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鄧小平出訪美國，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首次訪問美國。在這極富深遠歷史意義的8天時間裏，鄧小平除了同美國總統卡特等正式會晤外，還進行了一系列的外事活動。這其中，最耐人尋味、感人淚下的無疑是鄧小平與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斯諾之前妻海倫 福斯特的會見。在這次會見中，鄧小平意外地收到了一封42年前毛澤東寫給自己的親筆信。
在華盛頓慶祝中美建交的盛大招待會上，兩鬢斑白的海倫在美國外交官員的引導下，來到了鄧小平面前。海倫上前緊緊握住鄧小平的手，無限感慨地説：“你好難找啊！”
鄧小平熱情地握住海倫的手，親切地問道：“你就是斯諾夫人？”
“是的。”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記者啊！我聽説過的，聽説過的，遺憾的是，我們今天才見面。”
“是啊，是啊！”海倫邊説著，邊拿出一封42年前毛澤東的親筆信，交給了鄧小平。
鄧小平捧著這份特殊的信件，仔細閱讀了幾遍，驚訝之情雖沒有更多表現于他素有的沉著的神態上，但細心的人會多少察覺到他內心也正掀起波瀾。
這封遲到42年的信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早在1931年8月，帶著當大作家夢想、遠渡重洋來到中國上海的海倫，與先她幾年來到中國的斯諾一見鍾情，並於年底成婚。1936年6月，斯諾隻身秘密到達陜北，對毛澤東等中共高級領導人和陜甘寧邊區進行4個月的採訪，采寫到中共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並激情高漲地整理成書。受其感染，妻子海倫也于這年10月初抵達西安，決計赴陜北採訪，但因國民黨憲兵加強對西安到延安交通的嚴密封鎖，海倫未能如願，只能沮喪地返回北京等待斯諾的歸來。不過，她未虛此行。就在10月3日，張學良將軍會見了她與幾位中國記者併發表談話。事後，只有海倫及時如實地報道了張學良的主張。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不久就實現第二次合作。1937年4月23日，斯諾夫婦希望能夠採訪報道國共合作新形勢下的共産黨和紅軍，由於斯諾正在全力以赴撰寫《紅星照耀中國》而脫不開身，海倫決定代替他赴陜北採訪，希望能圓自己前往紅區採訪的夢。但西安事變後的西安，戒備比什麼時期都要嚴格。更何況去年斯諾秘密前往紅區採訪和海倫發出的關於張學良的報道，已使西安當局對任何一位如斯諾那樣的人都採取不歡迎態度。這樣，海倫一進入西安，就受到7個警察的嚴密“保護”。
但天無絕人之路，不久，海倫在仍留駐在西安的12位外國人中，結識了一名叫坎普頓 菲奇的美國青年。正是在他的幫助下，海倫才得以在深夜冒險混出西安招待所，乘車順利出城抵達西北軍駐地三原，然後由彭德懷派人接到紅軍的前線所在地──雲陽鎮。5月初，海倫終於來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的親切接見。當時，中共中央正在延安開會。因此，海倫有幸見到了絕大多數中國共産黨的高級領導人。
在斯諾離開陜北後，朱德和紅四方面軍到達陜北，與中央紅軍會師，海倫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採訪了朱德。於是，對人民軍隊總司令的採訪和描述後來也編入了《紅星照耀中國》，使這部歷史性巨著更加完整了。但令海倫遺憾的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高級領導人中，她一直未能與任弼時和鄧小平謀面，而此時的任弼時和鄧小平已率部隊前往雲陽前線。所以，在延安的海倫得知消息後，拿出了西方記者那特有的鑽勁找到了毛澤東，要求讓她隨紅軍部隊赴前線採訪，並給予幫助。
起初，毛澤東擔心她適應不了前線的艱苦生活，多少有些顧慮。但是，海倫卻信心十足地説：“我目睹和採訪過1932年的上海之戰，我還冒險衝出過西安城。”
毛澤東聽後顧慮頓消，爽快地説：“那好吧，我為你寫封信。”接著，便當場提起筆寫了一封簡短的介紹信給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和副主任鄧小平：
弼時、小平同志：
斯諾夫人隨部隊一起赴前方，作為戰地記者，向外寫報道。請在工作、生活諸方面予以協助和關照。
致禮！
毛澤東
1937年8月19日
然而，當海倫拿著毛澤東的這封親筆信件風塵僕僕地趕往雲陽時，任弼時和鄧小平已在幾小時前率部隊出發了。海倫只好慨嘆道：“難找！”隨後，她小心地把這封信收藏起來。這樣，海倫一直沒能見到任弼時和鄧小平。海倫回到北平後不久，斯諾就完成了《紅星照耀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中美之間陷入了長達20年的對抗，堅冰一時難破，鄧小平也兩度沉浮，命運多舛，而任弼時也早在1950年因腦出血告別人世。但堅強自信的海倫並未因此灰心，她猶如當初堅信中國共産黨的追求與發展方向一樣，始終充滿信心地等待著中美關係改善的這一天，因而她小心翼翼地珍藏著這封毛澤東寫給鄧小平的親筆信。1979年初，當新一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美國時，海倫終於如願以償了。她當面將這封珍貴的也是遲到了42年的信，交到了收信人──鄧小平的手上。 本文原載于《世紀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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