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孫曉梅5年6次提建議 推動反家暴法實施

　　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期間，孫曉梅被稱為“硬茬”代表。

　　從開始研究中國的家庭暴力問題到反家暴法正式實施，孫曉梅經過了26年的光陰。受訪者供圖

　　一年來，這些變化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實施了，“打老婆天經地義”成為歷史；全面二孩已經放開，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成為歷史；“稅收法定”寫入立法法，政府隨意徵稅成為歷史；居住證制度全面實施，戶籍壁壘終將被打破……

　　這些改變，是高層作出的決策。決策的背後，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推動的身影。

　　有的代表身患癌症，但不妨礙調研履職，建議議案一提再提。問題不解決，答覆就是“不滿意”。問題初步解決，他們考慮如何進一步推動。共識，在一次次互動中逐漸形成。

　　今年全國兩會在即，新京報找到了這些代表委員中的“代表”，講述他們的履職經歷，講述重大政策變化背後的故事。

　　★對話人物

　　孫曉梅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長期從事婦女兒童問題研究，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致力於推動反家庭暴力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反家暴法），將於2016年3月1日起實施。

　　歷經26年，孫曉梅見證了反家暴法的誕生。

　　這部法律的實施，是我國法制化進程的里程碑之一。“打老婆天經地義”、“揍孩子合情合理”這種傳統意識中的糟粕，將會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過濾和清除。

　　但很少有人知道，一部法律從立題、調研、討論到立法、施行，那些推動者經歷過怎樣的艱辛。

　　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之後，很多人叫孫曉梅“硬茬”代表，推動新法立法受阻時，她當即向有關方面回復：我不滿意！

　　罹患癌症近6年，在“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的時候，她還在想著幫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婦女家屬。

　　今年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孫曉梅繼續和家庭暴力“死磕”，她準備提交建議：涉家暴刑事案件審理，應引入專家證人制度，由家暴問題專家幫助法庭查清事實。

　　背景

　　三成婦女遭受過家暴

　　新京報：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開始施行了，你怎樣評價這部法律在中國法治進程中的地位和意義？

　　孫曉梅：這是我國第一部綜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

　　考察一個國家人權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對弱者的保護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婦女、兒童，反家暴法體現出對弱勢群體權益的保護。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暴力是導致家庭破裂、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於家庭穩定、社會和諧。

　　新京報：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關的內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體現，但不集中。

　　孫曉梅：之前，規範家庭暴力行為的法律規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機關最需要明確的內容在這些零散的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例如什麼是家庭暴力、發生在哪些人之間、預防措施、案件管轄、證據原則等等。

　　新京報：在現實中，反家暴的執行情況如何？

　　孫曉梅：由於沒有明確統一的法律規定，幾乎同樣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區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審判結果，量刑輕重不一、差別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認定也存在巨大爭議。反家暴法的出臺和實施，解決了統一執法的問題。

　　新京報：中國的“家暴”情況現狀如何？

　　孫曉梅：據官方統計數字，全國2.7億個家庭中，遭受過家庭暴力的婦女高達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萬個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體。

　　新京報：這些年，“家暴”行為從整體上有過怎樣的變化？

　　新京報：上世紀90年代，人口還沒有大範圍流動，家暴都是“關”在自家門裏。後來人口跨地域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家庭類型出現了變化，同居關係這種“臨時組闔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隨之成了社會問題。

　　家暴的起因也有變化，上世紀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於大男子主義等傳統不良觀念，近年來，物質糾紛引發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識也有所增強，原來，受害者不敢講、不願講。現在，不少人不僅肯講，而且講得很細緻，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

　　調研

　　全球超120個國家對家暴立法

　　新京報：你從事這部法律的研究、推動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對反家暴立法的關注？

　　孫曉梅：1990年，我開始研究中國的家庭暴力問題，那時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們還不接受“家庭暴力”這個詞，只叫“挨打”、“毆妻”。

　　1993年，中國管理科學院婦女研究所，也就是現在的紅楓熱線，做了一個項目，對北京市30個城市戶口和30個農業戶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個案訪談，我承擔了對30個農業受害者的調查，沒想到調查農村婦女受虐待的情況比城市婦女困難得多，農婦們不認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個問題，不願意講自己的經歷，不少人還用奇特的眼光看著我，“你為什麼要問這些？”“你怎麼不上班？天天到我們村裏來？”

　　最終調查完成了，我深受觸動，從那時起，家庭暴力成為我的重點研究課題。

　　新京報：調研、走訪的過程中，有哪個人（家庭）或哪件事讓你印象最深刻？

　　孫曉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審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個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長期毆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審時，女孩説自己實在走投無路了。她拒絕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絕賠償，一直喊：他（男友）罪有應得，該死！

　　實際上，開庭前，她的代理律師做過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於給法庭留個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現出了對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經受了什麼樣的暴力虐待，讓這個女孩有如此之恨？

　　新京報：據你了解，目前在國際上，關於家暴的立法情況怎麼樣？

　　孫曉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個國家對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對家庭暴力專門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國家大約有80多個。用專門立法規制家庭暴力已成國際發展趨勢。

　　新京報：國外針對家暴的專門立法，你能記住哪些有特色的細節？

　　孫曉梅：有的國家設立“家庭暴力註冊簿”，將虐待妻子的人統統記錄在案；有的國家有“緊急狀況下保護令”制度，接到報警，警方可以破門而入、制止暴力行為，還可以將遭受暴力的婦女兒童帶離或者跟施暴者隔離，電影《刮痧》描述的就是這樣的場景。

　　亮點

　　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

　　新京報：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行為，都有哪幾類？

　　孫曉梅：概括來説，家庭暴力包括身體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幾類。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明確點出了身體暴力、精神暴力，沒有直接提到性暴力，不過，性暴力應該是包含在其中的。

　　新京報：即將實施的《反家暴法》有哪些亮點？

　　孫曉梅：最突出的亮點就是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遭遇或面臨家暴，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是當前世界各國應對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濟手段之一，早在2008年，基層法院就有試點，據不完全統計，到2014年2月，試點法院簽發了約500份人身保護令，對家暴受害者的保護率達98%以上。

　　新京報：反家暴法制定過程中，同居暴力是否應該入法，曾引起過廣泛討論。

　　孫曉梅：是經歷了一些波折。2014年11月國務院法制辦發佈的《反家庭暴力法徵求意見稿》中，並沒有將同居暴力納入到反家暴法的適用範圍內。

　　有人認為，同居關係並不是法律認可的家庭關係，所以“男友打女友”、“前夫打前妻”等同居暴力，不是家事，不屬於家暴，而是社會暴力。我則認為隨著社會的變化、家庭形式的演變，反家暴法不應該將同居關係排除在外。2015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檢等四機關出臺《關於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將同居暴力納入其中。可2015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反家暴法草案時，一審稿還是沒有納入同居暴力。

　　我和不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當時都提出，司法機關的成熟做法為什麼不能納入到反家暴法中？同居暴力入法可以體現出反家暴沒有禁區，我國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直到兩個月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反家暴法草案時，才增加規定“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參照本法規定執行”，意味著同居暴力終於入法。

　　新京報：關於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戀，也曾引起過爭議？

　　孫曉梅：反家暴法審議通過後，在新聞發佈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社會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確回應：共同生活人員不包括同性戀。幾天前，我受邀參加了一個特殊的研討會，與會人員以同性戀（多元性別）為主，很認真地討論一個問題：既然共同生活人不包括同性戀，那麼反家暴法施行後，“親密夥伴”之間的暴力行為怎麼辦？

　　新京報：從各個層級的責任和規定來看，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

　　孫曉梅：可操作性還是比較強的，比如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當受害者由於威嚇等原因，無法提出申請時，誰可以代替她向法院提出申請？一審稿的規定是近親屬。審議時，我和不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都提出，公安機關、居委會等機構應該成為代為申請的主體，特別是公安機關，由警方協助執行，對施暴者的威懾效果更好。最終的法律就規定，近親屬、公安機關、婦聯、居委會、村委會、救助機構都可以代為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推動

　　“硬茬”代表5年6次提交建議

　　新京報：從調研、推動、立法到實施，反家暴法的誕生，經過了哪些歷程？

　　孫曉梅：上世紀90年代主要以調研為主，2001年，作為農工民主黨中央婦委會主任，我向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提交“反對對婦女暴力行為建議”黨派提案，這也是全國第一份跟反家暴有關的提案。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之後，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個建議，建議加快反家暴法立法進程。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反家暴法作為預備項目納入立法工作計劃，從那時起到法律正式出臺，不到3年。

　　我想説的是，並不是我一個人推動反家暴立法，婦聯、公益組織、全國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從徵求意見到一審、二審，展開了全民大討論，反家暴法的制定過程也是我國法治進步的一個縮影。

　　新京報：萬事開頭難，立題和調研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

　　孫曉梅：1993年做30個農業婦女受害者的調查，最後形成了30萬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後，被有關部門搞丟了，研究不得不擱淺，當時我很後悔，如果有一些錢，複印了，該多好！

　　1997年，我們又做了一個反對對婦女施暴的調查，調查對象800人，工人、教員、學生、醫生、家庭主婦、律師、警官、社會工作者各100名，問卷調查入戶，有的施暴者威脅我們：“砍死你們算了，一了百了”。

　　新京報：有人稱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動立法的過程中，有過哪些週折？

　　孫曉梅：2001年提交的“反對對婦女暴力行為建議”黨派提案，負責答覆辦理的部門是全國婦聯，這讓我很無奈，因為跟我相同，全國婦聯也在呼籲反暴力，這相當於打出的球，又彈了回來。

　　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三次會議，提交議案、制定建議，可有關方面答覆：目前首要的任務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內容可以在各種法律中體現。也就是説，有關方面認為，沒有必要專門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關的條款即可。我對有關方面的辦理答覆，當即表示不滿意。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關於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進程的建議》，欣慰的是，這一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反家暴法作為預備項目，納入了當年的立法工作計劃，反家暴法立法終於正式啟動。

　　展望

　　意識和細節決定新法實施效果

　　新京報：新法實施後，在執行層面，你覺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孫曉梅：首先是宣傳教育，提升全社會的反暴力意識，如果沒有意識，那麼反家暴法只會停留在紙面上。

　　取證意識也很關鍵，比如“以暴制暴”的問題，怎樣證明長期遭受了家庭暴力？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這都需要有法律認可的證據，可不少人沒有取證意識，或者不會取證。

　　還有一點，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代為申請的主體，包括公安機關，那麼公安機關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對基層民警做培訓？這些細節都關乎反家暴法的實施效果。

　　新京報：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即將開幕，你會提交哪些建議和議案？還會與反家暴有關嗎？

　　孫曉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審理，應該引入專家證人制度，我準備提交這個建議。

　　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複雜，法官、檢察官是法律方面的專家，可他們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關係？比如受虐婦女殺夫案件，法官、檢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婦女殺夫行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體會到她們的極度恐懼心理？國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專家證人制度，由家暴問題專家幫助法庭查清事實。

　　新京報：罹患癌症近6年，你現在身體情況如何？學術研究、代表履職等會不會壓力太大，影響到身體？

　　孫曉梅：現在的身體狀態還可以，定期到醫院檢查。病情比較嚴重的是2010年，剛接受完化療，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只能接聽電話，這時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結婚才10個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認定構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專家認為應該定為故意傷害罪。當時我很著急，很想為董珊珊做些事，可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什麼都做不了。

　　我覺得，對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態，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很重要，現在我不僅行動自由，還能出差呢，過些天就要到廣西做一個兒童餐的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