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考核環境權重首超GDP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12月印發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要求，在《綠色發展指標體系》中，資源利用權重佔29.3%，環境治理權重佔16.5%，環境品質權重佔19.3%，生態保護指標權重佔16.5%，增長品質權重佔9.2%，綠色生活權重佔9.2%。

　　GDP增長品質權重不到資源利用、環境品質權重的一半，佔全部考核權重不到10%。

　　新年伊始，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近期印發的多個涉及到生態文明指標的考核的辦法，對生態環境品質等體現人民獲得感的指標賦予很高的分值和權重，今年將加大力度抓好實施。

　　在這些考核指標中，GDP(國內生産總值)的權重遠遠低於環境等指標，此舉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發生根本性變化。

　　西部邊陲實施

　　環保優先評價

　　“上天把世界上最美的藍給了愛琴海，把最美的綠留給了昭蘇”，“在昭蘇，只要抬頭看，看到的總是一幅畫； 只要側耳聽，聽到的總是一首歌”。新疆昭蘇給人印象最深的當數生態：這裡有最原始的千萬畝高原草場，百萬畝油菜花海，十萬匹奔騰的伊犁馬。昭蘇縣委書記張剛一見面，就給本報記者描述了該縣的一幅美好生態圖。

　　早在2011年，新疆多地已開始弱化GDP考核，先行試點“生態保護優先評價”。據悉，從2011年起，博爾塔拉州就不再對溫泉縣考核GDP，實行生態保護優先評價。之後，溫泉縣整合重組了有色金屬礦權，先後關閉了硅錳冶煉廠等一批不符合環境評價要求的企業，制止了亂採濫挖等行為，同時提出要立足生態打造旅遊勝地的目標。

　　中國50個重要生態功能區之一的新疆伊犁州，從2012年開始，弱化其特克斯縣和昭蘇縣的GDP指標考核，突出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指標考核。該州一名官員表示，這次調整考核導向為伊犁州各縣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重綠色GDP起到導向作用。之後，兩縣隨之調整了發展方向，開始大力發展旅遊文化産業、有機生態農業、畜牧業等。如特克斯縣舉辦了“天山武林大會”，昭蘇縣舉辦了“天馬旅遊節”，僅這兩個節慶就帶動了當地旅遊收入的大幅增長。

　　在部分縣弱化和取消GDP考核指標的同時，新疆還試點下調了貧困縣的GDP考核指標。2010年，塔城地區主動下調了貧困縣裕民縣的GDP考核目標，轉而為裕民縣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生態經濟指明瞭方向。下調當年，裕民縣的工業增加值從1億元下降到了6000萬元。但是，裕民縣卻重點打造了“裕民山花節”，目前該節慶已升格為新疆區級旅遊盛會，吸引著眾多遊客慕名前來，帶動當地旅遊業的大發展。

　　新春時節，新疆巴裏坤哈薩克族自治縣縣長葉爾江胡斯滿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介紹，由於幹部隊伍實行了生態保護優先評價，巴裏坤縣紮實開展生態城市、生態社區、生態農村、生態牧區、生態家庭、生態機關、生態學校、生態企業、生態軍營、生態景區、生態園區等生態創建活動，實施“青山、綠水、藍天、凈土”四大工程，縣域生態環境持續轉好，成為西部邊陲典型的具有歐洲風格的天然避暑勝地和度假天堂。

　　一把手當河長

　　方便群眾監督

　　2017年2月11日清晨，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新獅街道沙溪村薄霧籠罩，村委會主任邵偉鑫沿著村旁的通園溪走走停停、仔細巡河。作為通園溪沙溪村段的村級河長，定期巡河是他的規定動作。他説：“每天來走一走，看到溪水清了，河面無垃圾漂浮物了，心裏才踏實。”

　　通園溪是流經市區一支重要水脈，發源於北山，向南穿城而過，最後匯入婺江，一度淪為“黑臭河”。為整治通園溪，金華市、區兩級領導擔任河長，動員轄區幹部群眾清淤疏浚河道，清理河面垃圾，實施截污納管，並開展河道生態治理，部分村鎮還對河岸進行綠化護坡。前不久經過檢測，通園溪水質由原來的劣Ⅴ類提升到III類，治水成效斐然，昔日“黑臭河”終於摘帽。

　　2月10日，陜西省河長制啟動暨無定河綜合治理動員大會舉行。即日起，陜西省全面推行河長制。陜西省委書記婁勤儉、省長胡和平任總河長，8位省領導擔任渭河、漢江、丹江、涇河、延河、渭河西安段及昆明池、北洛河、黃河陜西段的河長。

　　上海2017年底前將實現全市河湖河長制全覆蓋。按照分級管理、屬地負責原則，上海建立了市、區、街鎮三級河長體系，其中，市政府主要領導擔任市總河長，市政府分管領導擔任市副總河長；各區區委書記擔任區第一總河長，區長擔任區總河長。

　　水利部近日印發全面推行河長制工作督導檢查制度，將在2017年和2018年進行四次督導檢查。該制度明確督導檢查內容主要為河湖分級名錄確定、工作方案制定、組織體系建設、制度建立和執行等情況以及河長制主要任務實施和整改落實情況。

　　業內專家認為，中國推行河長制，擔任河長的都是當地一把手，又有群眾的有力監督著，他們一定會造福千家萬戶。

　　“環保約談”給

　　官員上緊箍咒

　　隨著“大氣十條”終考臨近，2016年以來，環保部不止一次因大氣污染防治不力約談地方政府。2016年4月，環保部約談了山西長治、安徽安慶、山東濟寧、河南商丘、陜西咸陽5地政府負責人。通報顯示，這5個城市普遍存在一季度大氣主要污染物濃度不降反升、企業環境違法、面源污染普遍存在等突出問題。

　　進入2017年，環保部1月19日對山西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人進行了約談，原因是“2016年空氣品質六項監測指標不降反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同比增加31天，大氣環境品質連續兩年呈現惡化趨勢”。

　　《浙江省環境保護廳約談暫行辦法》日前出臺，“被中央媒體曝光或省級媒體曝光後，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做出批示的；被環保部、環保廳掛牌督辦逾期未能解挂的”等八種情形被列入約談範圍。

　　“深感不安，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針氈，接受約談，正視問題……”臨汾市市長劉予強在約談會上如此表態。這是檢討，更是承諾。

　　環保約談看似只是動口，實則不然，約談與問責密切相關。環保部發佈數據顯示，2016年第二批7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自11月24日起陸續實現督察進駐，截至12月5日，共立案處罰295家，拘留18人，約談問責275人。2015年河南駐馬店市政府負責人被環保部約談，該市對7名政府責任人員做出免職、警告的處理。

　　環保部門是帶著問題清單約談，對著整改帳單提要求。每次約談通常會提出，環境品質“只能更好，不能變壞”，必須整改到位。為保證整改到位，環保部必定要動真格。仍以對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人約談為例，環保部暫停了臨汾市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民生及節能減排項目除外)，並要求山西省環保廳以及臨汾市縣兩級環保部門同步執行。如此動真格，意味著約談絕非走過場，整改必須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