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的中國道路

　　黃河寧，天下平。“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考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問題。

　　千百年來，黃河既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也是一條災難深重的大河，曾有“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次大改道”的古語。

　　然而，新中國成立至今，70年不決口，20年不斷流，先後抵禦12次大洪水，實現了黃河安瀾。尤其是威震天下的黃河泥沙量，從新中國成立前最高每年流入16億噸，銳減至目前每年2億噸左右，已接近無人類活動干擾的原始農業時期。

　　古老的黃河，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中國獲得了新生，也成為7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生動寫照。

　　生態思想歷史性飛躍

　　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標識。為人民謀幸福的中國共産黨，始終重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拉開了氣壯山河的大規模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的序幕。

　　1950年七八月間，淮河流域發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人民群眾生命財産重大傷亡和重大損失，毛澤東聞訊後悲痛地流下了眼淚，號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經過8年不懈治理，淮河防洪泄洪能力大大提高。此後，毛澤東又發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激勵了數代中國人民治理江河的決心和雄心。

　　看過《龍須溝》的人，都會對開頭一段場景印象深刻：一場大雨過後，龍須溝附近各種垃圾和漂浮物直接涌進居民家中。一個三輪車夫家的小女孩妞子被龍須溝吞沒……

　　這正是舊社會龍須溝地區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這裡的人們不得不長期在蚊蠅遍地、污水橫流的惡劣環境中艱難度日。新中國剛一成立，北京市政府就啟動了龍須溝改造工程。僅用半年時間，清理了龍須溝內的污泥和垃圾，修建了排水暗溝和瀝青道路，安裝了自來水管和電燈，龍須溝的面貌煥然一新。

　　據統計，1949年到1952年，全國修建排水管溝1037公里，清除垃圾約2000萬噸。全國城鄉的衛生面貌初步改觀。

　　為了改善新中國的生態環境，1955年，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綠化祖國”的號召。曾經荒漠一片的河北塞罕壩就是在這樣的號召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戰，變成了美麗的綠色林海。

　　面對大規模經濟建設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問題，周恩來提出，我們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問題，我們是工業化剛剛起步的一個國家，我們不能走工業發達國家的一些老路，避免出現西方一些工業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的情況，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怎麼體現出來？還怎麼能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國家？

　　塞罕壩位於河北省北部。由於歷史上過度採伐，土地日漸貧瘠，北方的風沙可以肆無忌憚地刮入北京。1962年，塞罕壩機械林場建立。經過三代人艱苦奮鬥，塞罕壩地區森林覆蓋率從11.4%提高到80%。目前，這片超過百萬畝的人造林每年向北京和天津供應1.37億立方米的清潔水，同時釋放約54.5萬噸氧氣。中國塞罕壩林場建設者獲得2017年聯合國環保最高榮譽“地球衛士獎”。圖為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秋景。 視覺中國供圖

　　新中國的締造者們治理江河、綠化祖國的生態理念和生態實踐，反映出中國共産黨人樸素的綠色情懷，其中許多戰略和構想仍是今天建設美麗中國的努力目標。

　　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中國政府派出了一個規模很大的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審議通過了《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將環境保護工作納入各級政府的職能範圍，制定了新中國第一個環保工作的方針——“32字方針”，成為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里程碑。

　　隨著改革開放大潮興起，工業生産和城市發展規模擴大，我國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社會各界對環境問題愈發重視。40餘年間，我國制定出臺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政策和制度。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注重法治化建設和組織機構建設，將環境保護上升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奠定了我國環境保護法治化、制度化和體系化的基礎。

　　1978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在我國西北、華北、東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實施“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的戰略決策。“六五”期間，環境保護首次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198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正式把環境保護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1987年，我國發佈首個五年環境規劃——《“七五”時期國家環境保護計劃》，從此環境保護成為國民經濟與發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應歷史潮流和人類社會發展趨勢，明確提出：環境保護是關係我國長遠發展的全局性戰略問題，必須把貫徹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一件大事來抓。黨的十五大將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寫入黨代會報告，明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黨的十六大把“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指出要在“推進發展中充分考慮資源和環境的承受力，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未來發展的需要”，“實現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良性迴圈”。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命題，明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原則、理念和目標，並將之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強調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産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強調堅持生態興則文明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堅持建設美麗中國全民行動，堅持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內涵豐富、系統完整，深刻回答了為什麼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麼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指引下，我國生態文明事業發展實現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也使得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臺頻次之密、監管執法尺度之嚴、環境品質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令世界驚嘆。

　　生態保護歷史性跨越

　　1972年，美國環保運動的先驅組織、著名的羅馬俱樂部出版了《增長的極限》一書，給西方的傳統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並預言世界將面臨生態崩潰的風險，掀起了世界性的環境保護熱潮。

　　40年後的2012年，《增長的極限》作者之一喬根蘭德斯，在持續跟蹤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羅馬俱樂部最新權威報告——《2052：未來四十年的中國與世界》。報告延續其一貫的悲觀主義判斷，唯獨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前景抱以樂觀期待。

　　蘭德斯給出的一條重要理由是，對中國政府生態治理和宏觀調控能力充滿信心，“資本主義的短視，已經無法做出保障長期利益的明智決策，而中國多年來實行的五年規劃以及綠色轉型能夠以系統性的方式，將中國建設成為符合其長期目標的國家”。

　　這是國際生態研究學術界基於新中國70年持續不斷的積極生態實踐作出的判斷，也是人類受困于西方生態治理模式而作出的反思和期待。這種期待來源於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

　　70年來，我國不斷深化對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逐步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從法治層面看，早在1978年，我國就將“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載入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1989年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法》，1995年審議通過了《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6年修訂了《水污染防治法》，1999年修訂了《海洋環境保護法》，2000年修訂了《大氣污染防治法》，2018年通過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形成了以環境保護法為龍頭，覆蓋大氣、水、土壤、自然生態等主要環境要素的法律法規體系。2014年《環境保護法》重新修訂，引入了按日連續罰款、查封扣押、限産停産、行政拘留、公益訴訟等措施，被認為是“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制度創新，強化制度執行，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

　　從制度層面看，黨中央頒布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方面的制度性規範性文件，提出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迴圈經濟，加大自然生態和環境保護力度，強化資源管理，建立了節能降耗、污染減排的統計監測及考核體系和相關制度。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寫入黨章、寫入憲法，生態保護紅線列入環境保護法，生態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相繼出臺《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制定了40多項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改革方案，從總體目標、基本理念、主要原則、重點任務、制度保障等方面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全面系統部署安排。

　　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自然資源資産離任審計、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制度出臺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逐步健全，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生態環境監測數據品質管理、排污許可、河（湖）長制、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環境治理制度加快推進，綠色金融改革、自然資源資産負債表編制、環境保護稅開徵、生態保護補償等環境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進展順利。

　　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近年來，杭州市推進改善生態環境、優化空間佈局、發展生態經濟、培育生態文化、健全生態制度各項工作，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轉化為生動的現實。2005年5月1日，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正式開園。西溪濕地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典範和樣板，不但引領了中國濕地保護的潮流，還成為“美麗中國”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實踐基地。圖為西溪濕地。 視覺中國供圖

　　最嚴格的生態環保制度實施以來，制度執行的力度不斷加大。中央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是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項重大改革舉措和制度安排。

　　從2015年底試點到2018年，第一輪督察累計解決群眾身邊的生態環境問題15萬多個，解決了比較大的生態環境問題2100多個。2018年中央環保督察組對20個省（區）開展“回頭看”。問責風暴席捲全國，問責1萬餘人。2019年，第二輪督察再次開展。

　　觸目驚心的祁連山生態破壞案例就是在生態環境保護督察中發現的。

　　祁連山曾經自然生態系統多樣，野生生物資源豐富。然而，多年來先後經歷了森林採伐、礦山探採、小水電開發、旅遊設施建設等大規模開發，以致不同程度出現氣候乾旱、雪線上升、草原退化等現象，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2017年7月，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受到中央通報批評，“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徹底”，“在立法層面為破壞生態行為‘放水’”，“不作為、亂作為，監管層層失守”，“不擔當、不碰硬，整改落實不力”……措辭嚴厲，一針見血，百名領導幹部被嚴肅問責。這一案例的極大震懾作用在新中國生態環保史上是空前的。祁連山加強整改，到2019年初，保護區內144宗礦業權分類退出，水電站生態流量得到落實，林草“一地兩證”問題全面解決，祁連山生態環境整治效果初現。

　　生態治理歷史性轉折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不能一邊宣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邊生態環境品質仍然很差，這樣人民不會認可，也經不起歷史檢驗。”2018年5月18日，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全國人民，“不管有多麼艱難，都不可猶豫、不能退縮，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勇氣、攻城拔寨的拼勁，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突飛猛進，但在具體實踐中，不少地區因為沒有處理好經濟建設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關係，一度走過“先污染、後治理”、“邊污染、邊治理”的彎路，經濟增長方式過於粗放，能源資源消耗過快，資源支撐不住，環境容納不下，社會承受不起，發展難以為繼。

　　習近平總書記發出警示，“如果仍是粗放發展，即使實現了國內生産總值翻一番的目標，那污染又會是一種什麼情況？屆時資源環境恐怕完全承載不了。經濟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強烈的不滿情緒上來了，那是什麼形勢？所以，我們不能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僅僅作為經濟問題。這裡面有很大的政治。”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對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作出了全面部署。污染防治攻堅戰的號角強勁吹響，水、大氣、土壤等各方面各領域的污染防治行動全面鋪開。

　　水污染防治穩步推進，防治力度不斷加大。國家陸續頒布了《水污染防治法》、《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地表水環境品質標準》等一系列法規和標準，發佈《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水十條”），出臺《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16—2020年）》……水陸統籌、河海兼顧，系統推進水污染防治、水生態保護和水資源管理。

　　大氣污染防治提速發力，藍天保衛戰成效顯著。力挽狂瀾式的大氣污染防治故事，人們有目共睹。針對我國出現的長時間大範圍重污染天氣，2013年國務院出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大氣十條”），提出大氣污染防治的總體要求、奮鬥目標和政策舉措；2018年接續制定發佈了《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成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領導小組，建立了汾渭平原、長三角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通過這些工作機制，迅速確定了頂層設計和治理格局。通過産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用地結構的調整優化，大氣污染治理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土壤污染防治逐步開展，凈土保衛戰穩步推進。70年來，我國已多次開展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土地利用現狀調查等。2016年國務院印發《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土十條”），成為我國土壤污染治理的首個綱領性文件。之後，又陸續出臺了《污染地塊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農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工礦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等政策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法》推進土壤污染綜合防治先行區建設，實施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技術應用試點項目，讓土壤污染治理有了明確的法律保障。我國已初步形成由《土壤環境品質標準》、《食用農産品産地環境品質評價標準》等組成的土壤污染防治技術標準框架。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和標準的制定，讓土壤污染防治進入兼顧保障土壤品質和控制環境風險的新階段。

　　涼水河，曾是北京南城最大的污水排放地，因有污水直排河流受到污染，被市民稱為“臭水河”。2013年，涼水河綜合治理正式啟動，經過黑臭水體治理、留白增綠，污染多年的涼水河正在復蘇：水變清了，河岸變美了，一條條濱河步道、一座座濱河公園，給周邊群眾滿滿的獲得感。上圖：治理後的涼水河（劉新武/攝）；下圖：治理前的涼水河（新華社資料照片）。

　　70年來，我國污染防治措施持續加強，投入呈現跨越式增長。上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每年為25億—30億元，到80年代末期年度投資總額超過100億元，“九五”期末投資總額達到1010億元，佔同期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首次突破1%。2017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9539億元，比2001年增長7.2倍，年均增長14.0%。

　　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前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氣候經濟學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蘭克喬佐在英國《衛報》撰文稱，“十幾年前，拿中國碳排放增加説事還相當流行，但是現在中國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太大的變化，在很多方面，中國採取的環境保護措施已經超過遠遠落後的澳大利亞和美國。”

　　生態成就歷史性變革

　　70年來，我國堅持生態保護與污染治理並重，實施了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態保護工程，推動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開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性生態保護修復，開展了國土綠化行動，不斷築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顯著提升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品質。我國生態狀況實現了由局部改善到總體改善的歷史性轉折，中華家園日益美麗動人，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

　　長江是湖北省經濟發展的“黃金主軸”。目前，湖北省正以系統性舉措推進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修復，實施長江防護林建設、水土流失治理、河湖濕地保護等一批生態重點工程，優化長江生態環境，持續改善長江水質，積極探索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路徑，著力打造一條全新的綠色生態廊道，築牢長江中游重要“生態屏障”。圖為無人機拍攝的湖北省武漢市東湖綠道。 新華社記者 肖藝九/攝

　　在森林覆蓋率上，已經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僅約8%提高到目前的22.96%，森林蓄積量達到175.6億立方米，成為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自然濕地保護率提高到49.03%，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讚譽；全國沙化土地由上世紀末年均擴展3436平方公里，轉變為目前年均縮減1980平方公里，成為全球防治荒漠化成效最顯著的國家。2019年2月11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局發佈的衛星數據顯示，中國新增植被覆蓋面積約佔全球新增總量的25%，居全球首位。

　　在水體治理上，全國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不斷提升，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持續下降，大江大河干流水質穩步改善。2018年，全國地表水1935個水質斷面（點位）中，Ⅰ—Ⅲ類比例為71.0%，比2016年上升3.2個百分點；劣Ⅴ類比例為6.7%，比2016年下降1.9個百分點；全國近岸海域417個海水水質監測點中，達到國家一、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的監測點佔74.6%，比2016年上升1.2個百分點。

　　在污染防治上，污染防治方式不斷創新，領域不斷拓展，力度不斷加大。2005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比2000年增長27.8%達到高點，但2010年迅速得以扭轉，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比2005年分別下降14.3%和12.5%，超額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2015年，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又分別比2010年下降18.0%和12.9%，均超額完成排放總量控制目標。2018年，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分別比2017年繼續下降6.7%和3.1%……通過大力推進工程減排、結構減排和管理減排三大措施，污染物減排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在大氣治理上，從2013年“大氣十條”實施到2018年，僅僅6年時間，第一批開展PM2.5監測的74個重點城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了41.7%。近兩三年尤其明顯，2017年同比下降20.5%，2018年同比下降12.1%，2019年1—8月份同比下降14.3%。2018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79.3%。北京自從2013年9月出臺《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之後，正式向霧霾宣戰。經過一系列治理，到2018年，PM2.5年平均濃度為51微克/立方米，較2013年下降42.7%。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52年倫敦霧霾事件後，英國政府付出了30年左右的時間，才摘掉了倫敦“霧都”的帽子；1943年美國洛杉磯霧霾大爆發，直到64年後的2007年洛杉磯空氣才達到清潔標準；上世紀60年代因“四日市公害”事件日本開始治理空氣中的硫氧化物，從1975年的50微克/立方米減少到2010年的21微克/立方米，前後用了35年時間……

　　無論是與自己比，還是與其他國家比，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生態治理的重視程度之高、治理力度之大、環境品質改善速度之快，都很難找到先例。

　　中國綠色發展的道路吸引著世界目光，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2013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第27次理事會將來自中國的生態文明理念寫入決議案。3年後，專門發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充分認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世界意義。

　　2015年11月，習近平主席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大會，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的重要演講，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智慧和擔當。12月，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經過艱難博弈後正式簽署。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這樣評價：中國在推動《巴黎協定》達成上作出了歷史性的突出貢獻。中國一如既往地做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的“行動派”，用知難而進、率先垂范的擔當，傳播中國理念，引領前行方向。

　　回首往昔，新中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就何其輝煌。展望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征程何等壯麗。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指引，中國的生態文明之路必定會越走越堅實，越走越寬廣。一幅綠水青山、鳥語花香的美麗中國新畫卷，正在全面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