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文學在臺灣的出現，首先是楊逵在三○年代吹起了響亮的號角。他先後在《大阪朝日新聞》、《臺灣新民報》、《臺灣新文學》上發表“談‘報導文學’”、“何謂報導文學”、“報導文學問答”三文，歸納出報導文學的幾項特質，強調報導文學是臺灣新文學未及開發的領域，作家們應該走出書房，把握社會事物的真實面貌。
在楊逵心中，報導文學是最自由又最能反映時代精神的寫作方式。事實上，早在1935年他便曾寫作“臺灣地震災區勘查慰問記”，以敏銳的觀察和寫實的筆觸，記錄當時慘烈的“臺中、新竹烈震”，為臺灣的報導文學寫作樹立一個批判與人道的精神典範。然而，在“皇民文學”的要求下，楊逵帶思想性與批判性的報導文學主張自然受到壓抑。
1948年後，他持續在《力行報》上提倡“實在的文學”，要人們將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如期地記錄下來，卻因“四．六”事件遭到逮捕。報導文學也在威權體制的箝制下，陷入達三十年的沈寂。
在五○年代的臺灣文學史上，報導文學作品或理論幾乎難以目見的。除了官方對媒體的掌控外，“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的敏感性，也使作家進而遠之。這個時期，僅有少數文史工作者延續著報導文學的命脈。如吳新榮便曾對臺南與嘉義地區進行達七十四次的田調，完成《震瀛採訪錄》一書。這種噤若寒蟬的情況一直要到六○年初，鄧克保（柏楊）在自立晚報連載《血戰異域十一年》，引發文壇的強烈震撼，才算挑戰報導文學長期以來的噤聲。
隨著七○年代到來，臺灣社會運動的接連風起，也重新點燃報導文學的火苗。如果説，三○年代報導文學的萌發主要來自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那麼七○年代的報導文學則是美國新新聞影響下的産物。
1975年，在社會運動的蠹起與現代詩論戰的文壇喧擾下，學者陸續引進這類理論、著作，最知名者莫若高信疆在《中國時報》推出專欄“現實的邊緣”，並於1978年的時報文學獎中設置報導文學一類，意圖為當時的文學注入新的血脈。除《時報》外，諸如《聯副》、《民生報》、《漢聲》也都參與了這一波的報導文學風潮。當時諸多作品如古蒙仁《黑色部落》、翁臺生《痲瘋病院的世界》、陳銘磻《最後一把番刀》、林元輝《黑熊悲血滿霜天》或心岱的《大地反撲》，也成為臺灣報導文學史上的重要經典。
八、九○年代後，報導文學表面上漸趨式微，但卻是在文學獎與副刊外繼續發光。1985年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意圖“從社會弱小者的立場去看臺灣的人、生活、勞動、生態環境、社會歷史，從而進行記錄、見證、報告和批判”。當時如官鴻志《不孝兒英伸》、《我把痛苦獻給你們》；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幌馬車之歌》與廖嘉展《月亮的小孩》等刊登在《人間》上的作品，都曾引起社會廣泛的重視。
九○年代後，除藍博洲、廖嘉展、鐘喬等人繼續投身田野工作，踐實《人間》的理念外，有更多文史工作者投入了小區營造、族群認同、自然環境等議題的挖掘。像楊南郡《斯卡羅遺事》書寫斯卡羅族的歷史，鄧相揚《霧重雲深》寫霧社事件，須文蔚《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介紹921震災後幾個女子成立的《中寮鄉親報》等，都讓報導文學真正的走入人間，再現臺灣田野的共同記憶。
從楊逵開始提倡“實在的文學”到晚近文學獎的停辦，在臺灣文學的數種文類中，報導文學是一直位處於邊緣的位置。這除了導因于報導文學本身的妾身不明、經濟奧援不再、創作艱難、媒體空間縮小等，也都是此種文類漸趨弱勢的重要原因。展望新世紀臺灣報導文學的書寫，破除絕對客觀化、學術化與散文體式的迷思無疑是當前的要務，而回歸田野、深思報導文學的目的性與方法論，恐怕才是為報導文學注入活水的關鍵課題。
（來源：臺灣文學資料庫）
編輯：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