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施策攻克深度貧困——地方兩會代表委員談打好脫貧攻堅戰

　　新華社北京1月31日電  題:精準施策攻克深度貧困——地方兩會代表委員談打好脫貧攻堅戰 

　　新華社記者

　　在近期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成為高頻詞彙,代表委員圍繞脫貧攻堅熱點問題建言獻策。

　　貧困正在中國版圖上退縮 

　　2012年底,我國有貧困人口9899萬人,到2017年底剩餘貧困人口在3000萬左右,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在近日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各地紛紛曬出過去5年的反貧困“成績單”。

　　甘肅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5年來,甘肅省農村貧困人口由2012年底的692萬人減少到189萬人,貧困地區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預計年均增長13.1%,高於全省平均水準2.7個百分點。

　　湖南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5年湖南減少農村貧困人口551萬,貧困發生率由13.43%下降到3.86%。

　　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5年,山西省貧困地區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由3967元增加到7330元,年均增長13.1%;全省累計退出4800個貧困村,275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3.6%下降到3.9%。

　　山西省中陽縣南曲村是呂梁山深處的一個小山村,由於自然條件較差,基礎設施薄弱,發展後勁不足等,這裡曾經是典型的貧困村。

　　山西省人大代表、南曲村黨支部書記王計有説:“我們村立足本地特色,選準核桃經濟林和生態林作為發展産業的突破口,累計投入扶貧資金60余萬元,栽種核桃樹3200畝,現在每年核桃的産量達到30多萬斤,僅核桃一項便能實現全村每人平均增收3020元。如今,我們村不僅脫了貧,還成了遠近聞名的示範村。”

　　記者梳理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發現,2017年全國有100個左右的貧困縣實現脫貧,預計2018年還會有300個以上貧困縣脫貧摘帽。貧困,正在各地的版圖上退縮。

　　攻克深度貧困“硬骨頭” 

　　脫貧攻堅戰是一場鎖定目標、任務和時間的硬仗,攻堅深度貧困更是難中之難,關乎全局、決定成敗。

　　一些代表委員提出,當前我國貧困發生率大幅降低,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就要“瞄準”最貧困的鄉村、最困難的群體、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鄉鎮有3個深度貧困村,分別是龍溪村、觀背村、高興村。劃定深度貧困村,是補齊扶貧工作最短短板的首要前提。有了精準範圍,才能集中發力。”江西省人大代表、于都縣仙下鄉石坑村村委會主任助理王偉華説,産業扶貧事關貧困戶的“錢袋子”,應繼續加大對農村産業發展、就業培訓等的扶持力度,為貧困戶創造産業收入、就業收入。

　　河南省人大代表、淅川縣縣長楊紅忠説,淅川是河南省4個深度貧困縣之一,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淅川縣所有扶貧産業走“區域化佈局、産業化經營、規模化發展”路線,短線發展短平快項目,中線發展經濟林果,長線發展生態旅遊;同時抓好光伏和電商扶貧,確保每個貧困戶都有兩個以上增收項目。

　　“將深度貧困地區這個最堅固的‘堡壘’攻下來了,就取得了脫貧攻堅這場硬仗的關鍵性、決定性勝利。今後,在攻堅方式上,要從全面推進幫扶向更加注重深度貧困地區攻堅轉變。當然,全面小康不能落下一戶一人,要把傾斜深度貧困地區、特殊貧困人口同解決其他類型貧困統籌起來,確保不留‘死角’。”甘肅省政協委員、省扶貧辦主任任燕順説。

　　精準施策夯實脫貧基礎 

　　隨著脫貧攻堅戰的深入,一些貧困地區實現了脫貧摘帽。一些代表委員建議做好貧困戶退出之後的繼續幫扶、監管和鞏固提升工作,完善“短期脫貧、長久致富”的幫扶機制,實現脫貧不脫政策,摘帽不摘監管。

　　遼寧省人大代表、錦州市義縣七里河村黨支部書記畢存仁説:“我們村成立了花卉種植專業合作社,帶領貧困戶抱團開拓市場,148戶貧困戶現在已全部脫貧。下一步的關鍵是怎麼杜絕返貧,我們2018年打算再擴建花棚冷棚20個、暖棚15個,把合作社做大做強,鞏固扶貧成果,讓更多群眾致富增收。”

　　山西省政協委員王亦認為,解決好貧困地區的區域性整體脫貧問題,一方面要積極對接市場需求,尋求發展壯大符合當地實際的特色産業,推動貧困人口依靠産業發展脫貧致富;另一方面要充分整合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資源,建立政府、企業、貧困群眾共同參與、風險共擔的綜合發展機制。

　　湖北省政協委員、黃岡市扶貧辦主任方榮建議,要堅持扶貧與扶智、扶志相結合,在鼓勵市場主體以産業帶動就業的同時,積極開展針對貧困戶的技能培訓,創業指導,激發內生發展動力,提升自我造血能力,實現持續增收脫貧。

　　疾病是人民群眾脫貧致富路上的一大攔路虎。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委員茹小俠説,建議將那些大病返貧或者致貧的家庭重新及時納入建檔立卡戶,切實解決群眾因病返貧問題。(執筆記者 王飛航,參與記者 王衡、史林靜、林浩、張玉潔、楊穩璽、鄒明仲、梁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