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旬老人自學曾到大學旁聽17年 4次出國當翻譯

　　王忠厚展示去俄羅斯曾經使用的護照。 劉睿徹 攝

　　大學旁聽17年 4次出國當翻譯

　　六旬老人癡學一生落魄無悔

　　本報訊（記者萬建輝 劉睿徹）38歲時放棄工作，到大學旁聽17年；4次赴俄羅斯做勞務翻譯終以失敗告終；至今居無定所，年過六旬依舊孑然一身。

　　昨日，租住在漢陽鍾家村一棟老職工宿舍樓內的63歲重慶老人王忠厚，講述了他懷揣理想、堅持自學數十載，卻顛沛流離、落魄一生的辛酸往事。

　　王忠厚説，文革開始那年，數學、俄語成績優秀的他輟學進工廠當了工人。因中學檔案記錄有“白專道路，思想反動”，他從19歲到38歲在廠裏一直抬不起頭來。文革結束後，學習的念頭日漸萌生。

　　38歲那年，他離職前往成都，在四川大學堅持旁聽長達17年。其後在媒體幫助下得到勞務翻譯的工作機會，終因性格原因喪失。

　　之後，王忠厚浪跡北京、重慶、成都和武漢，至今仍在做自學的計劃。

　　王忠厚同父異母的妹妹張蜀鋒，目前是武漢一家投資公司的總經理。張蜀鋒昨日告訴記者，大哥對自己感興趣的事非常執著，不計成本，不在乎別人的議論，不了解他的人會認為他不正常。

　　四川大學俄語系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昨日在電話中證實，當年王忠厚旁聽過他教的“視聽説”課程，非常勤奮。

　　記者昨日還聯絡到四川大學二醫院當年的醫生黎文德。黎文德介紹，“我勸他學針灸類似的實用技術，可惜他沒堅持下來。”

　　王忠厚兩次前往俄羅斯庫爾幹的勞務隊隊長蘇定忠昨日也介紹，王忠厚翻譯水準沒話説，人也本分，但翻譯不僅要外語水準，也要很強的溝通能力。

　　王忠厚：知識為何沒有改變命運

　　王忠厚一生的信條是堅持學習，用知識“把顛倒的人生顛倒過來”。然而幾十年過去，知識沒有改變王忠厚的命運，用他自己的話説，“仍和乞丐沒有多大差別”。

　　穿過黑漆的樓道，王忠厚在鍾家村租住的一居室呈現眼前，20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張床外，別無他物。沒有廚房，衛生間在樓道，與幾家住戶共用。

　　2002年，王忠厚了解到四川省農業廳開始在川大選派學生，以勞務輸出的形式到俄羅斯當翻譯。有一部由黃儒香導演的紀錄片《張博士》，記敘了這段經歷。

　　記者昨日在這段網路視頻影像中看到，王忠厚在等待中，來到成都俄羅斯大劇院門口的列寧畫像前祈禱。

　　王忠厚自己介紹，2002年12月，他隨著一個做木材生意的商販團體，來到西伯利亞東部伊爾庫茨克州。他沒料到，許諾的翻譯其實是監工。他不願按老闆意圖，監視工人們幹活，又受不了無端加活，所以常挨罵。

　　好在俄羅斯工人對他不錯，不僅幫他提高口語，甚至為他打抱不平。2003年5月老闆因經營不善破産，王忠厚提前回國，5個月打工的錢一分沒拿到。

　　2004年到2006年11月，王忠厚作為四川省農業廳派出的勞務翻譯，又三次到俄羅斯。

　　其中一次讓他感覺最愉快。當地學校健美科學系的女生拉麗莎向他學漢語，他則向對方請教俄語，兩人建立良好的友誼。

　　可惜好景不長，最後一次回國後，再也沒有獲得去做翻譯的機會。

　　王忠厚出生重慶北陪一個普通農村家庭。1966年1月，初中還未畢業的他進入傢具廠當了一名工人。工廠每次搞批鬥，王忠厚都成為對象和活教材。他説，自己後來才知道，禍起初中的檔案，裏面説他走“白專道路”——政治課、語文課成績差，俄語課成績好。

　　“一定要把顛倒的人生顛倒過來。”1985年，瞞著廠裏，在親友的一片反對聲中，王忠厚離職前往成都，在四川大學當了一名旁聽生。

　　這一旁聽就是17年。王忠厚在川大睡樓道，間斷在食堂做小工，白天和“天之驕子”們同堂聽課，早晚在路燈下朗讀俄語，在廁所的水龍頭下洗冷水澡。

　　“本科生們真誠，給了很多幫助，那些研究生，還有專家、教授、學者們，就不好説了。”

　　因為囊中羞澀，經常斷糧，居無定所，時常被威脅漲房租，讓他懷疑很多人的誠心。尤其是學者們的笑意，在王忠厚眼中，都可能潛藏著偽善和歧視。

　　王忠厚同母異父的妹妹張蜀鋒，過去是他旁聽的反對者，如今是他生活的資助者。

　　這位妹妹上世紀80年代初考上天津大學，畢業後在成都一家國企奮鬥十幾年，才有了家庭和房子。

　　當初，她強烈反對哥哥離職和在川大旁聽，告訴他那樣不會有結果，但拗不過“走火入魔”的哥哥。

　　2003年，王忠厚從俄羅斯回到闊別18年的重慶，當年傢具廠已改制。王忠厚這期間最落魄時睡菜市場，租最廉價的房，“別人曾把狗咬過的包子給我吃。”王忠厚説。

　　後來，北陪玻璃儀器廠宿舍區居委會為他辦了戶口和低保，後又幫他辦了社保。

　　那些年，張蜀鋒自顧不暇，也無力資助哥哥，直到2008年3月底才打聽到哥哥下落，將他從重慶接到成都。

　　如今張蜀鋒和丈夫遷居武漢，在武漢做起了老闆，又把哥哥接來武漢。王忠厚在妹妹的公司裏“罩場子”，每月可領到400元工資，房租其實是妹妹公司墊付的。

　　王忠厚告訴記者，他要重拿書本學習。他還拿出一大摞俄文書籍和當年去俄羅斯的簽證、護照，以及過去數十年成都媒體的報道。

　　在王忠厚租住屋的墻上，貼有兩幅字畫，一幅行書體的“博愛”，一幅題為“成功之路”的警句集。

　　沒有學歷，如何才能證明知識水準，誰來給自己工作機會或研究平臺？王忠厚似乎也沒想這些，學習本身成為目的，只要能待在校園，只要能持續每天路燈下夜讀的生活。

　　年復一年，他成了川大的“名人”，有同學給他取名“張博士”，真實姓名倒不為人知。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王忠厚的旁聽勵志故事和求學苦惱，不斷搬上當地報紙和電視熒屏的顯著位置，王忠厚似乎也樂於且習慣於被媒體包圍聚焦，這是他能得到的僅有的支援與精神慰藉。

　　“那些所謂的高材生不過是溫室裏的花草，他們經不住風雪的。”王忠厚狠狠地説：“他們追求虛榮、高薪和生活享受。”在王忠厚眼裏，“那些靠國家供養起來搞研究的人，整天想的是報酬、級別和待遇，只有他“直到生命最後一息，都是在堅持無私心的學習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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