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和臺灣文學

　　一、前言

　　一個民族的文學,是那個民族的文化的一個璀燦的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文學,以那個民族的語文之審美的形式,表現其民族文化的心靈;而一個民族的獨特文化,釀造了那個民族的文學獨特的風格與特色。這都是毋庸贅言的共識。而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民族,中華文化和與之相應的中華文學多彩多樣,豐富繁榮。其中既有鮮明的民族共性和同一性,同時也有突出的地方的、歷史的獨特性。時間的限制,不允許我們在此論及臺灣原住各民族的文化和他們的口傳文學。中華民族最早在臺灣留下勞動與生活的蹤跡,可上溯到第3世紀的三國時代。然而中華民族的典章制度和文明教化在臺灣島上實踐,要等到明鄭入臺時的17世紀60年代以後,設立府、縣,任命府尹、知縣。同時,隨著鄭成功入臺的大陸著名文人學士,借著明鄭當局廣設官學,積極建設以科舉為經緯的文化教育體系,大大提高了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影響。由較早的沈光文及後來的沈期、辜朝薦等人的創作,留下了臺灣第一批臺灣地方文學作品,動情地表現東渡流亡之人對故園鄉關的懷思和立志恢復明室的情懷。

 
　　1683年,與清王朝對峙的明鄭敗亡。臺灣收復後,大量的大陸閩粵移民涌入。在清朝治下,官學更加普及,而科舉制度更加正規化,中華文化和文學更加昌盛。此時大陸來臺的遊宦作家,例如郝永和,留下傑出的遊記、詩歌、散文和地理學筆記。而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國勢遭到沉重打擊。這期間的各家作品,或關懷民生疾苦,或歌咏亞熱帶寶島鄉土風光。另有姚瑩、沈葆楨、丘逢甲等文武雙全的知識分子,寫下了保國憂時、抗擊帝國主義的視野空前開闊的作品,表現了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感情,壯懷激越,動人心弦。

　　二、臺灣的殖民地化和臺灣新文學的發展

　　1895年,臺灣依恥辱的馬關條約割讓日帝,淪為殖民地。在異族統治下,遺民作家如丘逢甲、洪棄生和連雅堂等人,留下了哀國破之慘痛、砥礪漢節的作品,使他們成了殖民地臺灣的第一代反帝抗日作家。1915年,長達二十年之久的臺灣農民武裝抗日鬥爭全面失敗。1920年左右,臺灣人民改變抗日策略,展開“非武裝抗日”時期。與之相適應,臺灣新文學運動便在這一波現代抗日民族、民主鬥爭中發軔、成長與成熟。

　　受到祖國大陸“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影響,以東京為基地,以漢語白話文為主要語文,由留日臺灣知識分子先後編刊的雜誌《臺灣青年》、《臺灣》和《臺灣民報》等為言論陣地,發動了一場臺灣的新舊語文革命和相應的新舊文學革命。在理論資源和文學創作上,臺灣新文學直接受到陳獨秀、胡適之、魯迅、郭沫若等人的影響。島內主張以漢語白話文和新文學體裁創作的陣營,與主張仍然使用文言文和舊文學體裁的一方展開激烈地爭鋒,結果舊派不敵新派,臺灣新文學在日帝統治下的臺灣宣告其勝利。

　　臺灣新文學的登場,是作為臺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之一翼而發展的。而在日帝強權統治下已經二三十年,強行日語同化教育的環境下,臺灣新文學作家賴和、楊雲萍、楊守愚、朱點人、楊華、張深切、呂赫若、吳濁流等小説家,絕大多數仍堅持以漢語白話文寫作,在題材上一律宣揚反日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識,表現了他們在日帝統治下堅守中華文化、頑強不屈的抵抗的英姿。

　　三、殖民地下堅決守衛民族精神和民族語文的鬥爭

　　臺灣居民泰半為大陸閩粵移民,口説閩粵方言,與以中國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頗難相通,加以日帝據臺,使臺灣人民無法共有中國現代共同語形成的經驗,又加上日人處心積慮收奪臺灣的閩客方言,以強制教育灌輸日本語剝奪臺灣人民的母語,有識之士痛感到在殖民地下喪失民族語的危機。19世紀30年代初,臺灣抗日進步文壇內部,為了文學大眾化和提倡大眾語文,發生了所謂“臺灣話文”論爭。以黃石輝、郭秋聲為中心的一派,覺察到白話文對一般臺灣勞動人民無異新的文言文,因而主張把閩南方言文字化。這顯然是當時“文藝大眾化”和“大眾語文建設”在殖民地臺灣條件下特殊的提法。另外則有以廖毓文、林剋夫、朱點人等為中心的,堅持自覺地推廣漢語白話,使白話文進一步大眾化而以“臺灣話文”的建設為多餘的一派。這使人想到魯迅和瞿秋白也主張不同策略的大眾語方策。

　　值得一提的是:漢語方言的表記和表音從來會遇見難解的問題。激烈主張建設“臺灣話文”的黃石輝、郭秋聲皆反對以羅馬化解決,避免母語脫離民族語言表現系統,主張以傳統六書的原理研究方言表記,也主張方言文字化最終形成全民族可以共通的表音和表記。

　　激烈的語文革命,目的在解決殖民地下的大眾語問題,以尋求對廣泛大眾宣傳、教育、啟蒙和煽動手段的答案。而欲達到此目的,又決不犧牲中華文化的語文資産與傳統。八o年代“臺獨”文學論起，其論者以“臺灣話文運動”為“臺灣文學抗拮中國白話文”,是“臺灣文學主體意識”之表現。但新的數據顯示,黃石輝在面對白話文派究問臺灣不是一個獨立國,何需倡導“臺灣鄉土文學”時,黃石輝明確回答,正因臺灣非獨立國,才倡導“臺灣鄉土文學”而未倡導“臺灣文學”。“臺獨”文論的曲解捏造,在史實前成為徒勞。

　　四、在殘暴的“皇民文學”高壓下堅持中華文化的民族氣節

　　殖民制度帶給被殖民民族最大的災難是收奪其民族母語,以制度化的民族歧視挫折其民族自尊,迫使被殖民者在社會、政治和精神上奴隸化。1940年後,日帝擴大對華南及南太平洋的侵略,除了強化對臺灣、朝鮮及其在華日佔區的劫掠與鎮壓,並在這些地區施展各種精神和心智的控制,強力宣傳日本皇國思想與戰爭意識形態。在文學領域上,則在臺灣等地推廣支援和宣傳向日同化和日帝侵略戰爭的“皇民文學”。

　　但是,“皇民文學”除了周金波和陳火泉等極少數漢奸文學家,日統下臺灣作家都採取消極不合作態度,引起日本當局與在臺日本官方作家的不滿。1943年以西川滿、濱田隼雄為首的戰爭派作家,公開抨擊臺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鄙陋”和缺乏為“聖戰”服務的意識,為“狗屎現實主義”文學。在嚴峻形勢下,以楊逵為首的一些臺灣作家公開反駁。楊逵發表《擁護狗屎現實主義》,為臺灣人現實主義文學辯誣,維護了戰時下臺灣文學的尊嚴。

　　環顧當時日帝支配下的東北亞,在日本法西斯主義威暴下,在日本、朝鮮和偽滿都有大量的作家，包括曾經抵抗過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進步作家,大面積向日本法西斯軍部“轉向”投降,寫下不少支援日帝擴張政策的作品,至今成為日本與韓國文學史的恥部與痛處,無法清理。相形之下,臺灣的轉向附日作家只有周金波、陳火泉等極少數,作品粗糙、數量極少,影響不大。應該指出,自鴉片戰爭及日帝據臺以來,“帝國主義加諸中國最大的傷害在於臺灣,中國文學中反映對帝國主義之抗爭最為動人的作品也在臺灣”(陳昭瑛,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