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吳念真，1952年生於臺灣，父親是礦工。1973年開始從事小説創作，曾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報小説獎。1981年起，陸續寫了《戀戀風塵》《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電影劇本，曾獲五次金馬獎最佳劇本獎、兩次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主持TVBS“臺灣念真情”節目三年，舞臺劇代表作有《人間條件》系列等。作品《這些人，那些事》2011年9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先鋒語錄】
我覺得不一定要為死者悲哀，但會為生者流淚。
八十年代的臺灣給我的感受太強了，現在怎樣都沒有辦法像從前那樣好了。
我的家鄉在山坳坳裏，很窮困，以前在這個地方還是可以活下來，現在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了。
白襯衫、牛仔褲、帆布鞋，圓圓的黑框眼鏡，吳念真看上去始終是《一一》中那個NJ的形象，一個內斂細膩誠實的好人，就像你我身邊的每一個ta。
北京的秋天裏，讀者見面會現場，他坐在人群中談笑著，帶著濃濃的臺灣本省人口音。過道裏擠滿了來聽故事的人，人群中不時地爆出一片笑聲。
人們都是奔著這個“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而來。年近花甲，吳念真覺得自己似乎只剩下奇美的回憶，而“在幾乎無聲也無觀眾的演出過程裏，和‘自己’對戲的另一個唯一的角色就叫‘回憶’”。那些發生在自己或旁人身上的往事，最終都被他變成文字、音樂、影像……向人們傳遞著一種能量和養分。
在“中影”老同事、作家小野的眼中，吳念真“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很好玩的人……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噓那些我聽過N次的笑話還能口沫橫飛面紅耳赤”。而他自己從不忌諱“講故事是被訓練出來的”，更多時候是出於工作的需要。生活中的他不像人們看到的那樣喧鬧和風趣，常常願意在安靜中思考。最感激的事是“書寫和閱讀”，而未來最想做的事是賣拉麵和旅行。
我已經沒有故鄉了
吳念真從小生活在九份礦區的侯硐村，那裏是一個金礦，村子裏四百戶人家懷著同一個夢想去挖金子。那時候的四百戶就像一戶人家，不是叔叔就是伯伯、阿姨，每個人都是長輩，小孩子可以端一碗飯，從自己家吃到別人家，他們會把整塊魚放在你碗裏，彼此之間沒有陌生。當時最恐怖的事是村里拉響警報，廣播上播放哪個井發生礦難，隨後教室門口就會出現一個穿得像“死神”一樣的人，叫著死難家屬的孩子，“XXX，來送送你的爸爸。”
他是村子裏唯一念過初中的人。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就幫鄰居讀信、寫信，不知不覺收集了很多故事和秘密，所以他的故事總比別人多。由於家境貧困，15歲那年他離開家鄉去臺北打工並在工作之餘讀完高中。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寫小説，講述礦工的故事，很單純地希望“政府能夠看到，來改變他們的生活”。後來開始創作劇本、寫歌詞，拍電影、廣告，做主持，演話劇……臺前幕後都是他的身影，唯一不變的是講“真實的故事”。
《國際先驅導報》：在寫《這些人，那些事》時是怎樣的感受？
吳念真：書裏的那些故事都是生命的記憶。當時就想把生命的一點點記憶和人分享，通過書寫這個過程來抒發掉那些情感。
我很感激上帝給我兩樣東西讓我不會發瘋，一個是書寫，一個是閱讀。比如這段時間精神狀況不是太好，太忙了，忙到有些厭倦、憂鬱這樣子，我整天會抱著王安憶的《天香》，思緒就會進入早期的上海，可以暫時脫離某些不舒服的狀態。
Q：你多次在不同場合講同樣的故事，比如計程車司機，比如初戀的故事，是否意味著這些故事有著特別的地位？
A：老是有人説我很會講故事，其實我不是很會講。這可能是在很小的時候不經意被訓練出來的，就不得不去講。有些人的某些工作並不是天生就會的，是在溝通中不斷鍛鍊出來的。
Q：在你的回憶裏最難割捨的是什麼？
A：我覺得還是最親近的兄弟姐妹吧。到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五六十歲，就會覺得如果兄弟姐妹都在，那種感覺不一樣。除了親情之外還有屬於我們的共同的生命記憶嘛。可以互相安慰互相回憶，可是他們現在不在了，那部分的缺憾就很重。
Q：很多故事都發生在故鄉，現在還經常回去嗎？
A：那裏現在沒有人了，我已經沒有故鄉了，這是最悲哀的。當年生活的村子已經變成了廢墟、一片荒草，只有兩棟房子的框架在那邊，其他什麼都沒有了。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時候經常回去看一看，小時候的那些快樂，那些和你相處的朋友都跟著回憶回來了。另外一個意義是，我的家鄉在山坳坳裏，以前很窮困，我就告訴自己説，以前在這個地方還是可以活下來，現在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了。
父親一代是“歷史的孤兒”
“是日，東京初雪，多桑無語。”當這些字幕靜靜地流過畫面時，人們都止不住流淚。這是電影《多桑》的片尾，兒子出差去日本，帶上父親的骨灰。
這個故事吳念真也常常講起。父親從小受到日本的殖民教育，這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要去日本的皇宮和富士山。在他死後多年，一次吳念真出差去日本，帶了他的骨灰，碰巧飛機快降落時，看到夕陽西下的富士山，吳念真就拿出骨灰，讓父親看一眼。
在過安檢的時候，吳念真向日本機場安檢人員解釋盒子裏裝的是父親的靈魂，講了整個日據史和他爸爸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結。後面等安檢的隊伍一直等了很久，最後安檢人員弄明白了怎麼回事，向吳念真深深鞠了一躬。
Q：為什麼會拍《多桑》？
A：在我小的時候有這樣一個畫面，父親抽著煙望著遠處發呆。忽然，我聽見他喃喃地説，“就像一隻鳥仔飛入籠……！”然後沒有下文，直到下山回家也沒有第二句話。這句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子裏，我拍《多桑》也不是單單為了紀念死去的父親，是要拍那一代人，不被理解的、沉默的一代人。
Q：父親一代給你什麼樣的印象？
A：你們可能不太懂，那一代人出生就是日本佔領臺灣的時候，從小受日本的教育，根深蒂固。他們經歷的人生轉折是從“aeuio”變“bo po mo fo”。可是他的兒子念的書卻告訴他日本是侵略者，所以只要聽到爸爸講日本的好話就會覺得很討厭。有時候想父親那一代人真的好可憐，他們是臺灣的“歷史孤兒”，沒有歸屬感，不曉得歸屬到哪去。
Q：你在書中説和父親的關係不是很親近？
A：可能是受日本教育的緣故，父親很嚴肅，跟子女之間不親密，好像是很近的人其實好遠。你沒辦法知道父親的故事，他不會告訴你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姐姐妹妹間接告訴我。
Q：父親、弟弟、妹妹都是自殺的方式離開的，這裡面有沒有內在的聯繫？
A：彼此沒有關係。我爸爸是礦工的職業病，他當時是沒辦法呼吸，很不舒服受不了了，他不要那種樣子很難看，所以蠻像日本人的，不要拖累小孩子，就這樣過去了。弟弟妹妹不一樣，妹妹是憂鬱症，弟弟是自己的生活遇到太多問題了，他已經沒辦法解決了。
Q：他們這種方式離開對你看待生命或世界有沒有影響？
A：當然會有。我小時候就是在礦區的，礦區平常就有很多意外的死亡，對死亡這件事就會有另外一種看法了，我覺得不一定要為死者悲哀，但會為生者流淚。
最難忘八十年代的臺灣
1985年，在東京的PIA雜誌影展上，放映了《兒子的大玩偶》(1983)一片，講述了三部關於60年代初期臺灣尚未進入經濟高速成長期之前的貧民生活的故事。這部好評如潮的作品，改編自黃春明的三部短篇小説。後來，因這部作品中的三個短篇而初次登場的三位新導演——侯孝賢、萬仁、曾壯祥等人，領頭引發了臺灣電影的新潮流。
而在那場紅紅烈烈的浪潮背後，靈魂人物就是年輕的作家吳念真。他和侯孝賢、楊德昌等大師合作，陸續寫了《戀戀風塵》、《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電影劇本，透過他的作品我們能看到臺灣的地方史、一些生活瑣事和各種各樣的面孔。
Q：作為臺灣電影新浪潮的推手之一，80年代對你來説意味著什麼？
A：那是一段很難忘的歲月。那時候的臺灣，已經慢慢開始民主化，整個的思潮都已經在希望突破獨裁政治，不管是音樂、舞蹈還是文學，都好像在有一種新的力量在動，想要衝出去。各種各樣的力量匯聚在一起，最棒的一群人都朝著一個信念努力：希望把電影做好，希望臺灣電影可以讓全世界都看到。
在一個蠻美好的時代，可以碰到一些蠻美好的人。他們有已經在臺灣拍電影的，你看出來那種聰明跟人家不一樣，像侯孝賢；還有剛從國外回來的人，像楊德昌、柯一正他們，後來越回來越多。
Q：現在和當時的人漸行漸遠，會不會有一種失落感？
A：當然會有。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風景，都有每一個時代的看法。
Q：很留戀那個時代的臺灣嗎？
A：當然。因為那個年代人和人之間比較單純，親密，沒有算計。到長大之後，城市已經都是工商業了嘛，感覺是有唸書的在掠奪那些沒有唸書的，人跟人之間充滿了算計。不應該説我特別懷念那個年代，而應該説那個年代給我的感受太強了，它那個模型、那個樣子太美好了，而現在怎樣都沒有辦法像從前那樣好了，所以會有一個落差。對那個東西有留戀，並不是説我一定要活在那個年代。
Q：你覺得自己最艱難的時光是什麼時候？
A：現在。最艱難的時光就是現在啊。年輕的時候覺得什麼事情都還有機會，即便要改變也都還有機會，做錯了也還有機會。到年紀大了負擔也大了，要再改變什麼就要考慮得比較多一點。(《國際先驅導報》 記者 陳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