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築100問 ——為什麼説雲岡石窟是“世界的”？

　　山西，大同。

　　北魏平城時代，這裡曾一度是絲綢之路的東部起點，也是胡漢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互動的主會場。

　　這是一個戰火紛爭、動蕩多元的年代，民族大融合，在不斷地破壞與重建裏繼續著。在經歷過“太武滅佛”的浩劫之後，西元460年，在今天的大同市武州山南麓，由僧人曇曜帶領一眾工匠開鑿佛像洞窟的釬斧之聲，很快便響徹整個中原北方大地，伴隨佛陀神秘的笑容和一個王朝的銳意改革之氣，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留下了不同文明和諧共生的永恒智慧之音，震爍古今。

　　這裡便是雲岡石窟，一處鐫刻在武州山崖壁上的藝術聖殿，一座承載著中華民族千年智慧與文化精神的史詩豐碑。

　　石窟倚武州山崖壁開鑿，東西綿延約1公里，現存主要洞窟45個，附屬洞窟209個，大小造像59000余尊，最高達17米，最小僅2釐米，其餘動植物、花紋圖案不計其數。

　　雲岡石窟從開鑿到結束共歷時64年，不僅開創了中原地區石窟寺雕鑿的先河，更因融匯了中西文化的精髓，被學術界譽為“雲岡模式”，在胡貌梵相到改梵為夏的造像藝術演變中，開拓了佛教藝術中國化的道路。

　　石窟早期的造像集中體現外來文化特徵，以著名的曇曜五窟為代表，規模宏大，馬蹄形平面，穹窿頂，造像以三世佛為主，主佛身軀高大，頂天立地，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其中，被公認為雲岡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曠世佳作，亦即雲岡早期飛天代表的第二十窟，融東西方雕塑藝術于一體，佛身挺拔壯碩，兩肩寬厚，右袒袈裟質地厚重，衣褶自然流暢，呈現出明顯的異域氣息，頗具犍陀羅造像遺風。

　　到中期，隨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改革，雲岡造像也隨之變得如漢人一般清瘦，衣飾表現出漢化之後的褒衣博帶；

　　在雲岡開鑿的晚期，伴隨北魏遷都洛陽以及鮮卑族徹底融入漢族的過程，洞窟雕刻藝術的多樣性、世俗化傾向明顯，民間造像呈現出細勁削肩、秀骨清像的整體風格，成為中華佛教“秀骨清像”風格的誕生之地。

　　除洞窟形制、佛像造型雕刻著胡漢雜糅、民族交融的歷史內涵以外，雲岡石窟中還有20余個洞窟雕刻有樂器圖像內容，包括樂器雕刻500余件，除了中原漢式琴、箏、簫、笙及鮮卑大角，還有龜茲細腰鼓、波斯豎箜篌等，胡風漢韻，相容並蓄。

　　無論是開鑿內容，還是雕刻技藝，雲岡石窟造像的一釬一斧無不顯示出古印度犍陀羅藝術、中亞佛教文化與華夏本土審美的獨特交融，並以其無與倫比的藝術成就、厚重的歷史底蘊和廣泛的文化影響力，證明了其作為世界文化遺産的獨特地位。

　　雲岡石窟是民族的，武州山被歲月雨水不斷侵蝕的石刻上記錄著的，不僅是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王朝政權努力融入中原文化的艱辛進程，更是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走向以及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精神特質的偉大見證。

　　雲岡石窟無疑又是世界的，他與一個世界性的宗教文化自西域東傳的輝煌歷程息息相關，凝聚著各民族追求和平統一的社會共識，它的故事、它的價值，在千百後的今天，仍然啟迪著人類心靈，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發展提供著來自歷史與文明的寶貴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