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馬關和談期間，臺灣人民已經感到了臺灣地位之岌岌可危。馬關第一次會談是在三月二十日。三天后，日軍便攻佔了澎湖。日本此舉，一則企圖迫使清政府早日簽訂喪權辱國條約，一則為割佔臺灣預作準備。三十日，雙方簽訂的《停戰條約》，明確規定臺灣不在停戰範圍之內。此消息很快地便傳到臺灣，群情為之激憤，料到兩國“停戰，臺灣獨否，敵必以全力攻”。三十一日，署臺灣巡撫唐景崧奏稱：“停戰，臺不在列，洋行得信喧傳，臺民憤駭，謂：‘此停戰，臺獨不停，是任倭以全力攻臺。臺民何辜，致遭歧視？’向臣及林紳維源(督辦臺灣團防)環問，謂：‘戰則俱戰，停則俱停。’眾口怨咨，一時軍民工商無不失望。義勇尤嘩。”注1臺灣人民既痛恨日本侵略者之覬覦臺灣，又對朝廷之歧視臺民感到憤懣失望。於是，如何保臺的問題便嚴峻地擺在臺灣人民的面前。
此時，臺灣人民尚未獲悉，割讓臺灣正是馬關和談的主要內容之一。三月二十四日馬關第三次談判時，伊藤博文提出：“我國之兵，現往攻臺灣，不知臺灣之民如何？”以試探李鴻章的口氣。李則答曰：“貴大臣提及臺灣，想遂有往踞之心，願停戰者，固此。但英國將不甘心。”於是，日本對清政府妄想依靠列強保臺便摸到了底。
四月一日，日本提出的和約底稿第二款，即要求將臺灣全島及所屬諸島嶼永遠讓與日本。在十日的第五次談判中，伊藤大施恫嚇手段，聲稱，“廣島有六十余只運船停泊，計有二萬噸運載，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若中國不肯相讓，“當即遣兵至臺灣”。十五日第六次談判時，李鴻章打出臺民反對割臺這張牌，冀有一線之轉機，對伊藤説：“我接臺灣巡撫來電，聞將讓臺灣，臺民鼓噪，誓不肯為日民。”然日本侵略者割取臺灣的決策已定，李鴻章之爭辯只能是徒費唇舌。因此。伊藤的回答很乾脆：“聽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國一將治權讓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責。”“我即派兵前往臺灣，好在停戰約章，臺灣不在其內。”注2清政府終於向日本完全屈服。十七日，《馬關條約》在馬關春帆樓簽字，其第二款規定中國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讓與日本。臺灣人民一直擔心的事情竟然成為現實了。
《馬關條約》簽字的當天，割臺的消息便傳到了臺灣。“臺人驟聞之，若午夜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奔相走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于四野。”注3清政府將臺灣讓與日本，不僅激起了臺灣廣大群眾的無比憤慨，也引起了臺灣官紳的極度不滿，紛紛提出抗議。於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反割臺運動迅速在全臺範圍內興起。
在這個運動中，前工部主事丘逢甲是最重要的領導者。
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年)，又名倉海，字仙根，號蟄山，又號仲閼，所著詩文常署南武山人或海東遺民。丘氏本為姜尚之後裔，周初封于營丘，因以丘為姓。戰國以降，先祖遷徙不定。至南宋末年，二世祖從文天祥抗元，始定居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今蕉嶺縣)。
清乾隆年間，曾祖移家臺灣，居於彰化縣翁仔社。丘逢甲“幼負大志”，“毅然以天下為已任”。一八九九年，中進士，欽點工部主事虞衡司。但他無意仕途，告假還鄉，主講臺中府衡文書院。日本挑起戰爭之初，丘逢甲以臺灣孤懸海上，久為日本所垂涎，長嘆曰：“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於此地，彼詎能恝然置之乎？”注4於是，他首倡組織義軍，加強戰備，以防範日軍進攻。不久，唐景崧命其總辦全臺義勇事宜，“遴選頭目，招集健兒，編伍在鄉，不支公帑，有事擇調，再給糧械”。注5一八九五年三月，丘逢甲正式組成一支義軍，共十營。其中，丘逢甲自帶誠字三營、靖字一營、捷字一營；其兄丘先甲分帶信字三營；進士陳登元分統良字兩營。當時，他奉命防守臺北後路的南崁、後壟一線，頗寄希望於駐守臺北戰略要地的清軍，認為“但使諸將協心，能與防地共存亡，倭寇雖兇，未必即能全佔臺省”。注6他相信，只要臺北駐軍能夠守住，則臺北後路的義軍儘管力量單薄，也必能堅持到底。但他萬萬沒有想到，朝廷竟然把臺灣一省割給日本。
四月十八日，割臺消息已經證實，丘逢甲上書抗議，質問朝廷：“和議割臺，全臺震駭。自聞警以來，臺民慨輸餉械，不顧身家，無負朝廷……何忍棄之？全臺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戰？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對祖宗，下對百姓。如倭酋來收臺灣，臺民惟有開仗！謹率全臺紳民痛哭上陳。”注7適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灣舉人汪春源等，也聯名上書清廷：“今者聞朝廷割棄臺地以與倭人，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縱使倭人脅以兵力，而全臺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勢必勉強支援，至矢亡援絕數千百萬生靈盡歸糜爛而後已。”“夫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為皇上赤子，雖肝腦涂地而無所悔。今一旦委而棄之，是驅忠義之士以事寇讎，臺民終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隱痛矣。……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並警告説：“睹此全臺慘痛情形，豈有不上廑聖慮？但以議者必謂統籌大局，則京畿為重，海疆為輕故耳。不知棄此數千百萬生靈于仇讎之手，則天下人心必將瓦解，此後誰肯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問者，不止京畿已也。”注8他們的上書，表達了臺灣人民誓死保臺的決心。
四月十九日，唐景崧接總理衙門復電，略謂：“割臺係萬不得已之舉。臺灣雖重，比之京師則臺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又言：“交割臺灣，限兩月，余限二十日。百姓願內渡者，聽；兩年內，不內渡者作為日本人，改衣冠。”注9此電傳出後，臺北立即鳴鑼罷市，紳民擁入巡撫衙門，哭聲震天。唐景崧鋻於臺灣紳民強烈反對割臺，疊奏電懇，兩月之內電陳至二十余次之多。甚謂：“祖宗締造之艱，史冊俱在，傳至二百餘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後世，謂皇上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見祖宗于地下？臣為祖宗守土，惟有與臺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詔。”又謂：“棄地已不可，棄臺地百數十萬之人民為異類，天下恐從此解體，尚何恃以立國？且地有盡，敵欲無窮，他國若皆效尤，中國之地可勝割乎？”注10清廷以和議已有成説，悉置不答。
至是，臺灣紳民皆知讓臺之事已無可挽回。於是，以丘逢甲為首的臺灣紳民，連日會商固守之計。前駐法參贊陳季同提出“民政獨立，遙奉正朔，拒敵人”注11之策。眾皆認為：“萬國公法有‘民不服某國，可自立民主’之條，全臺生民百數十萬，地方二千余裏，自立有餘。”注12這是自主保臺之議的初步醞釀。
但是，當時一些官紳還幻想依靠歐洲各國來保住臺灣。張之洞即力主“遠交近攻”之策，“以重利求大國力助”。四月二十二日，他又致電唐景崧，提出“守口聘英將，巡海乞英船”的“庇英自立”注13之策，當天，唐景崧即與英國駐淡水領事金璋商談，提出以臺歸英保護，請其將此請求轉達于英國公使歐格訥。他還致電總理衙門稱：“方今中外局勢已成，非借西法聯絡各國無以自立。必先去找疑忌，且必有利與人，始肯助我。”四月二十七日，正式建議朝廷，將臺灣歸英國保護，“土地政令仍歸中國，以金、煤兩礦及茶、腦、磺三項口稅酬之”。注14當然，這是不會有任何效果的。因為此時英國政府已完全站在日本一邊，儼然以盟國視之。金伯利即私下對加藤高明説：“英日兩國，其利害關係頗為相同。今後日本必將加強其兵力，特別要努力加強海上之力量。……極希望今後兩國交往益加親密，經常保持友誼。果真如此，一朝有事之際，亦可互為幫助。”注15正由於此，當龔照璦于五月一日會見金伯利商請保臺時，金伯利便“堅以辦不到辭”注16之。又電令其駐日代理公使勞瑟向日本外務省辟謠：“近來有英國要佔領臺灣之謠傳，此純係無稽之談。英國聲明決無佔領該島之意，但此聲明請勿登報。”後來，英國政府還將此事之內幕密告日本，並稱：“清國已得悉貴國將要求佔領臺灣島作為和平條件之一，而欲預先杜絕日本之要求”，“因而斷然拒絕其提議”。注17
求英國不成，又轉而求法國。起初龔照璦的態度很樂觀。五月一日，他致電唐景崧，告“法有保臺澎不讓倭意”。二日，又致電總理衙門説：“密商保臺澎辦法，現臺灣吃緊，法已派人護商，先遣員晤臺撫，面商機宜，有兵登岸。請電臺撫曉諭地方勿警疑。”注18確實，法國有染指臺澎之意，並拉攏西班牙與之聯合。但此舉遭到了德國的堅決反對。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竟代為日本出謀劃策，以抵制法國。他對青木周藏説：“如法蘭西或西班牙致送照會，可以明確答覆，日本將決心佔領臺灣及澎湖島。”注19由於德國的反對，法國佔領臺澎的圖謀也就無法實現。四日，法國外交部長阿諾托對龔照瑗説：“保臺一節，已聯合西班牙、和(荷)蘭，正在籌劃，適聞中日新約批准，事勢既定，動多掣肘，一切佈置，徒費苦心。”注20藉口條約批准而收回了原先的“保臺”許諾。
臺灣紳民一面運動各國援助，一面繼續吁懇清廷設法挽回。
丘逢甲等寫下血書，表示“誓不服倭”，並質問朝廷：“皇太后、皇上及眾廷臣，倘不乘此將割地一條刪除，則是安心棄我臺民。臺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注21他在一首詩中寫道：“忽行割地議，志士氣為塞，刺血三上書，呼天不得宜。”注22即追憶此事而作。臺灣紳民見運動英、法保臺既無成效，呼籲清廷也無結果，不得已于五月十五日電總理衙門及各省大吏，其文曰：“臺灣屬倭，萬民不服。疊請唐撫院代奏臺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曷極！伏查臺灣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為南洋遮罩。……臺民此舉，無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注23十六日，唐景崧亦電總理衙門稱：臺民“願死守危區，為南洋遮罩”，“此乃臺民不服屬倭，權能自主，其拒倭與中國無涉。”注24這表明：臺灣人民在“事難挽回”的情況下，決心要自主拒日保臺了。
臺灣紳民和唐景崧的呼籲懇請，不能不使清廷受到震動。先是，《馬關條約》簽訂後，清廷迫於全國上下強烈反對，“連日紛紛章奏，謂臺不可棄，幾千萬口交騰”，以及“臺民誓不從倭，百方呼籲”，即曾電諭李鴻章“再行熟查情形”，“詳籌挽回萬一之法”。及覽五月十六日“臺民不服屬倭，權能自主”之奏，當日又電諭李鴻章“臺灣難交情形”，再次命其“熟籌辦法”。注25十八日，李鴻章復奏，謂接伊藤博文電告，日本新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已于十七日起程赴臺，而且“詞意甚為決絕”。並恐嚇道：“此處恐開釁端，並連累他處，務祈慎重籌辦，大局之幸！”注26所謂“他處”，主要是指京畿和遼沈兩處。清廷怕就怕重開釁端，危及京畿和遼沈。所以，李鴻章的恐嚇非常有效，清廷也就死心塌地，再也不敢存一絲挽回之想，只要眼前能保持茍安也就心滿意足了。於是，為了“免致日人藉口”，清廷便一面電令唐景崧開缺“來京陛見”，“臺省大小文武各員內渡”，一面諭李鴻章飭令李經方迅速“前往商辦”，以示“中國並無不願交割之意”。注27
至此，臺灣紳民終於完全絕望，“日集眾會議，欲抗朝命”。注28五月二十一日，臺灣在籍官員工部主事丘逢甲、候補道林朝棟、內閣中書教諭陳儒林等，在臺北籌防局聚會。陳季同再申前議，於是自立民主之策乃定。遂鑄金印一顆，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制長方形“藍地黃虎”旗，“虎首內向，尾高首下”注29，以示臣服於中朝。丘逢甲等共議，推唐景崧為民主總統。二十四日，擬上民主總統印于唐景崧，以是日日艦來犯滬尾炮臺而未果。
臺灣民主國國旗 臺灣民主國國璽
五月二十五日，臺北紳民擁至巡撫衙門，由丘逢甲等捧送民主總統印及國旗。唐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北面受任，大哭而入。於是，改年號為“永清”，寓永遠隸于清朝之意。正式宣告臺灣民主國成立。時人有詩云：“競傳唐儉是奇才，局面翻新自主裁。露布已令神鬼泣，玉書曾見鳳麟來。”注30又雲：“玉人鐫印綬，戎仆制旗常。擁迎動郊野，宣耀照城閶。覆舟得援溺，黔首喜欲狂。”注31表現了人民群眾對成立民主國的振奮心情，以及當時集眾獻印旗的盛況和興高采烈的動人場面。
臺灣民主國成立後，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將成立民主國之事佈告中外，曉諭全臺。臺灣民主國成立的當天，唐景崧即致電總理衙門：“臺民前望轉機，未敢妄動，今已絕望，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遵奉正朔，遙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脫身，即奔赴宮門，席槁請罪。”注32同時通電各省大吏，説明成立民主國之緣由。併發佈告示，曉諭全臺：“惟是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須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臺民亦張貼佈告稱：“今已無天可吁，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改。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因此槌胸泣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注33這些臺灣民主國的文獻，反覆説明的是一個意思，即在臺灣成為“棄地”的情況下，臺民“決不願拱手而讓臺”，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禦敵寇而保臺。這乃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臨時應變措施，把它説成是成立獨立國家或搞獨立運動，都是完全錯誤的。
其二，設置新的機構，並重新任命官員以補內渡官員之缺。臺灣民主國總統下設三個衙門：改布政使司為內務衙門，以刑部主事俞明震主之，對外稱內務大臣，其關防文曰“臺灣承宣佈政總理內務衙門關防”；改籌防局為外務衙門，以前駐法參贊副將陳季同主之，對外稱外務大臣，其關防文曰“臺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關防”；改全臺營務處為軍務衙門，以禮部主事李秉瑞主之，對外稱軍務大臣，其關防文曰“臺灣軍務衙門關防”。諸大臣對內稱督辦，“所有應辦事宜，即著該衙門悉心核議，呈請撫臺核奪。其餘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廳、縣照舊辦理。撫臺于外洋各國稱臺灣民主國大總統，而于本省文武屬員仍照銜相稱。”注34臺灣民主國之改官制，主要是迫於當時形勢的需要，或改衙門的名稱，或對外變換官員的職銜，並不意味著原先的封建衙門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在三個衙門之外，還設立了議院，並擬推舉臺灣首富太仆寺卿林維源為議長。但林維源並未就議長之職。據載：“設議院，集紳士為議員，眾舉林維源為議長，辭不就，余亦不出。唯拔貢陳雲林、廩生洪文光、街董白其祥數人就職。”注35所謂議院只是一個空架子，僅有數名議員以撐門面，並未真正成立起來，更談不上“立法機關”的作用了。再就是割臺明文下達後，臺灣的府、道、廳、縣官員及將領大都內渡，民主國一成立，便立即任命新的官職以填補空缺。這樣，臺灣抗日的領導體系才得以維持，沒有因大批官員內渡而趨於瓦解。並對其後臺灣的反割臺武裝鬥爭起了組織保證的作用。
其三，建立清軍與義軍聯合抗日的新體制。臺灣原有的駐軍甚少，僅二十余營。戰爭爆發後，巡撫邵友濂陸續招募新營。清廷又諭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南澳鎮總兵劉永福酌帶兵勇赴臺。舊有新募各勇，“統計當在八十營之數”。注36唐景崧署臺灣巡撫後，對編制義勇的工作甚為重視。他認為：“湘、淮勇丁到臺不服水土，又虞吃緊之際，難於隔海招軍，惟有就用臺民之一法。”注37由於清政府飭令在臺官員內渡，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臺灣鎮總兵萬國本及統兵官廖得勝、余致廷等先後回到大陸，清軍營救大為減少，義軍的作用更為突出。民主國成立後，除由全臺義軍統領丘逢甲統十營義勇外，又任命吳湯興為臺灣府臺軍統領，統六營義勇。其後，劉永福檄簡成功為義軍統領，帶十一營，協防臺南。在當時來説，建立清軍與義軍的聯合體制是一個創造，為臺灣的反割臺武裝鬥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注1 《臺灣唐維卿中丞電奏稿》，《中日戰爭》(6)，第381頁。
注2 《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東行三錄》，第238、245、252--253頁。
注3 江山瀾：《徐驤傳》，見《小説日報》第9卷，第3號。
注4 江山淵：《丘逢甲傳》，見《中日戰爭》(6)第396、398頁。
注5 《收署臺灣巡撫唐景崧文》，《朝鮮檔》(2414)。
注6 丘琳輯：《丘逢甲信稿》，《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3期。
注7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第109卷，第5頁。
注8 《戶部主事葉題雁等呈文》，《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3022)，附件一，第39卷，第36頁。
注9 《臺灣唐維卿中丞電奏稿》，《中日戰爭》(6)，第385頁。
注10 《臺海思痛錄》，第7頁。
注11 陳衍撰：《閩侯縣誌》第69卷，《陳季同傳》。
注12 《臺海思痛錄》第7頁。
注13 《張文襄公全集》，見《中日戰爭》(5)，第106、107頁。
注14 《臺灣唐維卿中丞奏稿》，《中日戰爭》(6)第387、388頁。
注15 《日本外交文書》第28卷，第874號。
注16 《節錄龔大臣中英法往來官電》，《中東戰紀本末三編》第2卷，第60頁。
注17 《日本外交文書》第28卷，第819、884號。
注18 《節錄龔大臣中英法往來官電》，《中東戰紀本末三編》第2卷，第60頁。
注19 《日本外交文書》第28卷，第812號。
注20 《節錄龔大臣中英法往來官電》，《中東戰紀本末三編》第2卷，第60頁。
注21 《臺灣唐維卿中丞電奏稿》，《中日戰爭》(6)，第388頁。
注22 《嶺雲海日樓詩鈔》卷2，《重送頌臣》
注23 《中東戰紀本末》，《中日戰爭》(1)，第204頁。
注24 《臺灣唐維卿中丞電奏稿》，《中日戰爭》(6)，第392頁。
注25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第110卷，第14頁；第112卷，第12頁；第112卷，第11頁。
注26 《寄譯署》，《李文忠公全集》，電稿，第20卷，第60--61頁。
注27 《清德宗實錄》卷366，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注28 吳德功：《讓臺記》，見《割臺三記》，第34頁。
注29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見《中日戰爭》(1)，第94頁。
注30 黃家鼎：《補不足齋詩鈔》，見《中東戰紀本末續編》第2卷，第19--20頁。
注31 洪棄父：《臺灣淪陷紀哀》，見《民族英雄吳湯興文獻》，《臺灣風物》第9卷，第5、 6期。
注32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第113卷，第3頁。
注33 《中東戰紀本末》，《中日戰爭》(1)，第202--203頁。
注34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第264頁。
注35 連橫：《臺灣通史》上冊，第70頁。
注36 《收臺灣巡撫邵友濂文》，《朝鮮檔》(2262)。
注37 《收署臺灣巡撫唐景崧文》，《朝鮮檔》(2471)。
（戚其章，山東威海人，1925年出生，現任山東省社科院甲午戰爭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