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古典文學的界定
臺灣古典文學，顧名思義指的是創作于臺灣，並且對臺灣文學發展産生影響力的傳統文學，創作的人不一定是臺灣人，但作品內容必然與臺灣的人情、風土、歷史相關，其文類則以詩歌為大宗且居於主流的位置。
在過去的研究中，臺灣古典文學分期，多由明鄭時期起算，而終了于日據時期結束。如黃得時在《臺灣文學史序説》中，便將臺灣古典文學分為六期：一、鄭氏時代；二、康熙、雍正時代；三、乾隆、嘉慶時代；四、道光、咸豐時代；五、同治、光緒時代；六、改隸以後。近人廖雪蘭《臺灣詩乘》中，對古典詩的分期也止于日據時期。但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並未隨著日據時期結束而終了，直至今日臺灣各地仍有古典詩社在進行創作與活動，只是就創作量的薄弱情況來看，顯示出當代的古典文學正在迅速的沒落。
施懿琳在《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中將臺灣古典文學分期如下：一、自明朝遺老沈光文至臺起至明代鄭氏統治二十三年結束（西元1661～1683年）；二、清政府統治二百一十三年（1683～1895年）；三、日據五十一年（1895～1945年）；四、國民政府赴臺至今（1945年～）。在此便以此為分期，以1945年之前的古典詩歌為中心，依序介紹各時期文學發展之概況。
明代鄭氏收復臺灣時期（1661至1683）
沈光文（1612～1688），字文開，號斯庵，官至明太仆寺少卿，于明永歷五年（1651年）入臺，為臺灣古典文學史上第一個留名的作家，並被譽為“海東文獻初祖”。季麒光稱沈光文為“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始有文矣”（〈題沈光文雜記詩〉）。沈光文入臺後，以教授漢學為生，並勤於抄書著述，為臺灣留了珍貴的見證與文獻史料。其所創“東吟社”繼承了明末文社的“言志”傳統，將孤臣孽子的流離心境、憂國傷時的悲憤都寄託于詩歌之中，影響所及，使得臺灣古典文學以詩歌創作為主流，並且接續了中國詩歌中的言志傳統。范鹹《重修臺灣府志》中雲“臺灣有文，當自沈光文起”誠未為過。
鄭成功收復臺以後，隨之遷徙來的文士有徐孚遠、盧若騰、沈佺期、李茂春等等，這些明朝遺老渡臺後，對於傳播漢文化都十分有貢獻。總結此時期的作品特色，多為明朝遺臣對於亡國故鄉的思念，以及對滿清的憤恨之情流離至蠻荒之島的無奈，但其中也不乏充滿南國風土情調的詩作。
清政府統治時期（1683至1895）
清政府對臺灣實施統治以後，此時期的臺灣的古典文學是以清廷派駐臺灣的宦遊文人詩作為主，可分幾個階段來看：
第一為康熙、雍正時期。如高拱幹、孫元衡、鬱永河、陳夢林、黃叔璥、夏之芳是此時期的代表詩人。其中，高拱幹纂有《臺灣府志》，其《臺灣八景詩》為後世臺灣寫作“八景詩”的開風氣者。鬱永河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開採硫磺業務赴臺，著有《裨海紀遊》為日記式的散文，詳實記錄了臺灣當時的風貌與原住民的習俗，成為研究臺灣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第二為乾隆、嘉慶時期。這時期宦遊詩作仍佔主要地位，但臺灣本地亦漸有優秀的詩人出現。宦遊文士詩作以楊廷理、張湄、胡建偉為代表，臺灣本地詩人，則以章甫、陳輝、卓肇昌等為代表。
第三為道光至光緒時期。此時期的宦遊文士詩作，以周凱等為代表。周凱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間任臺灣府學訓導，著有《海音詩》，以七言律詩描寫臺灣的風土、産業、特殊花草等，且于每一首詩都有詳細的説明，具有文學、歷史的雙料價值。臺籍身份的詩人於此時期嶄露頭角，質與量方面都十分具有可觀性。代表詩人有鄭用錫、蔡廷蘭、陳肇興、林佔梅、陳維英、許南英、丘逢甲等人。其中鄭用錫曾于道光三年（1823年）登進士第，號稱“開臺進士”，著有《北郭園全集》，築有“北郭園”，與林佔梅之“潛園”，同為竹塹地區的兩大古典詩文社。許南英為府城文士，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晉登進士，曾組“浪吟詩社”。日本侵略臺灣後，曾率眾支援劉永福抗日，兵敗後即內渡中國，著有《窺園留草》。丘逢甲為彰化翁仔社人，光緒十六年與許南英同登進士第，其《嶺雲海日樓詩鈔》一書，多為“臺灣民主國”兵敗內渡中國後所作，充滿思鄉與憂時的情懷，被譽為與晚清詩人黃遵憲齊名。
日據時期（1895至1945）
編輯：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