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3計劃”，中國高技術奮起發展的標誌

　　“863”，中國高技術奮起發展的標誌

　　從載人航太的神舟飛船，到深潛入海的“蛟龍號”；從解決糧食自給的超級雜交水稻，到便捷出行的高速列車、新能源汽車；從北京奧運會上獲得商業應用的高亮度鐳射投影産品，到具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創新藥物……這些在當下足以代表中國最高科技水準、提振國人民族自豪感的科技成就，有一個共同的起點——“863計劃”。

　　對於年輕人來説，“863計劃”可能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但對於廣大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來説，它無疑是中國高技術奮起發展的重要標誌。

　　如今，站在“十四五”的起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回首來路，“863計劃”的開創精神與奮進力量，值得我們在新征程中重溫、追隨。

　　1.科學家戰略眼光與政治家高瞻遠矚相結合的産物

　　1983年3月23日，美國總統裏根發表了“星球大戰”演説，提出實施“戰略防禦倡議”計劃。此舉表面上是針對蘇聯進行戰略威脅，實際上是以高技術發展為核心，實施新一輪科技革命。此後兩三年間，各國符合或針對“星球大戰”計劃的對策計劃紛紛登上歷史舞臺。這種形勢下，中國怎麼辦？

　　在有關部門組織召開的專家座談會上，與會專家展開了激烈討論。一部分觀點認為，我們也應該發展採取相應的措施，迎接新技術革命；另一部分觀點則認為我們還不具備全面發展高科技的經濟實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見效的項目，等人家搞出來，再為我所用。

　　“我心裏著急啊！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發展機會，我認為中國應該把握這個機會。”生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863計劃”倡導者之一楊嘉墀院士介紹，在各種討論會上，他與王大珩、王淦昌、陳芳允等科學家觀點相近，認為“儘管當時我們的經濟實力還不允許全面發展高科技，但爭取在一些優勢領域首先實現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年初的一個夜晚，陳芳允敲響了王大珩的家門。經過一番長談，二人決定，由王大珩起草一份關於發展我國高技術項目的建議書。後經與王淦昌、楊嘉墀商議定稿後，送給中央領導。3月3日，由這四位科學家撰寫的“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呈送到鄧小平同志面前。兩天后，鄧小平同志對此作了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此後幾個月內，相關部門組織專家作了極為嚴格的論證。同年11月，編制形成“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並於次年3月正式實施。由於該計劃提出時間是1986年3月，因此又稱為“863計劃”。

　　這是首個由科學家倡議、政治家決策、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科技計劃，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對於這段歷史，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原“863計劃”鐳射技術領域專家委員會主任杜祥琬院士評價為“科學家的戰略眼光與政治家的高瞻遠矚相結合的産物，凝練了我國發展高科技的戰略需求”。

　　2.從科研成果到産業發展

　　根據“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863計劃”確定了7個對我國今後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高技術領域，即生物技術、航太技術、資訊技術、鐳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與開發的重點，後又于1996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

　　在資訊技術領域，“神威太湖之光”超級電腦無疑是近年出現在公眾視野下的明星。它全部採用國産處理器構建，是世界上首臺峰值計算速度超過十億億次的超級電腦，多次獲得全球超算排行榜第一名。

　　該成就始於三十多年前。由於西方國家的技術壟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20世紀90年代初，高性能電腦研發被列入“863”項目。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李國傑帶領團隊，研製出我國第一台SMP（對稱式多處理機）結構電腦——曙光一號電腦，達到90年代初同類電腦國際先進水準。

　　“研製曙光一號是智慧中心歷史上精彩的一幕。”多年後，李國傑在撰寫回憶文章時仍對這段歷史感到自豪。李國傑表示，由於國內的條件有限，當時決定派出一隻小分隊到國外去研發。這種借樹開花、借腹生子的做法大大縮短了機器研製週期。不到一年時間，研究人員就完成了曙光一號研製。

　　曙光一號的誕生，成功打破外國公司對我國資訊技術的壟斷。其誕生的幾天后，美國便宣佈解除10億次電腦對中國的禁運。

　　從曙光一號到“神威太湖之光”，伴隨著“863計劃”的啟動與實施，中國高性能電腦所代表的資訊技術從弱到強，從受制於人到自主創新，在不斷滿足我國工業資訊化發展需求的同時，逐漸成為我國異軍突起的若干高技術領域之一。

　　1991年，鄧小平同志為“863計劃”親筆題詞“發展高科技，實現産業化”，指明我國高技術的發展內含著産業化方向。“863計劃”也確實為我國産業發展、民生改善、重大工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比如研發出一批自主可控的高速列車核心技術，使高鐵成為中國製造“走出去”的重要“名片”。

　　通過持續穩定的投入，“863計劃”有效帶動了我國高技術研究領域由點到面、由跟隨到創新發展的轉變，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人才，推動形成了産學研結合的創新體系，帶動了我國高技術産業的發展，産生的間接經濟和社會效益更是無法估計。

　　3. 科技體制改革不停歇

　　作為改革開放後實施的重大科技計劃，“863計劃”的管理運作機制具有科技體制改革的顯著特徵。

　　曾任科技部部長的朱麗蘭在《難忘的歲月》一文中回顧了“863計劃”開始前的歷史：“當時我們國家的經濟體制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科技界習慣於按照國家計劃工作，只要完成計劃就可以‘交賬’了。至於自己的工作如何變成現實的生産力或戰鬥力，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用不著、也沒有能力去操心。”

　　1985年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揭開了全面科技體制改革的序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863計劃”的實施有著不一般的意義。

　　“‘863計劃’的一大特色就是充分相信科學家集體的智慧，打破地區、部門界限，在全國範圍遴選專家，組成領域專家委員會和主題專家組，具體組織研發工作。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確定的‘863計劃’框架下由這些專家集體通過調研，自主進行技術決策。這對於克服當時面臨的種種難題起到了關鍵作用。”朱麗蘭説。

　　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擔任“863計劃”智慧電腦系統主題專家組副組長的李未認為，與研製“兩彈一星”時“政府的計劃調控是決定性的”特點不同，“863計劃”是第一個在科研領域中引入競爭機制的國家計劃。他在撰寫回憶文章時介紹，這種科研體制和機制經過“863計劃”的實踐檢驗後，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973計劃”以及2006年制定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廣泛採用。

　　隨著科技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逐步搭建起包括“863計劃”“973計劃”等在內的科技計劃體系，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媒體統計，到“十二五”期間，我國科技計劃有近百項，分別由數十個部門管理，缺乏頂層設計和宏觀統籌，難以形成合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科技資源配置“碎片化”問題引起了中央領導高度重視。為解決該問題，使之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要求，2014年底，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構建更加強化國家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新的科技計劃體系。

　　2016年，隨著《方案》中新五大類科技計劃之一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出臺，“863計劃”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杜祥琬説，這是我國新時期滿足國家發展需求、適應新技術革命和産業變革的適時之舉。

　　“科技體制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闖難關，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2018年5月28日，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提出，要“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完善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優化國家科技計劃體系和運作機制，推動重點領域項目、基地、人才、資金一體化配置。”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國科技體制改革不停歇。

　　（本報記者 徐 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