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界定——臺灣現代散文之文體、文類
“散文”指的是非韻文的“散行文體”，其特色就在於“散”這個字上。“散”並非漫無章法，只是相較于詩、小説而言，散文相對的具有形式上的自由與揮灑的空間。
就類型而言，散文研究者大多將現代散文分為小品、記述、寓言、抒情、議論、説理、雜文等七種類型。但解嚴後的臺灣文學，走向多元化與多變化，散文亦不例外，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散文的書寫題材日新月異，諸如都市、運動、飲食、情慾、科幻、生態、性別、族群等等，而散文的文體也跟著起了變化。顏昆陽在《現代散文選續編》（洪范書店，2002年）的前言中便指出“新的經驗題材，需要新的語言形式去表現。文體丕變，已非舊有規模所能范概。”
日據時期時期的文學創作者並未把創作的主力放在“散文”上，因而對散文文體的“自覺”不若同時期的新詩和小説來的敏銳。報刊雜誌上雖然不乏有出色的議論、批評之類的雜文，但這些作者可能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進行“散文－文學”的寫作，其理由有二：
一是散文所使用的白話文來自於中國五四運動的啟發，連帶一些文學觀念也受到中國傳統文風的影響，例如重視小説之於新民風氣的功能性，于文學家則標榜魯迅等具批判、戰鬥性格的作品。因此，臺灣的知識分子自覺于行文必須淺白流暢、言之有物，目的往往都集中在於介紹世界新知，如科學、法律、醫學常識、民族運動等，用以達到啟蒙、提高民眾智識水準的目的。故此時期雖有散文體裁，但未見有人專注于散文的書寫，或者明確的散文之文體觀念。
二是1930年之後，臺灣新文學的發展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的部分漸多，此時期有高水準的“美文”出現，但都是以日文做為書寫語言，可以想見的是這些“美文”其文體的認知接係著日本文學，因此，從中國文學傳統中歸納出來的散文類型，對於這些日本語的“散文”，在分類上可能有不適當之處。
日據時期散文的發展約略可以1930年做為一個前後期的界線。前期的散文發展，以中國白話文為主要的書寫語言，內容則以議論、説理、記述、雜文為主。後期的散文以日文為主要的書寫語言，內容則以以抒情、記述、雜文為主。
日據時期的散文堪稱成家的，可以林修二為代表。林修二為風車詩社的成員之一，其散文內容多為林氏旅行時的記事或感觸，意象活潑清新、情感細膩，主題多圍繞著風景、鄉愁、性靈的冥想與體悟，是日據時期散文作品中難得一見的美文。另有賴和《獄中日記》，記述了作者一個半月的入獄心境，樸實懇切，賭文如見其人，亦為不可多得的佳作。
五十年代——反共懷鄉與輕鬆小品的兩極化發展
1945年之後，有短暫的幾年間，臺籍作家活躍于《中華日報》日文版、《橋》副刊、《公論報》、《新新》等刊物，發表的文章多為雜文及小説，雜文的內容則環繞著對臺灣人命運的關注、建設臺灣的新希望，以及大量引介中國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作品等。
二二八事件之後，政治因素再加上國民政府禁用日文的政策強制施行，臺籍作家遂趨於消沈。在政府的鼓勵與推動之下，反共與具戰鬥性的散文充斥著報刊雜誌的版面；而大陸至臺作家其憂鬱與惆悵的懷鄉散文亦是此時期散文的主要類題材之一，代表的散文作家有朱西寧、司馬中原等。與反共懷鄉散文相對的，是勵志的、清新的、生活化的散文大量出現，其中又以小品文最受讀者歡迎。
此時期另一特殊現象，為女作家集體性的躍上文學的舞臺，諸如鐘梅音、林海音、王文漪、艾雯、張秀亞、徐鐘佩、張雪茵、陳香梅、潘琦君、羅蘭等，皆在散文創作上有脫俗不凡的表現，寫作的題材從家庭瑣事、旅遊記聞到人生哲學等，營造了舒緩時代高壓氣氛的生活文學。另外亦具代表性的散文創著者，有梁實秋、季微、周君亮、彭歌、蕭白、尹雪曼、柏楊等散文家。其中，梁實秋的《雅舍小品》淡雅平實，且富於幽默感；柏楊的散文則是當時少見的異數，他取材于臺灣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的聲音，且不避諱的批判政府的施政措施，其雜文收錄在《玉雕集》、《倚夢閒話》、《牽腸挂肚集》等書。
60—70年代——散文體類的漸趨完備與成熟
六、七○年代是臺灣現代散文的豐收時期。
老一輩的作家如梁實秋、陳火泉等仍持續有高水準的創作；另一方面，年輕的作家吸收了世界文學思潮後，則展現了另一番知性與感性交融的散文風貌。在上一個十年集體活躍于文壇的女作家，依舊是此時期散文創作的主力，並且新加入許多優秀的寫手，如張曉風、胡品清、張菱舲、林文月、方瑜、喻麗清、洪素麗、陳幸蕙等。其中，張曉風于《步下紅地毯之後》一書後，關注的層面不再限于家庭與日常生活，隨著其參與文學與社會活動，寫作的題材益廣益深，成為備受矚目的散文作家。
六○年代後期，歷經日據時期的作家，逐漸克服了語言及心理的因素，亦陸續有作品問世，進入七○年代之後，臺籍的年輕作家輩出，呼應了當時鄉土回歸的風潮，散文亦呈現出濃厚的土地情感與臺灣風俗的趣味。就整體的題材與風格而言，六、七○年代散文創作改變了之前柔性抒情與文藝腔，天文地理、山水人情，無一不可入散文之中，散文的寫作除了追求形式的美感之外，亦兼顧知性與理性的傳達。
此時期的散文另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是詩人散文家，將現代主義的手法鎔鑄入散文寫作之中，其注重意象的經營、情感的敏察細膩與用詞上的凝練多變化、哲理思維的深邃等特點，都使得這類散文家的作品能涵咏詩境兼抒情寫意，美而不至於浮濫；及或持理議論亦擲地有聲。具代表性的作家有餘光中、楊牧、洛夫、夏菁、管管、張健、張拓蕪、葉維廉等。
二是留外學人經常將散文作品刊登于國內的報刊雜誌上，形成另一種自由開放、視野開闊、或具異國情調的散文風格。代表作家有陳之藩、水晶、也斯、陳錦芳等等。
三是伴隨逐漸抬頭的臺灣鄉土主義，跨語言的老作家，開始嘗試去表述日據時期的殖民經驗、以及對臺灣土地、臺灣人的純樸感情與熱愛。而臺籍的“戰後第一代”作家亦接續了日據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精神，展現出善於批判與思考的性格。代表作家有葉榮鐘、洪炎秋、許達然、陳火泉、李喬、吳晟、陳冠學等。
八十年代——多元化與多變化的新氣象
八○年代是臺灣社會開始轉型的十年，而1987年政治解嚴之後，社會型態的變動愈形劇烈。臺灣社會進入高度商業化、資訊化的時代，而另一方面政治解嚴後，各種意識型態與政治立場，迅速的躍上臺面成為眾聲喧嘩公眾話題。反映在散文上，就是諸如都市、飲食、情慾、環保、性別、族群等等新主題的開發與新視野的拓展。
八○年代的“多元”，指的是散文的主題與形式，也是指寫作者的年齡層、職業而言。老一輩的作家如蘇雪林、張秀亞、羅蘭、齊邦媛、葉石濤、王鼎鈞、余光中、張拓蕪等，仍持續以“文”為志業不懈地創作。另一些“中堅”的散文家投入意識型態紛紜的主題之中，各自開闢出一片天地，張曉風、杏林子等女作家，將觸角延伸至社會的角落，關懷並書寫女性與社會邊緣人的生活。吳晟、陳冠學本著一貫的對臺灣農村與土地的濃烈情感，寫出別具臺灣特色的“田園文學”。
年輕一輩的作家在散文題材與形構技巧的開拓上值得注意。隨著臺灣工業高度發展，“環保”在此時成為新的時代課題與隱憂，韓韓、馬以工等致力於著文呼籲大眾關切環境污染與自然資然消逝的危機。而林耀德於此時提出“都市文學”的概念，認為“都市文學”並非七○年代鄉土文學潮的對立面，而是都市人集體潛意識的深層考掘。
事實上，都市散文在九○年代的興起，不僅是社會極驟變遷造成舊社會及舊觀念解體的結果，同時也因過去社會從來不曾有過時空以外四度空間的變革，使得新一代的作家面對都市的心態與關物角度有了調整。像林耀德在《幻戲記》、《魚夢》中，便採取魔幻寫實的表現手法，在真實與虛幻的模糊地帶中不斷遊移，進而深及都市人的深層心理。
總結此時期的散文主題新走向，無不與臺灣社會發展有關。其中又以都市化與資訊化、資本主義化，對作家心靈層面的影響與型鑄最為顯著，文學作品的“形式”本與“內容”息息相關，八○年代作家心靈結構的變化，就在下一個十年中反映在散文文體的丕變之上。
九十年代——文類越界、專業化與資訊化
九○年代是臺灣散文發展的劇變年代。張曉風曾指出，這個年代的散文作者“偏傾于個人思維的走向”，家國與政治的熱衷關懷少了，呈現出一種往個人心智與世界對話發掘的傾向。
另一方面，九○年代也是文學出版“低迷”的年代。文學作品常遇到滯銷的窘境，反而帶“快餐”性質的商業出版品炙手可熱，於是“沒有人靠散文寫作吃飯”，這間接反映出文學散文出版的時代困境。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因特網勃興産生的效應，網路傳媒的便利，使得文學作品不需經過篩選，就可以自行在網路上“出版”，因而人人皆可以為作家，“文學”的面貌在這裡變得模糊了，文類的界線、文句結構的藝術性要求等等，遭受前所未有的崩解與挑戰。與此同時，文學界也正掀起一股文類變革的風氣，散文遊走在虛構與寫實之間，其文類徘徊在與詩、小説難以分辨的區域之間，如王鼎鈞《千手捕蝶》、杜十三《新世界的零件》、簡媜《女兒紅》等等。
九○年代的散文作品延續八○年代的“多元”走向，細分出更多形式的書寫。兩性議題上有廖鹹浩、蔡詩萍、平路等；在族群書寫的部分有夏曼？藍波安、利格拉樂？阿烏，而如何母語書寫族群，則是九○年代仍在摸索嘗試的課題；在旅行散文的部分有賴端和、鐘文音等；在專業化的“術語式散文”方面，有龍應臺、焦桐、林文義、楊照的文化批評；劉克襄、吳明益的自然生態書寫；在飲食文化有林文月、盧非易等。
此外，九○年代也是老中青散文作家爭鳴的年代，較有成就的散文家另有葉石濤、余光中、隱地、張曉風、杏林子、周志文、吳晟、蔣勳、顏昆陽、廖玉蕙、林清玄、陳幸蕙、劉黎兒、孫維民、林耀德、唐捐、鐘怡雯、陳大為等。
（來源：臺灣文學資料庫）
編輯：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