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李生龍：促進 “三治”融合，健全鄉村治理體系

　　【《法律與生活》雜誌社記者盛學友 報道】3月4日晚上，在民革界別入駐的北京鐵道大廈，全國政協委員、民革重慶市委會副主委、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生龍，不顧白天的疲勞，接受了本刊記者獨家專訪，聊起了他今年提交的關於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的提案情況。

　　聊的過程中，本刊記者一下子被他的“三治”融合理論的這個新提法吸引住了：“自治引領、法治保障、德治感化，通過‘三治’融合，最終實現良法善治！”

　　已經是半夜時分了，採訪者與被採訪者也都沒有感到絲毫困意。

　　通過“三治”融合實現良法善治

　　“‘三治’融合的含義什麼？什麼情況下提出‘三治’融合這個觀點的？‘三治’融合、良法善治與鄉村治理及依法治國有何內在邏輯？”本刊記者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李生龍委員從路徑、目的、終極價值取向三個方面向本刊記者進行了釋疑解惑。

　　首先，“三治”融合給出了鄉村治理體系的構建路徑。

　　“三治”融合的含義是：

　　自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基礎，我國實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是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鄉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發廣大農民的積極性；

　　法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保障，鄉村治理必須實現法治化，自治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德治則是鄉村治理的支撐，有利於提升自治與法治的效能，提高鄉村治理的水準和品質。

　　其次，“三治”融合目的，是為了實現鄉村的良法善治。

　　良法善治本身是一種多元治理、和諧治理的社會形態，“三治”融合的治理思路是基於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結構樣態、發展狀況、鄉村公共事務複雜多元化等特點提出的，符合中國國情特點的新型鄉村治理體系，與多元共治的良法善治目標相契合。“三治”融合能夠激活鄉村治理主體的協同力、融合力和創造力，發揮法治與德治正向價值，最大限度地包容、化解鄉村治理中的矛盾與衝突，實現涵養人格美德、凈化文明鄉風、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安定有序的良法善治目標。

　　再次，通過‘三治’融合實現良法善治，終極價值取向是全面實現依法治國。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也在基層。鄉村法治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石，建設‘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能夠實現鄉村的和諧穩定、長治久安、永續發展，有了鄉村的良法善治，鄉村法治才有了基本保障，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李生龍委員告訴本刊記者：“三自融合一一良法善治一一全面依法治國，是循序漸進、層層遞進的一個邏輯關係。”

　　走訪調研鄉村治理困境

　　李生龍委員多次回到家鄉，與家鄉老百姓聊天交流，了解村民對完善鄉村治理體系的迫切需要。實地考察走訪重慶部分鄉村，與鄉村基層幹部交流，深入了解當前鄉村治理體系存在的問題、困境。

　　在走訪調研的過程中，李生龍委員發現，健全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石，但當前鄉村治理實踐落後於鄉村振興的需求。

　　同時，由於現有鄉村治理的頂層設計不完善、體制機制不健全、不同治理主體之間利益衝突，鄉村治理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村級組織事務處理能力弱化，村民自治參與度低；基層幹部群眾法治意識不強，鄉村法治生態欠佳；傳統鄉土文化斷層，道德倫理約束式微”。

　　李生龍委員調研後認為，針對鄉村治理體系中的問題，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探索符合國情的治理模式，促成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相互銜接和補充，實現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破解“三農”發展瓶頸，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美麗鄉村。

　　鄉村治理三方面問題凸顯

　　健全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完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石。李生龍委員調研後認為，我國鄉村治理滯後於鄉村發展，已成為制約“三農”發展的瓶頸，新形勢下鄉村治理問題凸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村級組織事務處理能力弱化，村民自治參與度低。鄉村治理事務仍主要依賴上級黨委政府，現有的自治機制中，村務自我管理、村民自主服務、村民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村民參與自治事務少，對村自治組織缺乏信任感。

　　二、基層幹部群眾法治意識不強，鄉村法治生態欠佳。留守鄉村的“老弱”人群，文化素養與法治意識欠缺，“能人”與“賢人”缺位，村務監督功能喪失。部分村一級組織被惡勢力或“村霸”掌控，涉黑涉惡事件時有發生，少數幹部獨斷專行、假公濟私、濫用職權，惡化了鄉村治理的法治環境。

　　三、傳統鄉土文化斷層，道德倫理約束式微。以宗族觀念、鄉村習俗、村規民約為基礎的傳統文化受到市場經濟“利益至上”等價值觀念衝擊，鄉土秩序傳承日漸中斷，傳統道德和倫理觀念的約束力漸失，村級組織自主解決糾紛的能力弱化。

　　“三治”融合四點建議

　　李生龍委員告訴本刊記者，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包括今年在內至今發佈了16個關乎“三農”發展的中央一號文件，“足見黨中央、國務院對鄉村振興空前的高度重視”。

　　黨的十九大也為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提供了綱領性指引，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應有效發揮自治的引領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感化作用，在“三治”並舉的基礎上，促成“三治”相輔相成、融會貫通，實現鄉村善治。

　　將“三治”融合發展、整體推進作為良法善治的抓手、路徑或者方法，最終實現鄉村振興、依法治國的終極價值目標。

　　為此，李生龍委員提出四點建議：

　　一、強化黨委政府領導，凝聚各方力量為“三治”融合築基。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通過派駐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等形式，發揮基層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整合現代鄉賢和宗族力量，使其以文化道德力量教化鄉民，增強鄉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鼓勵、支援和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作用，擴大其在鄉村建設、公共服務、矛盾化解等方面的參與度，厚植鄉村社會治理根基。

　　二、強化自治的引領作用，以自治促進法治與德治相容互濟。加強規範有序、自主創新、充滿活力的鄉村基層治理體系建設，引導鄉村治理重心下移，激發村民主人翁意識，凸顯“三治”融合的主體價值。尊重村民自主判斷，在法律規則普適性與鄉村需求差異性之間尋找結合點，制定符合鄉情民意的治理規範，促成傳統道德與現代法治的有序接軌、規則治理與鄉規民約的交融互通，增強法治的接受度。關注村民的倫理認同與道德共識，根據村民認可的道德規範和風俗習慣提煉村規民約，促進村民對德治的認同和自覺信守。

　　三、堅持法治的保障作用，以法治保障自治與德治健康發展。強化法律在保護農民權益、維護鄉村秩序、化解矛盾糾紛等方面的權威，促使“三治”融合有法可依、有據可循。以規則指引鄉村治理實踐，培育村民規則意識和法律信仰；發揮法律對公權力的監督制約功能，加強自治主體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開展工作的能力。以法律的強制約束力為保障，為鄉村德治發揮作用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抑制傳統道德文化中的消極因素，讓德治在法治框架內充分助力。

　　四、注重德治的感化作用，以德治助推自治和法治平穩運作。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引重塑鄉村道德秩序，大力培育“三治”融合文化基因，為厲行自治和法治提供情感基礎。注重優秀傳統道德“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感化作用，營造鄉村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的德治氛圍，提升村民道德水準與自治能力。弘揚德治的正向價值，發揮道德內在的浸潤、規範、約束作用，培養遵規守矩、崇德尚法的文明鄉風，降低法治的實施成本，推動鄉村良法善治行穩致遠。

　　“自治引領、法治保障、德治感化，通過‘三治’融合發展、整體推進，最終實現良法善治。”李生龍委員最後再次強調説：“其中，‘三治’的融合發展、整體推進十分重要，‘三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相互依撐、缺一不可。”

　　採訪結束後，本刊記者覺得，李生龍委員的“三治”融合實現良法善治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的這個提案，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依法治國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