月的廣泛調查研究，課題組拿出了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在270項候選中國文化符號中，最具代表性的前20項分別是：漢語(漢字)、孔子、書法、長城、五星紅旗、中醫、毛澤東、故宮、鄧小平、兵馬俑、黃河、《論語》、圓明園、文房四寶、敦煌莫高窟、《史記》、造紙術、古典詩詞和京劇。

　　而就整體排名情況看，當代文化符號普遍落後於傳統文化符號，如當代人物符號中的劉曉慶、韓寒、崔健、李澤厚、宋祖英、周傑倫、鄧麗君等得分都在200名以後。 科學家和當代新科技符號，如袁隆平、陳景潤、聯想、百度等的得分均在中間線左右；文學形象符號，如孫悟空、林黛玉、阿Q、許三多等得分也都在200名之後。進入前50名的人物符號則是傳統歷史人物的孔子、孟子、屈原和現當代政治人物符號的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以及擁有政治和文化雙重特徵的魯迅。

　　報告將文化符號分為4個層面：第一層為核心價值系統的吸引力；第二層為社會行為模式的凝聚力；第三層為傳統典範及遺産的影響力；第四層為文化傳播機制的感染力。從得分最高的前50項來看，最多的是第三層即傳統典範和遺産的符號，如漢字、書法、長城。其次是第一層，即核心價值系統符號，如毛澤東、鄧小平等。另外兩層均無一具有進入前50名的選項。

　　進一步分析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現當代文化符號人物得分普遍靠後，文學形象得分普遍靠後，科學家符號得分居於中間；當代新科技符號得分在中間線以上，但排序不高；非物質文化符號遠多於物質文化符號；得分前50項中，現代和當代文化符號數量相對較少，並且分數的離散程度相對較高；另外，日常生活類非物質文化符號的評價差異較大。

　　而對於調查結果，王一川表示：“坦率地説，這一結果既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我們之前頗為擔心和沒底的是，當代大學生處在多元價值觀並存和衝突的時代，他們是完全聽憑自己的個體感性還是能夠做出理性的選擇？調查結果打消了我們之前的顧慮，這批大學生對當代核心價值體系有高度的理性自覺。大學生對漢語/漢字、孔子、書法、長城、中醫、故宮、兵馬俑所代表的我國古典文化傳統高度重視和熱愛，這是令人欣慰的。另外大學生對五星紅旗、毛澤東和鄧小平所代表的中國現當代政治文化高度認同，這一選擇也讓我們對當今大學生的政治態度放心”。另外他介紹，根據分析，性別、地域、家庭城鄉差異、專業等，對調查結果都沒有顯著影響。這説明大學生對文化符號的感知驚人一致。

　　調查引起的思考：人們對中國文化符號的認知帶來了什麼

　　王一川説，所謂“中國文化符號”，就是能代表中國文化的突出而具高度影響力的象徵形式系統。文化軟實力正是通過文化符號表現出來。通過中國文化符號觀來把握、感知中國形象，進而為中國文化軟實力提供可參照的樣本，不失為考察中國文化軟實力狀況的一條可行途徑。

　　他同時表示，自己原以為當代大學生更喜歡周傑倫、李宇春等當代文化符號，沒有想到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如此強烈的自信，這與我們平時對大學生的了解，特別是他們的日常文化消費和個人喜好，比如聽流行音樂、看勁爆大片等又太不一致了。這令我們欣喜。但同時也提醒我們注意，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化符號的影響力亟待提升，這正是我們下一步要研究的課題。

　　王一川表示，通過調查報告，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三個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與中國古代文化符號受到推崇相比，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化符號的影響力亟待提升。其次，大學生對富有推廣價值的中國文化符號的認識較為分散，尚未形成推廣認同度較高的核心文化符號。第三，文藝類、科技類、經濟品牌類、媒介類等文化符號建設亟待加強。第四，富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化符號和富有推廣價值的中國文化符號分別側重傳承價值與宣傳價值，其産業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均有待提高。

　　加強中國現當代文化符號的建設與推廣顯得十分迫切

　　王一川説，大學生普遍認為非物質文化符號、傳統文化符號更具推廣價值，而對當代文化符號和文學藝術符號則未加足夠的重視。“這些中國文化符號從文化來源看，都是來自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而非中國現當代文化傳統，更非當前倡導的代表當代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現當代文化符號。中國古代文化符號確實具有魅力和作用，但光靠它們而缺乏中國當代核心文化符號，能夠向世界展示完整的和活力充滿的中國嗎？這一結果使得我們認識到，在當代青少年中加強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化符號的建設是多麼迫切。”

　　他説，這給我們提出了新問題：在當前新形勢下如何通過提高國民藝術素養來提升當代中國藝術文化和科技、媒介類符號的影響力。同時，大學生在文化符號選擇上出現的趨同性和理性化及其與日常文化趣味的分離，提醒我們關注當代大學生的隱形的雙重文化人格及流體型人格。“當代大學生中有很多人是流行歌星的狂熱粉絲，而當他們做相關問卷時，下筆選擇的首先並不是他們心中的偶像。他們對中國文化符號的感知呈現出一種高度的趨同性和理性化趨勢，這正是‘流體型’人格的一種表現。這和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很不一樣，當年的大學生更多地帶有一種固體型文化人格，言談舉止與內心理想之間可以大體穩固而一致。而當代大學生在文化人格方面有時表現出一些雙重人格現象。”

　　這個發現對我國當前開展文化藝術素養教育很有意義，它不僅可以為當前我國的文化對內凝聚與對外推廣工作提供參照，還可以從中看出當代大學生的文化偏向與性格特徵，供我國教育界參考，有利於對大學生開展有針對性的文化思想教育。

　　王一川介紹，這份調查報告只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組目前進行第二階段的工作，預計將需要3個月的時間。整個課題屆時將告全部結束。

　　透視以大學生為代表的未來中國文化建設中堅力量對中國文化符號的認知，我們可以得到很多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啟示。這份調查報告為當前我國的文化素養教育和中國文化對外推廣、宣傳工作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大到整個國家教育體系，小到一座城市、一所學校，都應該作出自己的思考。(本文圖片提供/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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