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我們的故事

　　信仰鑄就公僕本色

　　1956年，在黨的八大召開之際，一位詩人寫下了這樣的感觸：“不要忘山鄉水村的那些母親，不要忘一同睡過破炕蓆的兄弟，也不要忘縫縫補補的姐妹情誼，他們的煩惱和困難要多多深思。這是我們的本色也是我們的來歷，把它像石碑一樣刻在心裏！人民，這就是共産黨員的上帝，所有的上帝都比不上他那樣神奇！”詩人能用美麗語言詮釋共産黨人的公僕本色，是因為有更多的共産黨人，用自己的行動給他們提供了動人的素材。

　　1962年12月，焦裕祿擔任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他一到任，就投入封沙、治水、改地的鬥爭。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勢；臨終前，他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後“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他要看著群眾把沙丘治好。“把人民裝在心裏”的著名公僕，還有福建省東山縣委書記谷文昌。

　　離廈門不遠，有一個綠樹掩映的海島——東山島。島上綠樹成蔭，氣候宜人，有近21萬人居住在這個方圓188平方公里的小島上。由於生態條件好，這裡養殖的鮑魚一直是周邊市場上的暢銷貨。

　　【同期】村民祭拜谷文昌

　　在島上，這樣的祭拜活動每年清明都會舉行，“先祭谷公，再祭祖宗”已經是東山人不成文的一個習俗。老百姓年年祭拜的這位谷公，就是東山縣委書記谷文昌。1950年，當谷文昌隨解放軍南下來到東山時，他看到的是風沙肆虐的景象。東山島一年有大半時間刮6級以上大風，曾經有11個村莊被風沙掩埋，年年都有人外出逃荒。

　　【同期】原任谷文昌通訊員朱才茂：有一天下鄉，看到涼亭那邊一大堆人，穿的都是衣衫襤褸的，他就問你們要幹啥？那些人説他們是山口人，每年太苦了，餓著肚子，北邊在做普度，想到那邊去乞討。他聽了以後，眼眶都紅了。他説我是縣長，共産黨派我來這裡，就是要使你們的生活好起來，不要乞討，跟我回去。就這樣開始謀劃制服風沙。

　　谷文昌帶領大家在東山島風沙最嚴重的3個災區種下了2萬多株木麻黃。然而，一場倒春寒，剛剛種下的木麻黃幾乎全部死掉，僅僅存活了9株。這個時候，谷文昌來到白城林地，把活下來的9株木麻黃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同期】東山縣林業局原副局長林嫩惠：他滿懷信心地對群眾説，你們看不是還活了9株嗎？有這9株，就有90株，就有900株、9000株。他指天發誓，我們要向沙灘宣戰，不制服東山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掉。

　　到1964年，全縣造林就已經達到82000畝，400多座小山丘和3萬多畝荒沙灘基本完成了綠化，在194公里的海岸線築起了“綠色長城”。荒蕪的東山島終於變成了美麗的綠島。1981年谷文昌病逝後，當地群眾把他的骨灰埋在了木麻黃掩映的東山島上。每逢敬宗祭祖時節，老百姓都要首先祭奠這位為東山人民造福的共産黨人。

　　在江西省蓮花縣玉壺山上，也有一座墓碑，老紅軍甘祖昌就長眠在這裡。甘祖昌1927年參加紅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他頭部曾三次負重傷，1957年，已經是新疆軍區後勤部長、解放軍少將的甘祖昌，主動要求辭去領導職務，帶著全家回到了家鄉江西省蓮花縣坊樓公社沿背大隊務農。

　　【同期】蓮花縣黨史辦主任李谷城：組織上批准他到廬山，到什麼地方去休養，他認為吃了人民的飯，不給人民做事，心裏過不去。他就跟家裏人説，他説我們這次回來不是回來當官，也不是回來做老爺、做地主，我們是回來種田。

　　回鄉29年，甘祖昌和鄉親們一起修起了3座水庫，25公里長的管道，4座水電站，3條公路，12座橋梁。甘祖昌離職回鄉，工資還保留著將軍的待遇，這些錢用在集體生産和幫助貧困戶的，有據可查的就達85000元，幾乎佔了他回鄉29年全部工資的80％，而他對自己卻總是省吃儉用。

　　【同期】甘祖昌妻子龔全珍：養豬全部賣給國家，那弟弟們很有意見，説每家每戶過年都要殺個豬吃肉，可我們家裏，在一起住了5年，沒有殺過豬，弟弟們就覺得跟這個哥哥在一起，一點便宜也佔不到，而且還吃虧，後來乾脆就分家了。幾兄弟分開了，跟兒子也分開了。

　　有人問甘祖昌：你有官不當，有福不享，有錢不花，到底圖個啥？甘祖昌的回答是：“我們幹革命不是為了個人陞官發財，不是推翻一個剝削階級再培植一個新的特權階層。我們幹革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産主義。”1986年3月28日上午，躺在病床上的甘祖昌交待老伴：“下次領了工資，再買些化肥，送給貧困戶。”這是他最後的心願。當天中午，他因病情惡化不幸逝世。他一生征程萬里，從不肯停下來歇歇腳步，留下的是淡泊名利、心繫人民的公僕本色。做人民的公僕，是解讀共産黨人信仰最可寶貴的密碼。信仰，是一種可以傳遞、可以倍增、可以紮根的力量，有了千千萬萬以生命踐行信仰的帶頭人，跟隨黨的隊伍必定會越走越長。

　　站在信仰的旗幟下

　　1955年10月8日，衝破重重阻礙，錢學森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而當時，他已經是名揚美國的空氣動力學家。

　　【字幕】1955年10月1日 國慶閱兵式

　　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製造出自己的汽車、飛機，部隊使用的主要還是蘇式裝備，尖端武器的研製更是一張白紙。擁有自己的尖端武器，成為當時最迫切的需求。

　　【同期】錢學森生前採訪資料：陳賡大將他就問我，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我那時正憋著一肚子氣呢，中國人怎麼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乾脆，我説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陳賡大將聽了以後非常高興，説好極了，就要你這句話。

　　歸國後，錢學森開始主持導彈研發工作。在當時，他是唯一一位見過導彈的中國人。許多與導彈相關的術語，都是由他親自翻譯的。1959年11月12日，錢學森成為中國共産黨的一名正式黨員。他後來回憶説：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産黨正式黨員，我激動得整夜睡不著覺。

　　當有人問起他的人生選擇時，錢學森的回答是：“我為什麼要選擇中國？我的回答是因為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共産主義的理想，還因為我熱愛我的祖國。”

　　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活力和成就，讓信仰的旗幟更具魅力。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站在了共産主義的信仰之旗下面，這裡不僅承載著他們的報國情懷，更承載著他們對人生意義的追尋。地質學家李四光在1958年入黨的時候，已臨近古稀之年，但他卻説，自己“像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生命的新起點剛剛開始”。數學家華羅庚1958年就申請入黨，當1979年獲得批准時，他在一首詞中表達出這樣的心聲：“橫刀哪顧頭顱白，躍馬緊傍青壯人，不負黨員名。”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表彰的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中，有19人是中國共産黨黨員。他們中有的人已經不在人世了，鄧稼先就是其中的一個。1958年8月的一天上午，當時身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的鄧稼先，走進了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的辦公室。

　　【同期】鄧稼先妻子許鹿希：那一天他回來比較晚，他説我要調動工作了。我後來問他調哪兒去，他説不能説。我説調什麼工作，做什麼事，他説不能説。我説你給我一個信箱號碼，我們通信，他説大概也不行。他説如果我能做好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價值，就是為它死也值得。

　　從那一天起，鄧稼先在飛沙走石的戈壁灘核子試驗場，整整度過了8年的單身漢生活。在中國一共進行的45次核子試驗中，鄧稼先參加過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親自現場指揮。1979年，一次空投核彈的試驗出現故障，作為這次核彈試驗簽字負責人的鄧稼先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到實地查看核彈具體情況。他竟用雙手捧起了含有劇毒的碎彈片。在隨後的一次住院檢查中，鄧稼先身體各項指標均不正常。

　　【同期】鄧稼先妻子許鹿希：那次我就真急了，就跟鄧稼先跺著腳跟他吵。我非常害怕他得肝癌，我説這種情況之下，你一定得休息一段，他不肯，很快就回去了。

　　1985年國慶節那天，在癌症擴散無法醫治的時候，鄧稼先提出的要求是去看看天安門。鄧稼先臨終前留下的話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直到鄧稼先去世的時候，人們才知道，有這樣一批國防科技專家默默奉獻的故事。早在1959年，當中國決策研製原子彈後，一批科技專家突然消失了，在任何報道或學術會議中，都沒有了他們的消息，甚至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不知道他們到底去了哪。

　　正是這些人，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不僅創造了“兩彈一星”的科學奇跡，還創造了激勵後人的“兩彈一星”精神。

　　在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改變貧窮落後的社會面貌，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在信仰的旗幟上，書寫了一個又一個傳奇，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發展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