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醫生敢死隊：高危90秒與病毒源最近，最怕晚上ICU插管

　　麻醉科醫生楊萍小心翼翼打開患者口腔，含高濃度病毒的空氣朝她的臉彌散開來。這是一例困難氣道患者，楊萍嘗試了好幾次都沒有插管成功。操作時間越長，對患者越不利，她的臉泡在高濃度病毒空氣中的時間也越長。站在旁邊的高峰見狀，過去幫忙，管子才順利插進氣管……

　　這是2月20日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光谷院區（以下簡稱“同濟光谷醫院”）ICU病房的一幕。

　　高峰和楊萍，是這個醫院“醫生敢死隊”的成員。

　　同濟光谷醫院插管小分隊，被稱為“敢死隊”。

　　為危重症患者插管

　　新冠病毒從去年年底開始，無聲地襲擊了武漢，人們在沒有準備、沒有防護的情況下很容易被感染，包括醫護群體。

　　1月21日，同濟光谷醫院一位急性化膿性闌尾炎患者需要手術，楊萍作為麻醉科醫生，詳細了解情況後，確認對方沒有發熱，便和平常一樣戴著外科手術口罩進入了手術室。

　　第二天，左眼紅了；第三天，右眼紅了，眼內有顆粒感，很不舒服。楊萍用對待常規的結膜炎的辦法，滴了眼藥水，但情況持續惡化。1月23日，她看到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的經歷，仔細回憶這位患者的各項檢查指標，判斷對方是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自己的眼疾可能是被對方攜帶的病毒所感染。

　　楊萍立刻在家戴上口罩對自己隔離，2歲的兒子平時最喜歡粘著媽媽，但此時不得不保持距離。每天晚上強行抱走時，兒子總是哇哇大哭，吃飯時楊萍獨自一人去陽臺。幸運的是，病情到第七天開始穩定，第八天開始好轉，最後慢慢自愈。

　　作為同濟光谷醫院麻醉科主任，高峰對楊萍的結膜炎一度非常緊張。

　　關鍵時刻，楊萍要是倒下，她個人的身體健康以及參與救治力量的減少都是他非常擔心的。好在，楊萍隔離期滿一切正常，立刻返崗，而且成了“醫生敢死隊”的一員。

　　在高峰的眼裏，新冠肺炎並不那麼可怕，治愈率比較高，但身邊熟悉的人患病，心理上遭受的衝擊完全不一樣。

　　讓他覺得麻煩的是新冠肺炎的危重症患者。他們之中絕大多數都有高齡、高血壓、糖尿病以及其他基礎病等不利因素。“有的之前心臟不好，或者肝臟、腎臟、腦部有問題，甚至同時有多臟器受損問題。患者得了新冠肺炎之後，肺部氧氣交換功能變得很差，氧不夠，影響其他臟器，其他臟器的情況惡化，又會讓肺部和其他器官也受損，情況變得特別複雜，絕大多數死亡案例，都不僅僅是單一的新冠肺炎問題。”

　　高峰説，不少患者都需要麻醉科醫生為其進行氣管插管後連上呼吸機。“這樣可以將氧氣直接輸進去，也可以將裏面的分泌的黏液和二氧化碳排出來，有的患者的肺泡塌陷了，還可以通過插管將肺泡重新吹起來。”

　　20人的“敢死隊”

　　同濟光谷醫院副院長汪輝介紹，同濟光谷醫院目前專門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醫院從2月6日開始改造，2月9日開始，828張床位分成16個普通病區和1個ICU病區，由來自全國的17支醫療隊進駐，整建制接管。

　　汪輝説，目前醫院98%的患者是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因此，搶救生命、降低死亡率是醫院救治的重中之重。醫院每天都要舉行疑難與死亡病例討論會。

　　在討論會現場，討論的病例無一不是高齡、有其他基礎病、其他臟器損傷、多臟器損傷以及細菌感染等情況。每次討論會上，除了對疑難病症病因分析討論，治療措施方面討論最多的是激素的使用以及插管的必要性和時機。專家們比較一致的認識是，要提前預判患者的病程發展趨勢，如判斷其有惡化傾向，要儘量提前插管。

　　“敢死隊”成員，有外地馳援武漢的12名麻醉科醫生。

　　高峰在下午四點拿到各醫療隊的12名麻醉科醫生的名單的時候非常感動，也很高興。“這既是一次難得的協作和交流的機會，同時可以更高效地給患者提供生命支援。”高峰和大家討論，連夜研究制訂工作模式、工作流程、工作方法。

　　由於這支隊伍離病毒源的距離最近，他們自稱“衝鋒隊”，而醫院其他同事則稱他們為“醫生敢死隊”。

　　小分隊12小時一班

　　對於同事們送的“醫生敢死隊”稱號，高峰笑了笑：“確實是有危險，但做好防護就沒問題，這是我們的日常工作。”

　　高峰解釋，每天近距離、反覆在患者口鼻處工作，心理上沒有壓力是不客觀的。醫院有嚴格的安全管理制度、有充分的防護措施來保障他們的工作在安全的情況下順利開展。高峰表示，工作時會進行三級防護，穿防護服、戴護目鏡、戴防護頭套和三層手套。為了確保安全不得不防護，但防護設備讓視覺、聽覺和觸覺明顯下降。平時一個人十幾分鐘完成的操作，現在需要兩個人相互協同才能完成，而且操作需要的時間大大延長。

　　插管操作前的防護準備細緻到位。

　　20人的小分隊，人手吃緊，每個班次不像其他醫生一樣6小時，也不像護士4小時，而是12小時，備班人員則每個班次24小時。

　　2月20日，高峰值班。他得到通知，當天有兩例病人需要插管。經過與主治醫師溝通，決定在上午進行。“敢死隊”護士先在病房內準備工具、藥品，然後通知高峰準備。

　　高峰、楊萍和王楠3位麻醉醫生早早就換上防護服在病房外等候。為了節省體力，也為了避免出汗，等候期間大家坐在凳子上一動不動，有如雕像。“防護服不透氣，穿上去很熱，會出汗，水蒸氣會在護目鏡上凝結起霧，影響視線。”為他們檢查防護服的感染科護士表示，每個人的護目鏡上都不可避免會起霧，在病區時間長了，容易出汗的醫生，再怎麼除霧處理，護目鏡上都會滴水。

　　為了防護醫生平時在病區戴面屏，操作插管前要換下面屏戴更密實的頭套。

　　儲氧2分鐘後，高峰將鎮靜劑、肌肉鬆弛藥、血管活性藥等注射到患者體內，藥效發揮作用後，患者全身肌肉鬆弛，胸膛的起伏消失，自主呼吸停止。對正常患者而言，身體氧氣的儲備可以為操作留下五六分鐘的時間，但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氧氣交換功能差，身體氧儲備少，他們需要在90秒內完成操作，否則患者的臟器難以承受。

　　藥物完全起效的時間是約60秒，王楠觀察藥物起效後，把患者的口腔打開，將可視喉鏡插入。“能看見嗎？”“能”。高峰隨即遞上軟管。發現王楠的頭套要掉了，高峰幫忙為她向後拉正。

　　操作中，視力受限會給插管帶來很大難度，視線要通過護目鏡，然後通過頭套，而護目鏡上或多或少有霧，頭套則是晃動的。王楠需要又快又準地完成操作。不僅是為患者爭取時間，還因為患者的口腔打開，病毒從患者的口腔中彌散出來，時間越長，醫生在高濃度病毒氣體中暴露的時間越長，整個病房內的空氣污染也越嚴重。

　　每個高危90秒，都是一次與死神的競跑。

　　在最高危的時間裏，出了狀況，但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兩位醫生，配合得非常流暢，高危90秒的時間約延長了40秒，若非專業人士，看不出鎮定的他們剛才已解決了一個技術上的“難題”。

　　“他的聲門比較高。”“對，這個管子的尖端一般會有點偏右，你要往左邊調整一下……”職業習慣讓他們完成操作後，簡短地復盤。

　　高峰説，如果在2分鐘內不能插管成功，患者的血氧濃度繼續下降，他們要緊急為患者緊急啟用輔助呼吸措施，雖然對患者來説影響不大，但病房的污染會加重，醫護人員的危險會進一步增加。

　　真正的危險在意料之外

　　對於“醫生敢死隊”的稱謂，高峰對南都記者表示，其實這支20人的小分隊，都有非常嫺熟的技術，只要嚴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安全保障還是非常充分的。

　　但同事們稱他們為“醫生敢死隊”也有充分的理由，因為意外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手術期間，楊萍和王楠都曾遇到頭套完全掉落的情況。“有時候患者的情況比較差，同伴盯著螢幕上的數據，就有可能顧不上了。”楊萍説，頭套的掉落，讓她們頭部防護減少一層，風險也增加一個等級。

　　一天手術結束，高峰渾身濕透。

　　高峰説，麻醉科醫生日常在手術室也辛苦，ICU病房內危重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非常高，能夠幫他們從這裡走出去，會感到非常自豪。“我們工作的時候，看上去很嚴肅，那是職業的特殊要求，有的年輕醫生看到生老病死就在一瞬間，情緒波動也比較大，如果不加以克制，對患者是不負責任的。情緒的波動會影響判斷，成敗往往也就在那一瞬間。”

　　高峰説，每天見到生老病死，他們比一般人更深切地感受到，疫情數字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和一個個幸福的家庭。他們和所有醫生一樣，會竭盡全力去挽救每一個生命。

　　完成7例插管的楊萍回到辦公室也是精疲力盡。她説，醫院最高記錄是一天完成9例氣管插管術，“辛苦倒不怕，我最害怕的晚上要去ICU病房插管”。

　　“晚上要是病人有情況的話，往往都是變化很快，病情惡化很急。人在晚上的反應比白天會慢一點，我就很害怕因為自己的反應慢而處理不好。”楊萍説。

　　不過她説，每當自己穿上防護服跑去病房的時候，內心都有著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我知道，他們需要我。”

　　南都特派記者劉軍 劉威 鐘銳鈞 發自武漢

　　編輯：胡群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