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原住民文學興起于1980年，此時正為臺灣社會面臨關鍵性轉之際，不論在政治、社會、文化的面向上，莫不以臺灣“本土化”作為最強烈的改革訴求。
原住民運動也於此波的熱潮趁勝興起，在不斷的熱血抗爭中開始凝聚出屬於原住民自己的“族群意識”。於是運動之外，以抗議為主題的原住民文學也漸漸地萌芽，作品在文字媒體上慢慢的取得發聲位置，如：莫那能《美麗的稻穗》、拓拔斯？塔瑪匹瑪《情人與妓女》和《最後的獵人》等，都極具代表性。
1987年及1989年間吳錦發先生編輯兩本選集：《臺灣山地小説選》及《臺灣山地散文選》，二書中同時收入漢人與原住民描寫與山地相關的作品，並提出“山地文學”來界定此一特出的文類。到了1989年7月21日則調整為目前通用的“原住民文學”一詞，主要的原因在於：
所謂原住民忠實的文學紀錄者已隨著社會現實的衝擊，以一支筆抗議整個體制對臺灣原住民族的壓迫，遂産生了第一批原住民社會培養的優秀作家。…….臺灣真正出現第一批原住民作家……
＜論臺灣原住民現代文學＞19897/21~26刊于《民眾日報》
這樣界定的調整可以看出，評論者關注點從以空間為主的“山地”變成將重心放在族群身分的“原住民”上，也正是這樣的焦點轉移才更能清楚的去突顯原住民文學它本身的特別意義所在：對原住民族群經驗的重視，及區別於主流的漢文化的創作。之後的原住民文學的發展，也多是延續吳錦發先生的觀點加以開發突破。由以上觀之，可以知道1981年的原運，一方面啟發了原住民對自我族群的重視，另一方面則成為所有後來的原住民文學創作者的母題和寫作動力所在。八○年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開展，其實象徵了一種時代性的意義，那即是：沒有文字的原住民族群，經由漢語的書寫系統，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去證明自我的存在。
1993年《山海文化》雙月刊創辦，則代表了另一個里程碑，孫大川以其卑南族的身分，在〈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文〉中標舉出別於漢文化以“山海”為主為依歸的原住民文化代表了另一個臺灣經驗：
對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徵，不單是空間的，也是人性的。它一方面明確地指出了臺灣“本土化”運動，向寶島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但一方面也強烈凸顯了人類向“自然”回歸的人性要求。它不同於愈來愈矯情，愈來愈來都市化、市場化的“臺灣文學”，也不同於充滿政治意涵的所謂“臺語文學”。長久以來，原住民卑微、苦難的經驗，使他們的文學筆觸、藝術造形以及文化反省，更能觸及到生命的本質和人性的底層。
更進一步的他希望非原住民的創作者加入，並企圖連結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文學，開展更大的視野。除了山海雜誌外，許多主流的文學平面媒體也跟進並鼓勵形成一股風潮，如：《聯合文學》、《文學臺灣》、《臺灣日報》等，於是在文學市場熱烈的運作下，原住民文學在量與質上都有大幅的成長。而九○年代末，學術評論方面原住民文學儼然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不論是單篇論文或者是碩、博士論文對此議題的開發已經大大的拓展原先的領域了。
書寫語言文字的問題
原住民文學創作面臨最大也是最先碰到的障礙，即是書寫語言文字的問題。
由於其族群本身並無發展出文字的符號媒介，他們的經驗的流傳多以口傳為主並融于生活文化之中。也就是這個因素的限制，每當原住民創作者要開始書寫自己的經驗的時候，都必須經由漢語的“再翻譯”才能夠呈現出來，所以也有人將這種稱作為“原住民漢語文學”，而能夠書寫創作原住民文學的作家，清一色都是戰後出生並接受現代教育的原住民知識分子。
然而，漢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的差異，往往會造成書寫語言文字上的隔閡及阻礙，是故目前的原住民文學創作者，除卻完全以漢文作為書寫的工具之外，其他諸如以族語拼音、漢譯對照、並排書寫的策略，或者以拼音文字來書寫，則成為另外一個突破局限的方式，如：泰雅族的娃利斯？羅幹《泰雅腳蹤》就是以羅馬拼音文字來書寫，企圖以此更加貼近泰雅族的文化；夏曼？藍波安的《八代灣的神話》及夏本？奇伯愛雅《釣到雨鞋》採取折衷的方式，運用並排書寫漢譯對照，如是的嘗試，卻牽涉到母語的書寫表達能力及漢譯的精確度，仍有待克服。
雖然有論者不斷呼籲強調母語創作的重要性，不過就實際面上來看，直接以漢語創作原住民文學，雖非上上策，但若能論以特殊的語言模式去創造出獨有的“漢語風格”，反倒一方面可以形成溝通的管道；另外一方面則造成對主流文化的顛覆。
瓦歷斯？諾幹認為第二屆“臺灣文學獎”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小説語言（李喬認為他小説中語言：“漢人語言習慣上，總是怪怪的。”）特色，正是一種對中心語言的棄用。更進一步的，也經由這樣的逆寫，讓原住民書寫的去殖民能夠展開。於是乎，以目前的狀況來看，漢語書寫的原住民文學仍為主要的方式。
從抗議的主題到對女性、性別的省思
在書寫內容主題上的呈現，則大致上可以區分成四類：
（一）控訴及抗議：
這可以説是原住民文學的基調，表達出原住民在這塊島上所遭遇的各種不公平待遇，尤其是殖民的慘痛經驗及不平等的漢原關係，成為重要的書寫焦點所在。以最早用漢語發表詩歌的莫那能的《美麗稻穗》堪稱最具代表性，書中的詩句簡單明白卻深具震撼力︰“回答”毫不保留地控訴原住民被殖民的不平等遭遇，於是莫那能直接的控訴成為早期原住民文學最鮮明的存在。而這些的控訴的內容，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更多新的面向：田雅各布的文章不強調對立，並時時流露人道精神，引起的是更多深沉的自省；瓦歷斯？諾幹以後殖民論述去談論，將抗議的層面提到理論的層次；阿女烏則以女性創作的立場，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去切入介於原住民女性和漢人女性間的不對等關係，開發出更多元的面貌。
（二）認同的焦慮：
由於漢文化的強勢入侵，部落文化不得不面臨沒落的處境，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促使原住民非得去正視認同的問題，而如此引發的焦慮，成為原住民文學創作者反思的所在，孫大川《久久酒一次》、《山海世界》、《夾縫中的族群建構》等書，對此議題有深刻的思考。
（三）對原住民文化的重新審視：
在島嶼美麗的山海環繞之下，學會和大自然和平共處是原住民文化最重要的一個特徵。然而強勢的主流文化帶來則是部落文化的消逝及忽略，受過現代教育洗禮的原住民作家處於這兩個文化之下，開始重新去面對及體驗原住民文化背後所帶來的意義，及其與原住民存在的關係，這樣的課題成為近年來書寫的焦點。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中以作者本身返回部落的經驗為故事主題，是為最佳代表。書中以“我”在不顧眾人反對回歸最原初的生活模式作為起點，開始了作家對達悟族海洋文化的省思，另外對於現代生活之反省，更突顯出主流文化對環境破壞的視而不見。
（四）女性／性別：
就目前創作狀況來説，原住民女性作家仍屬於少數，觀察孫大川于2003年編選的《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共七大本，分為小説、散文、詩、評論四類。），裏頭收錄的原住民女性作家也僅僅有︰劉武香梅、裏慕伊？阿紀、利格拉樂？阿女烏、董恕明四位，而真正持續發表作品也只有利格拉樂？阿女烏一人而已。不過，她們的出現卻為原住民文學帶來更多複雜的議題，提供出有別於男性原住民創作者的視角。以利格拉樂？阿女烏為例，一半排灣族一半外省的女性身分，使她成為臺灣社會的邊緣弱勢者，散文集《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對排灣族母親的生命歷程及對童年不愉快記憶的著墨，充分見證出原住民女性的生活境況。除此之外，一段婚姻的經歷更讓她思考在原住民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及原運背後可能隱藏的性別階級的差異，這種深入性別與女性議題的開發，皆是原住民男性創作者所未觸及的領域。利格拉樂？阿女烏勇敢面對傷痛的書寫，讓我們見到獨屬於原住民女性書寫的力量。
總結前上四類，由抗議的主題到對原住民女性生活的省思，因為他們特有的身分經驗，帶來除卻是別於主流漢文化的聲音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新的視角之下對現代性生活的質疑。
詩、散文、小説各文類的表現
發展至今，原住民文學創作者于詩、散文、小説領域都各有表現，也出現了許多不錯的作品。目前以數量來看，散文、小説的産量最豐，詩則略遜一籌。本來在口傳時代的原住民文學，詩歌蔚為主流也是最常運用表達情感的方式，然而，在漢語文學的領域中，詩反倒成為最為薄弱的部分，究其主因可能和詩作為一種文類其要求是語言高度精確性有關，原住民對漢語的掌握度成為最大的關鍵因素。
在小説、散文方面，原住民創作者則充分展現他們“説故事”的功力，巧妙融入兩種文類中，創造出一種別於漢文化的記敘書寫模式。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原住民文學作品中，小説與散文的界線經常是模糊而難以區分。
目前重要的作家大致有以下幾位，詩的部份︰莫那能、溫奇、瓦歷斯？諾乾等人；散文部分：孫大川、夏曼？藍波安、田雅各布、瓦歷斯？諾幹、利格拉樂？阿女烏、亞榮隆．撒可努等人；小説部份：霍斯陸曼？曼曼、田雅各布、田敏忠等人。
徘徊在光明與黑暗減：回歸祖群經驗
對於原住民文化的處境，孫大川在《久久酒一次》意有所感説著：
就像黃昏同時具有白天與黑夜的某些性質一樣，我們既不可宣判原住民文化已死亡，也不可以鼓勵一種日正當中的幻象。反過來説，我們既要勇敢接受民族文化死亡或黑夜的來臨，同時也要積極地在黃昏時刻準備好油燈，點亮慢慢長夜。
彭小妍以為，這句話無疑也同時點出了原住民書寫的內涵特質：批判外來文化與自省、開放與內斂、行動的慾望，以及等待的焦慮、歷史的重建與認同的危機。正因如此，我們在原住民文學作品上看到傳統文化面對新文化的掙扎，是一種擺蕩于新與舊、質疑與接受的過程，而這種過程無疑是本島文化最為特出的地方，帶給臺灣文學更多對話的空間。於是，當原住民文學發展到今天，再去回頭思考何謂原住民文學，或許還是得引用孫大川的一席話，他以為：“所謂的原住民文學，當然不能光指出由原住民自己漢語寫作就算了事，他必須盡其所能描繪並呈現原住民過去、現在與未來之族群經驗、心靈世界以及其共同的夢想。
在這個意義下，作為一個嘗試以漢語創作之原住民作家來説，它比別人更有必要也有責任身化自己的族群意識和部落經驗……“回歸族群經驗的根本，並與其他文化作對話，將會是原住民文學帶給臺灣文學最大的資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