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界定：
是“新詩”還是“現代詩”？
胡適在《談新詩》一文將“新詩”一詞對舉于舊詩，泛指五四以來的詩作，這樣的定義被沿用至今。“現代詩”一詞的定義則顯得分歧。孟樊《當代臺灣新詩理論》歸納現代詩有兩種指稱：多數人將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的新詩發展稱為“現代詩”，但亦有泛指從胡適提倡白話詩迄今的新詩發展，如蕭蕭和張漢良合編的《現代詩導讀》。但不論是上述何種指稱，“現代詩”並不等同於“現代主義的詩”。成立現代派的紀弦，在《“現代詩”的正名與其他》一文，認為現代詩的定義可以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説法，廣義的現代詩是指“現代人”所寫的詩，是“現代”的詩。就較嚴格且正確的狹義定義而言，現代詩則是指“現代主義”的詩。羅青《論白話詩》則就紀弦的定義，指出現代詩若從時間上來考慮，則隨時日推移無法切確斷定何謂“現代”，現代詩只是奉行現代主義的詩，是流派的一支，不能成為詩的通稱。羅青主張“現代詩”一詞只適合用在具有“現代”素質的詩。因此，就大多數人認知而言，“新詩”一詞的定義是較寬廣且比較不會産生歧異認知，“現代詩”一詞則具有上述從“現代”的時間、“現代”特質和“現代主義的詩”等不同詮釋。
日據時期（1920至1945年）
日據時期新詩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産物，由於受到五四運動的啟發，它屬於一種新式白話文的創作，在形式上則成為一種自由或自成規律的排列。
許俊雅在《日治時期臺灣白話詩的起步》中，以1927年和1932年作為分界的指標年，認為1927年以前傾向於以中國白話文書寫反封建、控訴殖民者的不公義與愛情的主題；1927年之後，則漸趨雜有臺灣話文，作品以控訴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壓迫、同情普羅大眾的內容為主。1932年後，左翼遭日本政府全面肅清，社會運動連帶受到影響，因此反抗的批判的文學受到干預、檢查，此時，以楊熾昌引進超現實主義為代表，詩的寫法漸漸走向含蓄和具藝術性。
大體來説，日據時期新詩就使用的語言而言，歷經白話文、臺灣話文以及日文三個階段，詩語言的轉換則與日本政府對臺的“國語政策”背景息息相關。就主題而言，此時期的新詩創作圍繞著反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反封建思想以及愛情、臺灣風土描寫等幾個重要主題。就作者的文學觀及政治立場而言，則可略分為“批判的現實主義”與“前衛的現代主義”二類。前者以賴和、楊華、楊守愚為代表，後者以王白淵、楊熾昌、林修二與後期逐漸嶄露頭角的日本語詩人如陳千武、詹冰等人為代表。
以詩的藝術形式看來，此時期的新詩吸收了日本現代詩與世界文學思潮引進的一些新觀念，在修辭技巧、結構與意象的運用，有漸趨精確、凝練的進步。
日據時期新詩的發展，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最後幾年，由於東亞與太平洋戰事爆發，造成自由創作的全面停頓，頌揚日本與戰爭的“皇民詩歌”成為幾乎唯一可以上報、被雜誌刊登的類型。但日據時期新詩奠定了一種詩人立足臺灣土地的堅定信念，以及批判現實、抵抗強權的精神，這二種遺傳跨越了時空的的阻隔，影響六、七○年代以後的本土詩人甚巨。
戰前戰後時期詩派的傳承（1945年至1949年）
1945年8月，日本戰敗，臺籍詩人面臨語言轉換的困境，復加二二八事件的陰影，1946年到1949年底，臺灣僅有出版雷石榆《八年詩選集》、汪玉岑《卞和》和綠原、田野等十七位二十二首詩選集《路》。
歌雷主編的《新生報》“橋”副刊（1947年8月1日至1949年3月29日）是當時主要刊登新詩的園地。在這動亂的文壇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是“銀鈴會”，除卻本身的歷史意義外，後來加入的成員，如林亨泰、錦連與詹冰等人，都在戰後有其重要的代表性。
日據時期，臺灣文學主流是側重於客觀寫實，反映社會樣貌。在這樣的寫實氛圍中，《風車》（Le Moulin）詩社（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曾自日本學習《詩與詩論》的觀念，間接吸收超現實主義和弗羅伊德心理學。但由於詩刊每期印量僅七十五本，發刊四期，出刊不定，實際影響力有限。之後由張彥勳、朱實、許清世和林亨泰所組成的“銀鈴會”（1942-1949），強調社會意識，推廣世界文學，影響了戰後現實主義及現代主義兩個脈絡。早期發行的雜誌命名為《邊緣草》（1942-1945），後改名為《潮流》（1945-1949）。
林亨泰在《銀鈴會文學觀點的探討》認為“銀鈴會”的特色在於（一）繼承反帝反封建的臺灣文學精神。（二）放開胸襟接受世界文學。（三）艱苦環境中的奮鬥精神。“銀鈴會”的活動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因“四六事件”，成員陸續受政治蒙害而入獄，復加語言變遷所産生的障礙，而被迫解體。
50年代（從政治抒情到現代主義的萌芽）
戰後國民政府遷臺後，強調反共抗俄與國族集體意識，這樣的政治氛圍，也延伸到文壇。
“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文藝協會”等作家機構，旨在發揚愛國情操，凝聚戰鬥與反共意識。詩社的發刊詞也充滿濃厚的政治意味，刊登在《自立晚報》上的“新詩週刊”（1951年11月5日）直言“詩是藝術，也是武器”。《創世紀》（1954年10月10日）標榜“新詩的民族路線”、“鋼鐵般的詩陣營”、“肅清赤色與黃色”。紀弦成立“現代派”（1956年2月）宣示“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較有政治意涵的詩集有紀弦《在飛揚的年代》，葛賢寧《常住峰的青春》，李莎《帶怒的歌》，劉心皇《偉大的日子》，鐘雷《生命的火花》、《在青天白日旗幟下》等。五○年代詩壇雖籠罩于政治氛圍當中，但其主流仍是抒情詩，被稱為是政治抒情詩並置的年代。
由於臺灣本土詩人面臨語言轉換的困難，大陸來臺詩人幾乎主導詩壇發展。紀弦“現代派”，洛夫、痖弦、張默“創世紀詩社”受大陸三○年代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覃子豪、余光中“藍星詩社”直接吸收西方現代主義，使臺灣詩壇于戰後再度萌芽現代主義。
在詩論的討論上有：紀弦與覃子豪論爭“橫的移植”和“主知抒情”，覃子豪與蘇雪林針對“象徵派”進行論戰，言曦與余光中論新舊詩的因襲問題。這幾場論戰以及詩社的倡導，使得現代詩逐漸走出政治影響。
60年代（大放異彩的現代主義）
六○年代出版詩刊與詩集量眾多，除了《現代詩》、《創世紀》，在此時期創刊的計有《縱橫》、《藍星》、《詩？散文？木刻》、《野火》、《海鷗》、《新象》、《星座》、《笠》、《南北笛》、《噴泉》、「詩隊伍雙週刊」、《桂冠》、《風格》、《詩宗》。
較具代表性的詩集有：葉珊《水之湄》、洛夫《石室之死亡》、痖弦《深淵》、商禽《夢或者黎明》、周夢蝶《還魂草》、羅門《第九日的底流》、敻虹《金蛹》、蓉子《七月的南方》、白萩《天空象徵》、余光中《敲打樂》、桓夫《野鹿》等。六○年代新詩最大的特色，在於學習西方現代主義，講求語言文字的創新，以及意象的凝煉與繁複。
現代主義在藝術上是反對傳統，著重于神秘和個人主體，探索人類意識，進行精神革命。其中超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以及二次大戰後的存在主義，在臺灣蔚為風潮。大陸來臺詩人藉此手法傾吐離鄉失根的內在苦悶。代表作家有洛夫、商禽、痖弦、管管、葉維廉、鄭愁予。
“創世紀”詩社在詩刊改版後（1959年4月）提倡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與純粹性，主導詩壇走向。雖然在藝術層面上提升詩素，但也因此類詩風過於西化，著重個體感覺，意象流於濃縮晦澀。
“笠”詩社的成立（1964）延續了日據至光復初期現實主義精神，早期主張新即物主義，強調鄉土精神，批判現實，力求明朗平實，但亦相容具現代派風格的林亨泰、黃荷生和白萩。老一輩作家被稱為“跨越語言的一代”，代表作家有：巫永福、陳千武、吳瀛濤、詹冰、錦連、陳秀喜、杜潘芳格等。年輕一輩的有李魁賢、非馬、趙天儀，白萩、杜國清、黃荷生等。
70年代（鄉土想像與本土意識的抬頭）
七○年代臺灣因國際情勢的轉變，臺、美斷交，又爆發了“保釣運動”，使得民族意識重新抬頭，一股懷鄉回歸，對文學社會性的需求，隨之産生。
1971年3月由辛牧、蕭蕭、陳芳明、蘇紹連等創辦的《龍族》創刊宣言：“我們敲我們自己的鑼打我們自己的鼓舞我們自己的龍”，之後《主流》和《大地》主張要正視中國傳統，《草根》于創刊詞陳述“詩必真切的反映人生，進而真切地反映民族”。這群年輕一代的主張，用意在掃除五、六○新詩過於西化、晦澀及自我的弊病，期盼將詩植根鄉土，反映現實。代表作家有：吳晟、林煥彰、蔣勳、向陽、李敏勇、鄭炯明與渡也等。
向陽《七十年代現代詩風潮試論》指出七○年代新詩的特色在於：
一、反身傳統，重建民族詩風。
二、回饋社會，關懷現實生活。
三、擁抱大地，肯認本土意識。
四、尊重世俗，反映大眾心聲。
五、崇尚自由，鼓勵多元思想。
一連串主張明朗，回歸鄉土，批判現代主義的論戰，開始於《文學季刊》批評現代主義詩風為“文學殖民主義”。接著關傑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中國現代詩的幻境》點燃戰火，繼而有唐文標《詩的沒落》與《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引發響應。
這些注重鄉土現實，反現代主義的趨勢，促使敘事長詩逐漸在七○年代末期興起，代表作品有：陳黎《最後的王七木》、向陽《霧社》、羅智成《説書人柳敬亭》、陳克華《星球紀事》、渡也《宣統三年》、楊牧《林沖夜奔》等。
80年代—90年代（多元詩風和不確定性的語言）
八○年代的臺灣政治經濟局勢趨於穩定，報禁解除，言論自由解放，詩壇受到電子資訊化影響，知識爆炸，詩風走向多元發展。
林耀德《不安海域——臺灣地區八○年代風潮試論》歸納八○年代前葉現代詩風潮的重要徵候有五項：
一、在意識型態方面：政治取向的勃興。
二、在主題意旨方面：多元思考的實踐。
三、在資訊管道方面：傳播手法的更張。
四、在內涵本質方面：都市精神的覺醒。
五、在文化生態方面：第四代的崛起。
簡政珍、羅智成、陳克華、楊澤、遊喚、零雨與鴻鴻等人，吸收並反省修正現代派的前行代的優缺，廣納藝術素質，寬闊創作視野，流派意識在他們身上愈來愈模糊。楊渡、詹澈、莫那能、施善濟、鐘喬等人繼承中國韻文傳統，堅持現實主義與抗爭精神，主張詩應平民化、社會化，以詩參與社會改革。林耀德、羅青、杜十三等人將多元媒體整合實踐于詩創作。
八○年代中葉後，羅青替《日出金色》詩合集寫序，《後現代狀況出現了》一文揭示後現代主義詩的開始。夏宇、羅青、林耀德、林群盛、陳克華、羅任玲、丘緩等為代表人物，其特色在於大量使用拼貼、後設語言與意符遊戲，進行各種語言形式的實驗。
白靈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詩卷序》指出九○年代新詩的特色在於超文本的興起，網路詩的流行以及女性詩人遽增。跨界寫詩，公交車詩上路，全民寫詩和網路詩的盛行，使得詩更大眾化更趨普及，然而詩的定義也逐漸模糊。網路詩無須審核，鼓舞了年輕詩人的創作欲，但龐大的詩作量，良莠不齊，增加平面詩選篩選時的難度。即便這些網路青年詩人在網路開設詩版，發表詩作，擁有許多讀者，但仍努力衝撞由老中代把關的平面媒體，尋求發表與出版。
（來源：臺灣文學資料庫）
編輯：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