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銳：深刻認識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喪失的教訓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是社會主義制度價值的充分體現，是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並最終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依據和判斷標準。十月革命勝利以後，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並在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展現出旺盛生機和活力。然而，蘇聯自 20世紀70年代以後社會主義建設進展緩慢，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逐步流失。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的改革由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演變為全面否定社會主義，由此導致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最後，不僅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喪失殆盡，而且社會主義大廈也完全坍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喪失的教訓，為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搞好社會主義建設、提升制度優勢敲響了歷史的警鐘。

　　一、意識形態從僵化保守到蛻變變質，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失去了理論基礎

　　維護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鞏固具有重大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強調要把理論看作是“行動的指南”，不能把理論當教條，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去“裁剪現實”。但赫魯曉夫上臺後，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徹底否定了史達林，提出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企圖改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蘇共的宗旨。勃列日涅夫執政後，雖然把蘇聯重新拉回到了社會主義的軌道，但由於蘇共長期以來形成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和僵化的理解，所以很難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和創新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僵化保守，造成了理論上無法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更談不上用創新理論正確地回答現實遇到的問題，理論的説服力必然降低。在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中一些黨員幹部和群眾逐漸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信心。同時，由於蘇共領導人在對待思想文化、科學技術領域的一些觀點和爭論上採取了無限上綱、簡單粗暴的做法，把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相混淆，用權力壓理、壓人，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嚴重壓制了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生機與活力。結果是知識分子思想沉悶，政治消極，甚至對社會主義制度心生不滿，這也為西方敵對勢力攻擊共産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搞“意識形態壟斷” “思想禁錮”提供了口實。

　　戈巴契夫的領導則完全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認為，世界範圍內的階級矛盾、階級對抗消失了，與這樣一個時代相適應，社會主義必須與階級鬥爭、無産階級專政“徹底決裂”，必須重新評價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社會理論。戈巴契夫的改革從推行所謂公開性、民主化和輿論多元化開始，並逐漸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所謂的團結和睦代替積極的思想鬥爭，使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在蘇聯迅速氾濫起來，最終徹底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蘇聯社會主義引向了歧途。

　　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是立黨立國的一條基本原則，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還必須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創新。在科學研究、思想認識方面，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區分不同矛盾的性質，允許各種思想觀點在實事求是的討論、辯論和批評鬥爭中深化認識，統一思想。此外，必須堅持在全黨、全社會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大眾化，不斷夯實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得以發揮的思想理論基礎。

　　二、體制改革偏離正確方向，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失去了制度支撐

　　辯證地看，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是在特定時代條件下形成的，這種體制在初期是基本適應生産力發展要求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體制弊端日益顯現，儘管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等蘇聯領導人嘗試改革這種體制，但是因為沒能找準 “病根”，開出的“藥方”自然也就不能解決問題，以致問題越積越多，成為社會生産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障礙。戈巴契夫上臺後從解決國家面臨的危機、推動國家發展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但這一改革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戈巴契夫有意混淆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體制的區別，認為改革就是對蘇聯社會主義大廈的改造，就是要從權勢官僚體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過渡。

　　1988年6月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後，各種反黨勢力集結起來，使改革的方向進一步轉變。一是思想理論界借全盤否定史達林以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傾向佔了上風。從否定大清洗運動到否定社會主義工業化，乃至到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把歷經千辛萬苦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稱為“變形的社會主義” “異化的社會主義”，拋出 “蘇聯歷史上還沒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蘇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等種種論調。二是各種反黨“非正式組織”迅速發展，削弱直至否定蘇共的領導。1987年底，各類“非正式組織”3萬多個，到1989年2月，發展到了6萬多個，成員有一部分是共産黨員。尤其是“跨地區代表團”的成立，標誌著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在蘇聯議會中出現，非正式組織的發展已經不可遏制，蘇共走向了分裂的不歸路。三是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崛起，蘇聯最終走向解體。波羅的海三國以及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然、喬治亞的群眾性組織，利用民族情緒鼓吹民族獨立，反蘇反共。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民族衝突也愈演愈烈，局勢日漸失控，蘇聯走向解體。四是在黨內外激進勢力的聯合推動下，權力的中心從黨轉移到了蘇維埃，取消了黨對國家機關工作的領導和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職能，黨的方針政策只能靠政治思想的影響和在國家機關工作的黨員來貫徹執行。從明確反對多黨制到逐步被迫承認多黨制，蘇共的領導地位發生了根本動搖並最終徹底喪失。

　　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強大動力，通過深化改革釋放活力，能夠更好地發揮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過程中，必須堅決抵禦資本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旗幟鮮明地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不動搖，必須要搞清楚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等問題，絕對不能為任何外部勢力的企圖所綁架，更不能為贏取別有用心者的掌聲而拿改革做交易，確保改革始終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前進。

　　三、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差距拉大，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失去物質保障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無産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産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産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21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列寧也指出：“無産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後，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産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産力。”（《列寧全集》第42卷第369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這些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不僅注重發展生産力，而且認為發展生産力是社會主義階段的根本任務。只有發展生産力，才能使社會主義不斷完善和成熟，才能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才能增強綜合國力，為實現共産主義奠定堅實物質基礎。十月革命勝利後，蘇共領導人民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應地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也有了明顯的改善。

　　但是，蘇聯的經濟建設是在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下進行的，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而忽視品質和效益，並認為速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體現。另外，蘇聯國民經濟結構比例不合理、畸形發展，重工業發展快，輕工業和農業發展較慢，日用消費品品種單一，消費品市場供應緊張，堅持高積累、低消費，使人民群眾收入增長緩慢。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經濟建設出現了困難，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蘇聯在經濟增長速度方面的優勢完全喪失，國民生産總值增長率也逐年下降。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取得了較長時間經濟穩定增長，進入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生産力發展和經濟實力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面對這種強烈的對比，蘇聯民眾中的不滿情緒增長，為國內外敵對勢力煽動群眾、製造動亂提供了可乘之機。

　　列寧指出：“勞動生産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列寧選集》第4卷第1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社會主義國家大力發展生産力，要在確保一定速度的基礎上把品質和效益放在突出位置，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使人民生活水準不斷得到提高，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發揮必不可少的物質保障。

　　四、蘇共先進性和純潔性逐步喪失，使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失去領導核心

　　共産黨人之所以能夠成為革命和建設的領導核心，就在於其自身所具有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革命戰爭年代，蘇共黨員不怕苦、不怕死，以自己的流血犧牲換來了革命的勝利，展現了共産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執政以後，蘇共的地位和面臨的環境都發生了變化，黨的性質和宗旨能否通過黨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和全體黨員來貫徹面臨嚴峻考驗。對此，列寧保持著清醒的認識，採取了切實措施防止黨員幹部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就從加強黨的建設上鞏固了蘇共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進了群眾對蘇共的信任，提高了黨的威信，並度過了十月革命勝利後最困難的時期，從思想上組織上保證了後來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開展。然而，蘇共執政越到後期，黨員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越弱化，特別是蘇共內部形成的龐大官僚特權階層日益脫離人民群眾，蘇共制定的政策也越來越脫離人民群眾的利益，黨群幹群關係日益緊張，黨的威信逐漸降低。特別是戈巴契夫上臺後，逐步放棄了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信念，提出用民主社會主義改造蘇共，改變了蘇共無産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最後從組織上解散了蘇共，使反對派輕而易舉地奪取了政權。

　　蘇共肌體的變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黨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從過去黨章規定的“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農民和知識分子中先進的最有覺悟的部分聯合起來的、蘇聯人民戰鬥的久經考驗的先鋒隊”，變為蘇共28大黨章規定的“是一個按自願原則將蘇聯公民聯合起來，實施以全人類價值和共産主義理想為基礎的綱領性目標的政治組織”。二是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從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變為逐漸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擁抱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三是黨的奮鬥目標發生了變化，從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進而向共産主義邁進，變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保障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四是黨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從蘇共是政治體制的核心變為與其他社會政治團體平起平坐、自由競爭。五是黨的組織原則發生了變化，從強調民主和集中相結合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變為僅僅強調民主，淡化集中。這些變化表明，作為無産階級執政黨的蘇共已經背離自己的初心，越走越遠了。

　　共産黨人只有牢記自己的宗旨，時刻不忘初心，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繫群眾，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援，才能領導人民群眾在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中不斷走向新的勝利。

　　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蘇聯的解體並不能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或者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有問題，而只是證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存在缺陷和弊端。蘇聯解體的教訓是一部永遠的教科書，社會主義中國只有深刻總結、不斷吸取這一歷史教訓，才能夠避免重蹈蘇聯覆轍。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不僅具有必然性，而且還具有長期性和曲折性。只有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信念，增強克服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的信心，才能最終實現共産主義的宏偉目標。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改革開放以來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基本經驗研究”[12XDJ007]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中共甘肅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責任編輯：尹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