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朋友們：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重慶市委和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在重慶聯合召開這個學術研討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我謹代表在重慶發祥的四個民主黨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學社，向會議表示熱烈的祝賀！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專家們致以親切的問候！

　　廣大民主黨派成員和全中國人民一樣都不會忘記，上個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展開了人類史上最兇殘的屠殺，對中國的物質財富進行了瘋狂的掠奪與破壞，對中國文化遺産進行了罕見的摧殘與毀滅，對中國人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歷史災難。每當回憶起這些，我們的心情就會異常沉重。在這場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殊死搏鬥中，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以傷亡3500萬人、財産損失6000億美元的巨大代價，終於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贏得了悲壯而偉大的勝利。這一段歲月，波瀾壯闊，刻骨銘心，值得永久紀念。

　　廣大民主黨派成員同樣也不會忘記，在大敵當前，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正是中國共産黨捐棄前嫌，挺身而出，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提出並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工農商學兵、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廣泛參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華民族戰勝侵略、維護國家獨立的巨大力量源泉。它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國的軍隊和老百姓，成為全民族抗戰最有效的組織形式，是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法寶。中國共産黨在科學地分析中日雙方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情況的基礎上，主張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作戰原則，對抗日戰爭實施了正確的戰略指導。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各地的人民抗日武裝，深入敵人後方，開闢了廣大敵後戰場，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抗擊和牽制著大部分侵華日軍和全部偽軍，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不可磨滅的貢獻。實踐證明，沒有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取得抗日戰爭勝利是不可能的。毋庸置疑，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和中堅力量。

　　在抗日戰爭期間，各民主黨派高舉愛國、民主旗幟，積極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民主黨派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突出表現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反對分裂，努力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籲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團結起來，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中國共産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歡迎與響應。其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易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確立了“聯共抗日”的方針，發表《“組織反日陣線”提議宣言》。國民黨民主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先賢們）宋慶齡等同中共中央代表會見，雙方建立了經常性的聯繫。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利用他們在國民黨內的特殊地位和歷史聯繫，為推動國民黨由反共內戰到聯共抗日的政策轉變作出了巨大努力。救國會（後來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公開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文件，要求國民黨聯合共産黨共同抗日，在全國産生很大反響。民主黨派所有這類活動都為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産生了積極作用。

　　民主黨派還是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黨派為了協調國共兩黨的關係盡心竭力，多方奔走，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各民主黨派紛紛對國民黨的反共罪行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對中國共産黨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支援。此時剛剛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對時局宣言》，斥責國民黨“正以公開或秘密的種種方式、破壞抗戰或扼殺抗戰的陰謀，而置全民族自由解放的千百年大計于不顧”。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領導人彭澤民與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聯名致電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指責“皖南事變”引起“國人惶惑”，要求國民黨“撤消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民主黨派的這些行動有力地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

　　第二，反對妥協，積極開展各種抗日救國活動，投身抗日救國的偉大鬥爭。全面抗戰爆發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成員前赴後繼，用行動與廣大中國人民一起築起了中華民族的血肉長城，體現了那個時代最激昂向上的民族精神，譜寫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他們有的直接參加前線和敵後抗戰。比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領導人黃琪翔，曾直接參與指揮了淞滬會戰，後來又指揮了著名的棗宜戰役。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還在廣東組建“民眾抗日遊擊隊”，開展遊擊鬥爭，擾亂敵人後方，配合了正面作戰。有的大力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比如救國會的成員先後在上海、武漢創辦了《抗戰》、《全民抗戰》、《救亡日報》等刊物，深受群眾的歡迎。特別是鄒韜奮，除了編輯《全民抗戰》外，還努力從事進步書刊的出版發行工作。他創建的生活書店在西南、西北增設了許多分支機構，大力出版抗戰書籍，對提高全民族的抗戰意識和抗戰熱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積極組織抗日民眾團體，支援前線，動員抗戰，保衛家鄉。比如許德珩（九三學社的先賢）就曾回原籍江西擔任江西抗敵後援會主任委員，支前、慰問抗戰將士，救濟災民。有的為發展民族經濟，籌集抗日經費和物資作了大量工作。比如，上海淪陷前夕，為了保存民族工商業，黃炎培聯繫胡厥文等(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先賢們)力勸工商界人士迅速遷到大後方。經過千辛萬苦、流血犧牲，終於完成了100多家工廠內遷的壯舉。內遷的民營工業，不僅在組織軍需民用産品的生産、支援抗戰方面做出重大貢獻，而且對促進大後方的開拓與建設、改變全國工業佈局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又如，中國致公黨發動海外數千萬僑胞支援祖國抗戰，專門組織了抗日救國籌餉局，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捐助活動。其中，僅致公黨領袖司徒美堂等領導的募捐就達5400多萬美元。

　　第三，反對獨裁，力主實行民主政治，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曾經指出，“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國內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動員人民參加抗戰。”實現團結、堅持抗戰，是同爭取民主政治密不可分的。1939年1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制定“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動政策，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反動法令，將抗戰初期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爭得的某些民主權利基本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策，引起了各民主黨派對國民黨的不滿和失望。1939年9月，各民主黨派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關於要求實施民主憲政的提案，引發了一場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民主憲政運動，使人民受到了民主憲政思想的教育，提高了對憲政問題的認識。

　　1943年，各民主黨派利用國民黨玩弄憲政騙局的有利時機，掀起了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的高潮。各民主黨派在重慶、昆明、成都等地紛紛舉行憲政座談會，創辦宣傳民主憲政的雜誌，發表宣傳民主憲政的文章。1944年9月，中國共産黨公開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為全國的民主運動指明瞭鬥爭的方向和具體目標，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使正在開展的民主憲政運動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聯合政府運動。各民主黨派一系列爭取民主政治的活動為促進抗日戰爭的勝利，推進中國革命的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團結、抗戰、民主，三位一體，這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民主黨派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進步性和歷史作用，正是在維護團結、堅持抗戰、力爭民主的不懈努力中體現出來的。民主黨派之所以能在抗日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作出重要貢獻，一方面是中國共産黨團結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指引的結果，特別是中國共産黨人在抗日戰爭中身先士卒、不屈不撓、勇於獻身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民主黨派人士，對其産生了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從民主黨派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看，它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資産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利益，但由於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壓迫和剝削，他們有著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從民主黨派的思想基礎看，民主黨派人士都具有愛國主義的思想。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入中國領土，犯下最野蠻、最殘酷的罪行的時候，愛國主義就成為激勵各民主黨派奮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源泉。民主黨派在同中國共産黨的合作中，也從中國共産黨人的思想裏得到啟發，汲取了不少營養和智慧。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捩點，為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對世界各國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爭取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産生了巨大影響。對於民主黨派來説，抗日戰爭的洗禮使其得到了鍛鍊和教育，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産生了質上的變化。一是思想上，民主黨派逐漸成熟起來，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共産黨的了解，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産黨才能救中國，堅定了從愛國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道路的信心。二是政治上，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産黨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和合作關係，為後來我國實行多黨合作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礎。三是組織上，原有的一些民主黨派從地下轉為公開，獲得新的發展。很多愛國民主人士也在中國共産黨的鼓勵和支援下，團結起來，從而建立起新的政黨，其中在重慶發祥的民主黨派就有四個。1939年11月，中國民主同盟早期組織統一建國會在重慶成立，其宗旨是調解“國共糾紛”，力促國民黨實施民主憲法，團結抗戰。後來在此基礎上組建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10月，譚平山、王崑崙、朱蘊山等人在重慶發起成立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要求結束一黨專制，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後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與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及其他國民黨民主派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5年12月，黃炎培、胡厥文等人發起的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提出了對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張，要求民主，要求建設。1946年5月，許德珩等人聯合重慶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的知識分子發起成立了九三學社，主張發揚“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為實現人民民主與發展科學事業而奮鬥。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各民主黨派在面臨兩種前途決戰的重要關頭，毅然作出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歷史抉擇，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戰爭，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積極貢獻。新中國成立後，各民主黨派參加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走上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道路。目前，各民主黨派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同中國共産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

　　今天我們各民主黨派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回顧60年前那段血與火的歷史，就必須繼承和發揚民主黨派老一輩的優良傳統，努力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建功立業。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我們就要更加堅定不移地堅持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同中國共産黨長期親密合作，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沒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沒有新中國的誕生，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也就沒有今天的民主黨派。這是歷史的結論。民主黨派在抗日戰爭中能夠作出重要貢獻，發揮重要作用，都是在同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一道經受各種考驗的歷程中取得的。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們民主黨派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就是要認真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精神，努力把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好、完善好、落實好。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我們就要牢記國恥，居安思危，始終把發展作為參政議政的第一要務，緊密圍繞國家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開展工作，努力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定團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每一頁受壓迫、受奴役的苦難歷史，都在詮釋著“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更加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要牢牢把握髮展這一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根本任務，認真落實把促進發展作為參政議政第一要務的要求，堅持科學發展觀，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積極參政議政，在參與重大決策中發揮作用，在決策實施過程中作出貢獻。我們要充分發揮社會聯繫廣泛的優勢，協助中國共産黨和政府做好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社會安定團結的工作，在顧全大局的同時，注意反映成員和所聯繫群眾的意見和要求，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全面發展作出新貢獻。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我們就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凝聚民族力量，振奮民族精神，為促進祖國的完全統一獻智出力。歷史證明，愛國主義是凝聚中華民族的強大精神支柱。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統一，是戰勝一切敵人的強大力量，也是實現中華民族繁榮昌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可靠保證。各民主黨派在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中有廣泛的聯繫和影響，是實現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特點和優勢，開展多種形式的為促進祖國完全統一服務的活動。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我們就要加強參政黨自身建設，不斷提高參政能力和水準，在人民政協中充分發揮參政黨作用。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其作用的發揮離不開自身建設。我們要以思想建設為核心，以組織建設為基礎，以制度建設為保障，不斷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把自身建設提高到新的水準。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組織形式，是各民主黨派發揮作用的重要場所。我們要更積極、更實際地參與人民政協工作，開展協商，團結合作，提高建言獻策的品質和水準。

　　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與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一起譜寫新時期多黨合作事業的新篇章，共同鑄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輝煌！

（來源：九三學社網站）

　　　　　　　　　　　　　　　　　　　　　　　　　　　　　責任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