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結構性潛能應成現實增長動能

　　此前多年，在我國相當長的高速增長期內，高增長主要依靠高投資，而高投資又主要由基建、房地産等驅動。隨著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到中高速增長，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十四五”期間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新潛能，即通常所説的增長動能轉換。

　　中國經濟率先從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恢復，2020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達0.7%，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差不多恢復常態。正常情況下，2021年中國經濟有望爭取8%或以上的增速，考慮到2020年經濟基數低，2021年的增長仍屬於恢復性增長。

　　經濟恢復到常態後，經濟增長的一些常規推動力開始起作用。2021年出口不確定性較大。投資的彈性很大，特別是基建投資。消費目前正逐步回升，2021年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的整體表現應該會好于2020年。

　　由於疫情衝擊，2020年我國沒有提出具體的GDP增長目標。下一步建議採取就業指標打頭、GDP收尾的增長指標體系。穩增長是為了穩就業，就業指標也能有效衡量全社會資源利用狀態，應成為力爭完成的指標。過去受制于城鄉二元結構、統計能力不足、農村隱蔽失業難以計算等因素，採用城鎮調查失業率和新增就業人數指標，尚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就業狀況指標。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近60%，數字技術在某些方面已處於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重視起來，我們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觀、及時地反映城鄉就業真正狀態的數據，為判斷經濟和就業形勢提供可靠依據。

　　此外，還可以採取若干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標，包括居民每人平均收入、物價水準、宏觀杠桿率、全要素生産率、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等。GDP指標還是要看的，但應該是預期性、結果性、後置性的，不應再作為挂帥指標。如果前述指標處在正常或好的區間，GDP增速就是適當的。

　　應對疫情衝擊，2020年中國貨幣政策的度把握得較好。與西方國家的寬鬆政策不一樣，我們沒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經濟出現比較大的波動時適當放鬆。伴隨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下一步宏觀政策也要相應回歸正常狀態。財政政策可能不會一步到位退出，但財政赤字的規模應該會有所減少。此外，疫情期間宏觀杠桿率有所提升，在經濟恢復到常態、逐步穩定後，杠桿率要相應降到一個合適水準。

　　要看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主要解決短期平衡的問題，中長期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結構性潛能。現在西方發達國家更關注宏觀政策，是因為它們的結構性潛能很少，經濟增長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動，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車舊了換輛新的等。和發達經濟體不同，中國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而非主要依賴宏觀刺激政策。此前多年，在我國相當長的高速增長期內，高增長依靠高投資，高投資主要由基建、房地産等驅動。隨著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到中高速增長，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十四五”期間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新結構性潛能，即通常所説的增長動能轉換。

　　“十四五”時期，中國國內大迴圈應注意釋放並用好“1+3+2”的結構性潛能。“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品質發展打開空間。“3”是指在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迴圈過程中新的三大短板，即基礎産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2”是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

　　“1+3+2”結構性潛能在今後5到10年都能夠起作用，但是現在還不同程度地受到體制機制政策的束縛，應當通過更大力度、更有實效的改革開放，使這些結構性潛能成為現實的增長動能。具體措施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使用權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

　　二是推動空間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改革。空間規劃（包括城市規劃）應尊重市場力量，按照人口流動這一重要的市場信號分配用地指標、財政補貼資金等，並按照人口佈局變化定期調整城市規劃。

　　三是石油天然氣、鐵路、通信、電力、金融等在內的基礎産業領域，在促進競爭、放寬準入上作出進一步探索。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繼續推進並擴展義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可隨人員流動的政策，逐步打通農村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

　　五是深化高水準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領域改革。

　　此外，還要繼續推進對外開放。我們已經簽署RCEP，正在積極考慮加入CPTPP，通過高水準對外開放促進相關領域的深化改革，加快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

　　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應將注意力更多放在提升增長品質上。提高勞動生産率基礎上的合理匯率升值，加上能夠爭取到的實際增長率，到2035年，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