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

時間:2001-04-13 09:35　　　來源：

　　明天啟六年(1626)，天主教由西班牙多明我會神父傳入臺灣北部，到崇禎十五年(1642)，西班牙傳教士被荷蘭人驅逐時為止，土著居民受洗人數約4000名。清咸豐九年(1859)，西班牙多明我會根據羅馬教廷傳信部的要求，從菲律賓派神父2人，與中國修士、教友各3人抵臺傳教，首先在高雄建立第一座教堂，並逐漸向北擴展。1883年，臺灣教務劃歸廈門教區；1913年7月19日，成為獨立監牧區，仍由西班牙人管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佔領當局飭令天主教會與西方割斷聯繫，迫使全部西方傳教士離臺，由日本教士代理監牧。當時，臺灣有天主教堂18座，教徒近萬人。1946年，日本教士被遣返；1948年5月，教廷派西班牙多明我會會士陳若瑟任監牧。1949年後，大批中外籍教職人員和一些教徒從大陸來到臺灣，教廷于1949年12月30日把臺灣劃分為臺北、高雄兩個監牧區，1950年10月6日、1952年8月7日，又先後建立臺中和嘉義、花蓮3個監牧區。1952年8月7日，教廷以臺灣作為中國第21個教省，臺北監牧區升格為總教區，郭若石任總主教。1961年至1963年，建新竹、臺南兩教區，高雄、嘉義、臺中、花蓮均升為教區。1968年9月25日和1970年2月24日，又分別成立金馬、澎湖宗座署理區。截止到1991年底，臺灣共有1個總教區、6個教區、2個宗座署理區，有教堂796座；總主教4人，主教8人，中國籍神父440人，外籍神父300人，教友295686人。臺灣天主教會開辦有幼稚園224所，小學10所、中學28所、職業學校9所、語言學校4所、大專院校3所，其中輔仁大學是臺灣著名的綜合性高等學府，1991年在校生達17550名，並於1992年在臺灣高校中建立第一個宗教學系。教會設有7家出版社，發行刊物94種，有“中聲”、“益世”兩家廣播電臺和6家視聽節目製作中心；還有16家醫院、17個診所，以及育嬰室、安老院等社會慈善機構。
　　1967年4月11日，臺灣地區的主教組成“中國主教團”，負責推展臺灣天主教教務工作。“主教團”成員任期4年，1991年4月改選後的成員為：主席單國璽(高雄主教)、副主席狄剛(臺北總主教)、常務委員單國璽、狄剛、劉獻堂(新竹主教)、王愈榮(臺中主教)、鄭再發(臺南主教)以及林天助(嘉義主教，1994年3月病故)、錢志純(花蓮主教)、秘書長為徐英發(臺北輔理主教)。“主教團”下設12個委員會，即：教義委員會、福傳委員會、聖職委員會、禮儀委員會、教育文化委員會、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橋梁教會服務委員會、社會發展委員會、教友委員會、大眾傳播委員會、聖經委員會、家庭委員會。“主教團”秘書處自1975年9月起發行《中國主教團月報》。
　　1965年梵二會議之後，國際天主教“本土化”趨勢加強，臺灣亦受其影響。50年代初，有的外國傳教士要求入教的臺灣人燒掉祖先牌位，現在，祖先牌位卻可迎入教堂內供奉。彌撒儀式上，柱香可代替乳香，語言也不再拘泥于拉丁文。臺灣耶穌會會長張春申神父認為，就天主教自身的原則來説，具有“一”與“大公”兩種體認，“一”表示只有一個教會、一個共同應當接受的教理與本質，“大公”則是無論天主教傳佈至何處，應與當地的文化甚至宗教情緒結合。他説：“就臺灣教區而言，無論是禮儀、神學、領導和修行，都漸漸趨向中國化，這種潮流無法抗阻”。 　
　　然而，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20年的時間裏，臺灣天主教的信徒人數一直在30萬左右徘徊。而在此期間，臺灣人口直線上升，這意味著天主教徒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降低。顯然，天主教會遇到了某些困難。針對這種情況，臺灣“主教團”委託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對天主教在臺灣的現況及其發展趨勢做了一次調查研究。調查從1984年開始，經過3年的工作，統計、分析了6508份問卷答案，匯整合《天主教在臺灣現況之研究》一書，公之於世。書中認為，臺灣天主教1950年到1970年迅速發展的最大原因是：有利的政治因素，社會經濟狀況不穩定、大陸教徒及神職人員大批來臺，以及大量土著高山族(臺稱“山胞”)的皈依。而1970年以後停滯的原因在於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使人的宗教需求下降，中國文化傳統對西方宗教的抵制，民間信仰的復興勃起，以及信教人口的遷移等。
　　1988年2月，臺灣天主教召開“福音傳播大會”，會議確定臺灣天主教今後對內要鞏固信徒信仰，對外要通過關懷社會下層和貧病弱小者擴大影響，在全社會面前“作社會良心及正義呼聲”，努力與中國文化相結合，重塑“中華教會”形象。在這個問題上，新教教會也遇到相同的困難。50年代，臺灣百廢待興，人心浮動，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與西方的經濟繁榮連在一起令人嚮往，加上傳教士常以物質實惠相誘，“洋教”於是大行其道。到了7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生活漸富，但又遇到被逐出聯合國和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衝擊，對西方的幻滅感使很多人回頭去尋找民族文化之本以求所謂“莊敬自強”，且因已有餘財可施，佛、道及民間信仰等“土教”隨之復熾，迫使“洋教”不得不加速“本土化”以維持隊伍，並不斷總結經驗，調整策略，希望重振旗鼓。與天主教“福傳大會”幾乎同時，1988年3月，新教14個教派和教會以及11個機構的代表組成了“西元2000年福音運動執行委員會”，確定了到2000年時，使臺灣基督徒人數達到200萬人，教會達到1萬間的發展目標。之後，新教教徒人數確有較大增長，而天主教教徒的增長仍不理想。
　　1991年，臺灣天主教的經濟收入為11.47662億元(新台幣)，與道教、佛教、基督教(新教)一同成為臺灣12個教門中收入上億元的4個大戶。但是，受世界性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臺灣天主教近年的開支也有所撙節，如為響應教皇約翰。1984年2月要臺灣教徒“做大陸教胞‘橋梁’”的指示而成立的“中國主教團”橋梁教會服務委員會，原來經費主要依賴“主教團”撥款，1993年起，決定撥款暫停，致使該委員會“援助中國大陸教會發展”的計劃項目必須重新審定，並呼籲教徒“慷慨捐獻”，以紓困境。
　　與上述問題有聯繫，還應該提到教廷與臺灣的關係。教廷是歐洲唯一和臺灣保持所謂“外交”關係的主權國家。為了保住這塊“國際生存空間”，臺灣當局 對於教廷有關中國事務的任何言行、表態都十分敏感，唯恐已有的格局發生“意外”。在維持這種格局，執行教廷教廷對大陸天主教的一些意圖、貫徹臺灣當局對教廷的一些方針方面，臺灣天主教會和“中國主教團”負有特殊的使命。而一旦中梵國家關係取得突破，臺灣天主教會在臺方與教廷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還將有所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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