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中山紀念中學原校長賀優琳。新京報資料圖片/韓萌 攝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2016年元旦起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在中國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退出歷史舞臺,全面二孩時代到來。
輿論認為,這一政策最終落地與多年來民間和學界的推動有關。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就是其中一員。
自2011年開始,賀優琳連續五年在議案中提出全面放開二孩。“全面放開二孩,越晚越被動。”為了表達自己急迫的呼籲,他在去年議案的標題中特意加上“強烈”兩字。
近日,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賀優琳説人大代表的身份意味著責任和擔當,“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説‘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對話人物
賀優琳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中山紀念中學原校長。自2011年開始,連續五年在議案中呼籲全面放開二孩。
我剛開始當代表的時候,有的代表問我説:“賀代表,你想不想連任啊?你提的問題這麼尖銳,你會得罪人的”。我説基層代表比例不高,我不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聲音通過我們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説“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談“五提放開二孩”
“開始呼籲時,有人説是和國策唱反調”
新京報:去年10月29日晚上,中央宣佈放開全面二孩。你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
賀優琳:那天晚上在新聞聯播之前,我就打開電視開始等待。結果確實放開了,我很開心很激動。那幾天,很多媒體和家庭給我打電話表示感謝。
新京報:最初關注到全面二孩的契機是什麼?與你的工作背景有關係嗎?
賀優琳:作為教育工作者,我感覺到小學在萎縮,並校的情況屢有發生,還出現了大量剩餘的學位。我意識到,這是人口政策出現問題了。
一孩政策施行了30多年,老齡化非常嚴重,年輕人贍養老人的壓力也非常大。此外,還有失獨家庭、空巢老人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我迫切地感覺必須要放開二孩。
新京報:在調研人口問題的過程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細節?
賀優琳:各地都出現了用工荒的問題。一些企業主害怕放假和過年,他們不知道假期後有多少工人年後還會回來。企業也不敢接第二年的訂單,怕人手不夠不能準時完工,要違約賠錢。
我調研發現,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待遇低,而是因為適齡的青年人在減少。以前,在廣東有大量求職者,求職的人在廠門口排長隊。而現在,各個路口都有“招工”的廣告。
新京報:什麼時候開始呼籲的?
賀優琳:我在2010年就開始口頭呼籲,從2011年開始連續五年提議案呼籲全面放開二孩。即使在放開單獨二孩後,我依然是不滿意的,這個決策太謹慎了。
新京報:這個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壓力?
賀優琳:民間對我的呼籲還是比較支援的。但是一開始,我還是感覺到來自一些部門的壓力。比如2011年剛開始呼籲的時候,有些人説是和國策唱反調。
新京報:計生部門是否與你有過溝通?你對他們的回復是否滿意?
賀優琳:有的,我跟地方和國家的計生部門都有溝通,國家衛計委有關司局領導也和我進行了直接溝通説明。
但是五年來,計生部門每一次就議案給我的反饋,我都寫的是“不滿意”。比如單獨二孩放開後,衛計委和我聯繫説他們還在調研情況,不排除全面放開二孩的可能。我當時覺得政策走得太慢了。
談今年議案
延長二孩産假 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新京報:全面二孩政策已經落地,你認為下一步該做什麼了?
賀優琳:全面二孩政策放開的當晚,我確實很高興。但後來看了媒體做的民意調查,我又有點失望。有相當部分的群體對這個政策的反應不熱烈,很多有意願生孩子的女性已經年過40,而80後和90後對此反應比較冷淡。
因為養孩子成本很高,所以大家寧可不生二孩。以我所在的中山為例,這是一個三線城市,但上個幼兒園一個月都要2000元左右,如果有兩個孩子,就是4000元。這還僅僅只是學費,還有生活、醫療、教育培訓等其他各種費用。
新京報:所以你建議呢?
賀優琳:我去年就提出,國家應採取優惠獎勵的措施來鼓勵生二孩,否則全面二孩政策也有可能會遇冷。我建議二孩産假要比一孩産假延長1到2個月。
新京報:今年你還會提和人口相關的議案嗎?
賀優琳:會的。我的議案中提了幾個建議,包括延長産假、採取鼓勵和獎勵的政策等。我還單獨為學前教育提了一個議案,呼籲學前教育以公辦為主體,少量高端的民辦學前教育來輔助。
此外,我呼籲創造條件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0-3歲是一個人大腦開發的最佳時期,3-6歲是接受能力最強的時候,而我們恰恰嚴重忽略了這六年。
回看當年,我們的GDP總量不到10萬億,卻能做出九年義務免費教育的決策。如今的GDP總量67.7萬億,多做三年義務教育不行嗎?關鍵是政府要有擔當和長遠考慮。
談代表履職
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亂放炮”
新京報:有時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沒能獲得滿意的回復,或沒有推動改革。你怎麼看?
賀優琳:截至去年的全國兩會,在履職的8年間我提了80個議案。我對於其中1/3是很滿意的,比如全面放開二孩、異地高考等。但也有1/3是不滿意的,比如我提了多年的重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稅分配體系等。
但不能因為沒有一個滿意的答覆就泄氣。我不會放棄,會繼續提出。我們是人大代表,這是一種擔當和責任。特別是對不滿意的回復,更要和有關部門據理力爭。我曾經和一些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員在電話裏爭吵過,甚至氣得挂過電話。
新京報:人大代表的身份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賀優琳:人大代表這個身份沒有任何可炫耀的,這是一份責任。我們不僅是兩會開會時的代表,更是全天候的代表,人大代表的責任要在平時體現。
這八年來的閉會期間,我保持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習慣,關注所有的新聞熱點和焦點問題。平日裏嘴要勤,多問;腿要勤,多走基層。
我剛開始當代表的時候,有的代表問我説:“賀代表,你想不想連任啊?你提的問題這麼尖銳,你會得罪人的”。我説基層代表比例不高,我不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聲音通過我們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説“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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