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民族運動 (自1932年至l945年)
(一)“皇民化”政策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徹底走上了法西斯道路，積極準備侵華戰爭。因此，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政策，也進入了新的階段，極力推行麻醉政策，提出所謂“皇民化”運動。
因為日本對臺灣人一向視為異民族，壓榨殘殺，毫無顧恤，因此抗日鬥爭層出不窮，使日本統治者也痛感來日必成大患，戰時更有極大的危險，當然更談不上使臺灣人民成為南侵的人力資源。所以日寇提出了“島民皇民化”的口號。其第一步就是漢文的廢止，任何學校、商業機關，都不準使用漢文，同時臺灣各報紙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停辦。第二步就是強迫臺灣人民學習日語日文，這樣可封鎖新聞，使每一個臺灣人因此忘卻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而誤認為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寇以強迫手段推行所謂“國語普及運動”，辦所謂“國語講習所”，提倡所謂“皇民意識之發揚”，其真正的用意，當然不是為了提高臺灣人民的文化水準，而是使他們在“皇民化”政策之下，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
日寇在社會其他各方面也強行推行“皇民化”政策，如公佈鼓勵臺灣人民改用日本人姓名的辦法等。
(二)抗戰時期的臺灣民族運動
自從1931年臺灣共産黨被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以後，臺灣的民族革命運動，就失去了領導中心，而且白色恐怖遍及全島，左派的民眾團體，也都被破壞殆盡。從此，臺灣民族革命運動，就一直消沉下去，處於低潮階段。
但是，正如前所説，因抗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臺灣人民的壓迫、剝削和奴役日益加深，臺灣人民的反抗事件，層出不窮。不過，由於沒有一個有力政黨的統一領導，他們個別的沒有組織的抗日運動，都在事前就被日軍當局的秘密警察鎮壓下去，事後日寇反誣臺灣人民保衛家鄉的行動，給他們屠殺臺灣人民以藉口。下記幾個事件都是這些證明：
基隆炸彈案 日本人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即在臺灣盛唱“臺灣是國防的第一線，日本南門的鎖鑰”之説，以應付所謂“非常時期”。在各州設立“國防議會”。當時日本海軍元帥、軍令部長伏見宮親王，于海軍大演習之後，與海軍元帥梨本宮親王先後到臺灣，鼓勵“國防第一線運動”，視察“自治”情況，及為“臺灣國防議會聯合會”舉行成立典禮(1934年10月1日)。但前一天，在基隆突然發生炸彈案，炸毀了警察署一部分建築物，炸傷了兩人，引起全市的恐慌。臺灣的日本當局，以為這個事件是臺灣人陰謀暗殺上述兩親王，反抗日本在臺灣的國防建設，因而動員了全島的警察，搜捕他們認為的“不穩分子”。搜捕達一月，許多無辜人民，遭到殘酷的迫害。
眾友會叛亂案l934年間，曾發生過“眾友會”的“陰謀武裝叛亂”案件。其經過情形是這樣的：蔡淑悔(1936年時，36歲)于I927年畢業北京大學後，在國內參加過抗日運動，l929年回臺，在他的故鄉臺中縣大甲區清水鎮，與曾宗、陳發森、陳家魁等，．組織“眾友會”，募集會員，訓練“國術”(所謂拳頭)作為武力抗日的基礎。陳發森、陳家魁等是華僑，頗懂國術，是“江湖”的志士，被蔡淑悔等所聘，在“眾友會”教導國術。但由於蔡氏是由祖國回臺的知識分子，民族意識強烈，常常與該地的日警發生口角，成為日警的眼中釘。至1934年，這個組織被當局發覺，於是年9月間大肆搜捕，以為全島學習“國術”的人都與這個團體有關，遂下令全島警察機關，逮捕所有的國術教導員及學習者，結果全島被逮捕者達425名之多。這一案件直至l936年6月30日及l0月10日兩次，以謀武裝叛亂擾亂治安罪，提起公訴。在受審的兩年問，這些被捕者都遭受了慘絕人寰的酷刑，以致許多人在獄中病死，或成了廢人。從此以後，臺灣當局就下令禁止臺人學習所謂“中國拳頭”。
東港事件 日軍攻陷南京前，即計劃襲擊廣州，但當時的外相宇垣一成考慮對英關係，反對攻廣州的軍事計劃，因此日軍大本營即急命已向廣州進發的軍隊，暫時調往臺灣待機，這一支軍隊于臺灣南部枋寮地區登陸。
由於新聞的封鎖，臺灣人民對於戰事的發展始終都毫無所知，所以南部地方的臺灣人民，卻誤認日軍的登陸是中國軍進攻臺灣。一言傳出，馬上就傳遍了全島。雖然是傳聞，但痛恨日本統治的臺灣人民，就開始勃勃欲動，到處出現了臺人對日人“不客氣”的現象，引起臺灣總督府及一般日人的恐慌。
於是臺灣日本當局，就製造了一個震駭日本朝野的東港事件。據日方的報告：1941年前後，“臺灣獨立運動”領袖歐清石(澎湖人)、郭國基、吳海水等，鼓動臺灣人民起義，以配合中國軍隊的登陸作戰，他們向臺灣人民徵募很多資金，已經在澎湖、高雄、東港等地買了許多漁船，預定在東港、枋寮海岸迎接中國軍隊云云。日本當局就藉此開始搜捕所有的“不協力分子”，時達一年多，結果逮捕了l000多人。東港、高雄、澎湖地區的漁夫，尤其是東港的平民百姓無不受到慘無人道的拷問和毒打。經過很久的審訊，歐清石被判死刑，其餘被判無期徒刑、15年苦役等等。歐氏在獄中被美國飛機炸死，其餘到臺灣收復後，才被釋放出來。
瑞芳抗日軍案 太平洋戰爭末期，日軍的慘敗已無法掩蔽，因此日當局對臺人喪失了信心，他們以為臺灣人隨時都可能起來反抗，以配合中國和美國軍隊的作戰，所以對每一個臺灣人的行動，都加以嚴密的監視。那個時候，瑞芳地方煤礦主李建興，與日本警探發生衝突，日警懷恨在心，向日本軍部和憲兵隊控告李建興在瑞芳地方招軍買馬，陰謀在臺灣建立抗日軍隊，甚至捏造白崇禧、余漢謀給李建興的密信。於是，日本軍部及憲兵隊惶恐萬狀，立即派出大隊，包圍瑞芳的礦山，逮捕李建興一族及礦山全體工人，共500多人。直至臺灣收復時，這個案件尚未審完，但被釋放出來的，只剩了l00多人，其餘300多人，都在獄中被活活打死，家族也領不到屍體。
李建興出獄後，曾于1945年末，在瑞芳鎮(當時他已做了該鎮鎮長)開了一個悲壯的追悼會，全島各界人士都有參加，因東港事件曾被日寇關了數年的郭國基也前往出席，併發表激烈的演説，提議組織“對日報復會”，向尚在臺灣的日本官吏和軍人，進行復仇行動，但由省政府官員勸止。
蘇澳間諜案 開羅會議以後，一個時期美軍曾計劃登陸臺灣作戰，因此，美國的潛水艦常出沒于臺灣近海。據傳，l944年某月某日，蘇澳港附近，浮起了兩艘美國潛水艦，當時在近海捕魚的漁夫們，被這只怪物嚇壞了。但是，美艦的水夫卻用口語向臺灣的漁夫説：“我們是美國的潛水艦，來臺灣近海探日軍的防備情況．不久就會配合中國軍隊登陸臺灣，趕走日軍，解放你們臺灣人的，請你們把我們引到陸上，看一看，我們就走了。”對於美國兵這種要求，漁夫們半喜半憂，喜的是臺灣不久就會解放；憂的是如果這件事情讓日本當局知道，他們一定要遭殃的。在進退兩難的心態下，他們把兩個美國人帶上了陸地，之後又把他們送回潛水艦。不幸這個事情終於為日軍的偵探所知，招來了一個慘絕人寰的“蘇澳間諜案”。
日軍情報機關接到消息後，立即派大批軍警拘捕了那兩個漁夫，並搜出一匹美國人贈送的洋布和兩包美國煙。由於有這些證據，日本當局認為蘇澳所有的漁夫都是中國或美國的間諜，共逮捕了70多名。當然，這個消息蘇澳地方的人民不敢傳出，恐有後患，所以無人知道，直至臺灣光復後，見一切政治犯被釋放出來，這些人的家族始向省府當局陳情，要求釋放。此時，臺灣人民始知道有這樣的“冤獄事件”。但是調查結果，被捕70多人皆被慘殺，無一倖免。
這不過是後來的傳説，誰都不知道這個案件的真相，因為，被捕者沒有一人生還，日方又未曾發佈過任何公報，有關這個案件的警局的“調查書”也被毀滅了，這個案件便成了“無頭”公案。
(三)臺胞在國內的抗日運動
由於在臺灣島內，日寇的壓迫非常厲害，白色恐怖遍及全島，抗日運動開展得非常困難，許多抗日分子都秘密返回祖國參加抗詩戰爭，協助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各種鬥爭。 臺人在國內的抗日運動，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由國民黨領導，另一種由中共領導。因為臺灣人民痛恨日寇，只要反日，其餘都不大計較。當時成立了各種抗日團體，如國民黨臺灣黨部、臺灣義勇隊、抗日復土總聯盟會、中華臺灣革命黨、中華臺灣革命大同盟，後來這些團體在重慶聯合，成立“臺灣革命同盟會”。他們在抗戰中，也盡了臺胞對祖國應盡的義務，對於抗日戰爭有了相當的貢獻。
參加中共，真正為國家民族，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為完成中國民主革命而奮鬥的臺灣同胞，也不乏其人。l931年臺灣共産黨被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了以後，一部分臺共黨員，回到祖國，參加中共。國內的臺灣青年中，參加新四軍及八路軍，與日軍作戰的也不乏其人。
(節選自蘇新著《憤怒的臺灣》一書，該書于1949年3月首次出版。在徵詢了蘇新先生親屬蘇慶黎、蘇宏意見基礎上，對原文作了一些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