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堅守鑄就民族的鋼鐵脊梁——來自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蹲點報告

　　新華社成都5月8日電題：用堅守鑄就民族的鋼鐵脊梁——來自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蹲點報告

　　新華社記者任硌、李華梁、袁波

　　“我願意！”這是楊永輝研究員20年前入職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時的堅定回答。

　　簡單三個字背後，是幾乎與外界隔絕、甚至略顯清苦的工作環境，是即使取得重大突破也幾乎無法發表論文的科研現實。但同時，這三個字背後，也有自己參與研製的“國之重器”駛過天安門時的喜悅，和“為國家做了點事”的自豪。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物院）是國家計劃單列的我國唯一的核武器研製生産單位。該院主體目前位於四川綿陽，大量像楊永輝一樣的科研工作者在此工作生活。記者近日走進這個略顯神秘的地方，追尋跨越了六十餘年的精神傳承。

　　堅守清苦生活

　　中物院創建於1958年，經歷過三次基地變遷，1962年開始從北京遷往青海221廠核武器研製基地，1969年遷往四川“九〇二”地區，1990年開始向四川綿陽科學城調整搬遷。

　　90歲的核化學與化工專家傅依備院士告訴記者：“在青海時，基地位於海拔3200米的高原牧區，最低溫度達零下四十攝氏度，一年內有八九個月要穿棉衣。”

　　遷往川北“九〇二”地區後，雖然風沙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條件依然艱苦。“本身盆地出太陽就少，再加上辦公地旁都是高山，就算能看到太陽也僅僅是中午那麼一兩個小時。”傅依備説。

　　“不少人來院工作時甚至一開始都不知道辦公地點在哪。”長期從事高功率固體鐳射技術研究的魏曉峰研究員説，“當時拿著派遣證報到以後，就坐班車去工作的地方，越走越荒涼，越走心越涼，眼淚在眼眶裏直打轉。”

　　在魏曉峰的辦公場所入口，貼著一幅標語：“成功才是硬道理”。他解釋説：“工作以後我很快意識到，我們的工作對國家安全太重要了，必須成功，而且需要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這也是讓我留在這裡工作的重要原因。”

　　中物院搬遷到綿陽後，自然環境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與一些發達地區相比仍有差距，而且極端嚴格的保密要求讓科研人員與外界的聯繫渠道大大減少。比如，進入中物院辦公場所前，手機必須寄存入櫃，這讓一些年輕人最初很不適應。

　　26歲的程偉平來自廣東，剛剛工作不到4年時間，已經成為中物院某研究所一線班組長，所裏最大的一台龍門加工中心由他操作。與在家鄉工作的同學比，他坦言自己的工作生活簡直可以用“清心寡欲”來形容。

　　“我們的職責就是把科研人員的技術設想變為現實中的一個個部件。”程偉平説，“最初我也會問自己，為什麼要在這裡工作，要過這樣的生活？但後來發現，必須‘清心寡欲’，我才能夠在工作中更加專注，畢竟我們是整個流程的最後一環，必須確保能夠保質保量完成加工的任務。”

　　堅守科研底色

　　“兩彈元勳”鄧稼先曾任中物院院長，在他位於綿陽梓潼的舊居的墻上，一份裝裱起來的手書格外顯眼，其內容是對一份報告的修改建議。

　　1986年3月，身患癌症的鄧稼先已極度虛弱，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盡頭，依然強忍化療帶來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幾位科學家多次商議起草報告，提出加快核子試驗步伐的戰略建議。

　　鄧稼先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依然心繫祖國，再次詮釋了“以身許國”這四個字的含義。

　　“對國家高度負責，對科研極端嚴謹，是我們工作的‘底色’。”中物院某研究所某室主任孫光愛説。

　　39歲的孫光愛自從碩士畢業就在中物院從事中子散射技術與應用的研究，他所負責的中子散射科研平臺是我國首個正式運作的綜合性中子科學平臺，入選“2013-2015年度中國十大核科技進展”。

　　孫光愛介紹説：“從蛋白質三維結構的測定，到飛機螺旋槳葉片裂痕的探測，從材料性能的檢測到物質磁性的研究，中子散射科研手段在前沿基礎科學、國防科研和核能開發等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但過去，我國科學家只能借助於國外的科研平臺，用‘別人的眼睛’認識我們的研究對象，不僅科研成本高，對於航空發動機研製等尖端科研還造成了嚴重限制。”

　　最初調試時，孫光愛和同事24小時連軸轉，用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國外同行通常需要半年時間的單臺裝置調試工作。“我們效率提高一些，國家就能多做一些實驗。”他説。

　　陳行行是中物院某研究所的一名特聘技師。曾有一次任務，需要他用比頭髮絲還細的刀頭，在直徑不到2釐米的圓盤上打出36個小孔，其難度相當於“用繡花針給老鼠種睫毛”，但陳行行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兒，多次修改編程、摸索嘗試後，終於攻克難題。

　　29歲的他剛剛榮膺2018年“大國工匠年度人物”。“我們工作，為的是讓國家在國際上説話有分量，站著腰桿能硬。雖然我只是一顆小螺絲釘，但心裏仍然非常自豪。”陳行行説。

　　堅守精神高地

　　成就一番事業，是需要一點精神的。

　　曾任中物院副院長的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在英國獲得兩個博士學位，被稱為“第一個在英國獲得教授職稱的中國人”。有人問他為什麼回來？他説：“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獲得2014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于敏也曾在中物院擔任副院長，在原子核理論研究的巔峰時期，他毅然服從國家需要，改變專業方向，在我國氫彈、中子彈的突破以及新一代核武器的發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貢獻。他曾直言：“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決不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樸素的民族感情、愛國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動力。”

　　“鑄國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中物院提煉出的核心價值觀。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物院原副院長杜祥琬看來，這種價值觀凝聚了大家，成為克服各種困難的精神支柱。

　　在中物院，老一輩科學家幾十年來將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了國家的核武器事業，他們還言傳身教，讓“兩彈一星”精神不斷傳承，發揚光大。

　　在孫光愛看來，在普通的公司或者一般意義上的科研機構工作，回報是即時反饋的，在中物院工作，很多時候這個反饋週期很長，但這種反饋最終呈現出來的是個人夢想和國家需求的完美結合。

　　中物院的科研人員大多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都頗有造詣，在大城市找份高薪工作並不難。談起最初來中物院的原因，答案五花八門，“我男朋友在這裡工作”“本來要去外企，我爸讓我再考慮考慮”“得知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轟炸後氣憤難當，決定投身國防事業”……但談起為何最終留下，大家的答案卻無不透露著對這份事業的拳拳之心。

　　“‘兩彈一星’精神其實在我看來就是三個字：我願意，這也是我最初入職時説的最多的三個字。”曾獲中物院鄧稼先青年科技獎、如今已是中物院某所副所長的楊永輝説，“這份工作需要個人和家庭都作出很多犧牲，願意留下，其實就是最大的認同。”

　　“進入新時代，要走好事業發展的新長征，必須要有一支能打勝仗的攻堅隊伍，有一種風清氣正的良好氛圍，更要有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中物院黨委書記杭義洪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