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近代臺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臺獨”是由二二八而生，二二八事件所以會使一些臺灣人産生背棄中國的“臺獨”思想，照“臺獨”的説法，是因為在這個事件中，原來在臺灣光復時歡喜慶祝、熱烈真誠歡迎回歸祖國的臺灣人民，因不滿祖國的腐敗惡劣統治，起而抗爭，結果中國派軍對臺灣進行了無情的鎮壓，數萬台灣人慘遭屠戮。所以致使臺灣人為此感到哀傷慘痛、悲憤莫名，因而失去中國心、喪盡中國情，所以決心斬斷與中國的血緣關係，要脫離中國、遠離中國而主張臺獨。
“臺獨”之所以能夠如此宣稱，是因為蔣介石撤退到臺灣之後，絕口不提二二八，二二八事件在臺灣成了不可公開談論的言論禁忌，好象臺灣根本沒發生過二二八事件這回事。蔣介石何以忌談二二八，沒有人知道，只能揣測他或許是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提，或許他是為了全臺灣反共一條心，不想提這件大陸人與臺灣人相互殘殺的事，以免影響團結、有害他的反共大業。但是他一定沒有想到，這件發生的原因複雜多端的事件，由於忌談的結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就被“臺獨”誇張渲染，利用為政治的煽動宣傳，“臺獨”不但從表麵片面的現象述説二二八，並且大幅度誇張臺灣人受殘害的人數，從原來傳言的一萬人，誇大到兩萬、三萬，甚至還有人説是八萬、十萬，務使臺灣人對中國生出仇恨之心。
在“臺獨”的宣揚下，二二八就成為令臺灣人痛澈心髓的事件，諸如“臺獨”紛紛所發表的哀痛感受：“美麗的臺灣島上，滿懷回歸祖國熱夢的善良島民，遭遇到來自海峽彼岸國民黨政權與無情軍隊的蹂躪”、“想當年要不是臺灣人太天真，那麼腦筋想都不想，一廂情願地被祖國統一，怎麼會發生二二八”、“昧于光復與祖國的實質，去迎懷送抱，終導致無端的屈辱和創傷”、“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讓臺灣民眾從擁抱祖國的熱情，頓時跌入胸口插刀的驚惶駭異深淵中”、“身為臺灣史的研究者，面對二二八歷史事件，我常有一股無可言喻的割裂感，刺痛心靈深處，而不知如何訴説心中的感受”等等，等等。
“臺獨”很明白二二八使臺灣人轉變國家民族認同上的衝擊力，除了大肆宣揚中國在二二八的殘暴，並且建立二二八紀念館，到處聳立二二八紀念碑，定二二八為紀念假日，美其名曰和平寬恕記取教訓，骨子裏卻是要臺灣人不斷地重溫二二八受中國殘害的悲情，使二二八的創傷繼續淌血，以使臺灣人民牢記二二八的仇恨，從中國意識中覺醒出來，走上“臺獨”之路，並且要世世代代記住二二八，再也不願作中國人。
事實上二二八死難的人數，即使報導事件發生的當時報紙，也只不過含糊籠統地説是一千至數千而已，而親身經歷二二八，對中國人恨之入骨，著書撰文醜詆中國的林木順和王育德，也只不過説是“據私人統計”、“據傳聞”不下一萬人而已。李登輝執政以後開始平反二二八，並且補償二二八受害人的家屬，但是結果僅有八百多個家屬出來申請，因此真正的死難人數至多不會超過一千人，然而“臺獨”有意漠視這項事實，“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殺人競賽”、“慘絕人寰”、“holocaust”，到現在仍然是“臺獨”對二二八慣用的形容詞，意圖繼續混淆視聽和愚民洗腦。
的確在1945年臺灣光復時，臺灣人歡喜慶祝，熱烈興奮地歡迎回歸祖國，那種令人心神撼動、真誠狂熱的場面，不僅歡迎的臺灣人激動淚流，就是接收人員的心血也為之沸騰，熱淚盈眶難以自禁。這批最早來臺的接收人員提及臺灣光復，總是再三向人重申當年臺灣人如癡如狂的愛國表現，總是挺出一幅見證人的態度，為當時臺灣人真誠愛國的熱忱現身説法。
然而光復之後僅短短一年半，臺灣就爆發了視大陸同胞如寇仇的二二八事變，僅僅一年半，臺灣人的心理反差竟是如此之大，從把中國同胞視如親人到視如仇人，整個事態的發展令人震驚錯愕難以置信。這當中最合情理的解釋，就是中國政府、中國人必定是太腐敗、太惡劣、太卑鄙了，才會引起臺灣人如此大的民憤。否則憑當時共産黨人的宣傳，少數一些日化臺姦的唆使，怎麼會發生這麼大的民變？“臺獨”更是利用這一點大作文章，宣揚中國政府是多麼貪污腐化、營私舞弊，大陸軍民是多麼胡作非為、欺壓臺灣人，才會在短短的一年半，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但是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臺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又在皇民化的高潮之時，遽然在一夕之間回歸中國，臺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從最初許多臺灣人不願歸順日本，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傍徨無主，胡太明心態的“亞細亞孤兒”，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説“道”，正説明瞭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臺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回然不同的層次。臺灣的光復，正是臺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傍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甚至還有自殺以示效忠的。不過就常情而論，這些青年人的心態也是自然的現象，臺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他們如何能夠立時接受和適應過來？
在光復之時的臺灣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是在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灌輸和洗腦的時代環境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日輕華的價值觀。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如何不使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響往？加上此時日本積極推行的同化政策，也就是“皇民化”，如何不會使這些青少年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而熱衷“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可以説這些青少年在光復回歸中國之前，在心靈上自覺或不自覺地早已經歷過一番“脫華入日”的歷煉，浴火重生為“優秀的日本人”了。
二次大戰後，日本的地位，在受到皇民化影響的臺灣青少年心中絲毫未減，當他們必須回歸比日本落後，而且陌生疏離的中國時，這些皇民青少年的心情必然是矛盾的，即使他們接受，甚至也歡慶光復，但是光復後的現實與他們回歸祖國理想和憧憬發生衝突之後，他們的愛國心就如五分鐘熱度般地消失了。當然不能説光復時的臺灣青年都是日本教育的盲從者，但從總體而言，可説情形大致是如此了。
誰能夠完全拋棄成長時期所受到的教育和環境的影響力？這些影響力總是會在心理上産生作用的。光復時的臺灣青年，許多才和日本人並肩作戰生死與共，剛從戰場上回來；許多青年學生不久前還在學校的升降旗典禮上，日日對著太陽旗唱著日本國歌。皇民化在他們心中的影響力，是不可能即時退燒退熱的。光復時許多青年在歡迎的碼頭上，只看到從船上登岸，軍容破爛不整的國軍，就生出鄙夷之情，愛國心就打了退堂鼓，以後對著語言不通的大陸人，更覺得他們比日本人還像異國人。
吳濁流説，“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只是對吳濁流這中年一代以上的臺灣人而言，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臺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隱性蟄伏著，他們對日本的感情甚至還多於對中國的感情。光復後單從海外歸來的臺籍日軍就約有三十萬人之多，這些人回臺之後許多無業，生活無著滿腹牢騷不滿現實。並且由於光復後陳儀主政下肆言無忌的言論自由，在當時報上非議政府、貶抑中國頌揚日本的文詞筆墨，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屢見不鮮，更使這些青少年舊日思想的余溫在心中持續下去。
國民黨政府接收之後的不良政治風氣，固然是導致二二八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事變發生後政府無力維持秩序，更使得群眾心無忌憚，跟風效尤者也隨之俞眾。另外，事變發生後不久，一些“皇民青年”立刻佔領臺北電臺，號召全省民眾響應攻擊政府和大陸人的行動，這對不少原本就為日本的戰敗而難過，甚至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皇民青年”來説，電臺的廣播無疑就像他們期待已久的攻擊總動員令，焉得不使這些青年聞風響應共同起義？這也就是為什麼二二八會一下子星火燎原席捲全境，成為全島四方一致響應的革命風暴了。
事變時“皇民青年”奔相走告興奮不已，唯恐後人地起而效尤，有的還穿起過去的舊軍服或學生服，自動集結起來攻擊政府機構和外省人，他們在全省一致行動的結果，整個情況宛如全民暴動。“昔日的官兵們！今日可以拔出指揮刀了！特攻隊的勇士們挺進！奇襲的時候來到了！”、“集中我們的武器！爭取時間，奪取他們的武器！全體同胞，一致武裝起來！”……諸如此類的宣傳，就在各處分發張貼。各地電臺整天激烈囂叫殺氣騰騰，煽激鼓動不休，更使得這些青年的情緒亢奮沸騰起來。對他們來説“替天征討不義之徒，膺懲暴支”的時候又到了，他們高唱日本軍歌，舞著武士刀，大罵大陸人為“巴格野魯”的“支那人”、“清國奴”，並且以日語檢驗行人，凡是不諳日語者，立即以刀棍毒打追殺。
二二八依照“臺獨”的説法是“低文化統治高文化所遭到的對抗”、“臺灣反抗殖民統治的自治運動傳統”，二二八固然是政府的劣政引發民憤，皇民化並非二二八發生的根本因素，然而事態會發展到仇華反華的地步，卻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從二二八之前並未見有類似日本時代的抗議請願運動，顯然事前毫無官逼民反的徵兆，事變發生之後又泛有工農商等一般民眾的參與，可見即使到了官逼民反的程度，其嚴重性也不致于達到仇華反華的地步。再從響應的人幾乎都是受日本影響最深的青年軍人和學生，而且一開始就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視大陸人如寇仇，濫打濫殺甚至還遍及無辜的婦孺的情況來看，如何能夠排除這些青年深受自幼以來習之有素、奉行不渝的皇民思想影響這一因素？
日本皇民化對臺灣青年的成功，是由於臺灣人存在著自身以外的兩種民族認同，不像韓國人在民族認同的抉擇上，只是自身與日本之間的選擇，韓國人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而臺灣人卻有衰亂貧困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于焉而得。這從日本投降之時，臺籍日軍感到憂傷難過，韓籍日軍則欣喜慶倖的不同心理反應，就可以看的出來。
然而一般臺灣人極不願意照著鏡子罵自己，承認臺灣人有過這一段認賊作父反噬同類的皇民化醜史，大都是以日本統治帶給了臺灣“現代化的洗禮”、“重秩序守法律的精神”之類的説法，予以掩飾美化。其實從時代的影響來看，臺灣青年的皇民化完全是環境所塑造出來的，是自然而必然的現象，談不上有什麼罪過可言。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更何況是日本政府積極推動的皇民化。臺灣人豈是個個天生聖賢，獨能免俗？況且臺灣只是皇民青年那一代接受皇民化，籠統地把臺灣人全指為皇民化，那只是以偏概全地侮辱臺灣人。
再以漢人被滿清征服為例，當初有人寧願被殺頭都不留辮子的，但是在滿清統治二百四十年之後，不但有漢人為剪辮子而痛哭一場，並且還有漢人成立保皇黨效忠清室。大陸的任何一省人若也經歷了臺灣的命運，同樣也可能會造成皇民化的，並非臺灣人有何異於他人之處。但是要就事論事，就不能排除任何相關的事實。承認日本皇民化在臺灣青年身上留有後遺症，並不表示二二八是臺灣人孽由自作、咎由自取，或是國民政府的腐敗殘暴可以勾銷和容忍，而是使我們更能夠客觀全面地認識真正事實，避免走向是非黑白兩極化的偏差態度。
二二八時如果中國處於國家太平、政治穩定的情況下，處理二二八的方式或許會比較溫和穩健一些，但當時國民黨正處於國共內戰的局勢下，蔣介石已經把臺灣的軍隊抽調到大陸去作戰，這時臺灣軍力空虛，又傳來有共産黨人介入的“全島叛亂”，因此緊迫而急率地處理二二八，可説就難免而發生了。國民黨的濫捕濫殺、冤及無辜固然是罪惡的作為，但也不能認為這是出自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認為是中國人不把臺灣人當作自家人看，用以造主張“臺獨”的理由。
二二八對臺灣人所造成的創傷，只合對於當時心懷故國的中老年人而言，對於那些執迷不悟的皇民餘孽來講，二二八除了仇恨之外，更是回歸祖國得來的可貴教訓，可以讓世世代代的臺灣人對此刻骨銘心，藉此肅清心中的漢族意識，理直氣壯地不作中國人。這些皇民餘孽完全否認皇民化對二二八的影響，他們利用先人抗日的碧血、中上代人歡迎光復的熱淚，塗抹洗刷掉自己身上皇民化的痕跡與色彩，把自己與抗日先人和中上代人等同起來，以忠愛祖國、清白無辜的受害形象，把二二八描繪成一幅狼與羔羊的圖像，以大肆渲染中國的無情殘暴，宣稱中國是臺灣的災難之源，當初就是熱情無知地歡迎光復，才引進了二二八大屠殺，極力煽動臺灣人民對中國的仇恨情緒。
這些皇民餘孽，過去在日本教育的洗腦和誤導下，不知過去抗日的慘烈事績，只知把日本的治世盛世與中國的亂世衰世作比較，因而接受皇民化，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現在事過境遷，歷史的全貌也差不多完整浮現，像李登輝等之流，仍然不知反省和檢討，任由自已陷於感性積累的死結而不知自解，似乎仍在為中斷落空的皇民化而難過，為未能達成歸順日本的心願而抱憾，這就令人失去同情和諒解。當然這也是因為在國民黨壓制思想言論的統治下，社會缺乏客觀平衡的報導，使得不滿國民黨統治的人，其思想反而陷入個人自主的成見，老一代的臺灣人因而固執已見難以轉變的原因。
而臺獨的新生代，則是在對親長孝愛的盲目下，也跟著專從負面傳統的病態現象看中國，視中國文化為古老的屍骸和腐朽的垃圾，從總體根本上否定中國，加上二二八的仇恨，其對中國及中國人深惡痛絕的仇恨心理，尤其是當中的激烈份子，與上一代皇民餘孽完全相似。這些激烈份子雖是少數，但是由於激烈，是以積極活躍，所以是主導和推動臺獨意識的主流力量。
就像日本用皇民化作為刀子，割斷了臺灣皇民新生代，也就是自小完全受日本教育啟蒙長大的那一代青年的中國情結，皇民化遺毒使二二八惡化擴大，造成了省籍之間的仇恨和隔閡，現在“臺獨”又利用二二八，並且是加以誇張渲染，以使仇恨加深的二二八作為刀子，以割斷現今臺灣人的中國情結。“臺獨”並且篡改臺灣歷史，刪除掉臺灣先民抗清抗日的唐山祖國意識，否認掉二二八作亂青年的皇民化心理因素，對臺灣歷史上不斷繼起的反抗運動和二二八，棄其實質取其表像，炮製出所謂“追求獨立自主的臺灣主體性”的“臺獨”史觀。除了把這一套“臺獨”史觀以媒體大肆宣揚外，並且堂而皇之地將之作為教科書，以改變臺灣人的國民意識，慢慢地使“臺獨”意識成了臺灣的多數意識，到時水到渠成，在民主表決下達到臺獨建國的目的。
注：
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當局制定了強迫臺灣人“皇民化”的方針，要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其目的在消滅臺灣人的漢人意識。用今天“臺獨”的話説，就是要臺灣人“去中國化”，日本皇民化是要消滅臺灣的中國語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語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據過去日本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的紀錄，在日本統治臺灣最初八年間，共殺戮了三萬數千的土匪，這些所謂的“土匪”，主要都是抗日反日的臺灣人。這是一般臺灣人鮮少知道、但卻從來不被有所謂“反抗殖民的抗暴精神”的“臺獨”所深究和在乎的事。至少臺灣過去慘烈的抗日事績並非湮沒無聞，但“臺獨”連建一座抗日紀念碑、紀念抗日先人的心意都沒有，倒是對死難至多千人的二二八，大肆誇張為數萬人，極力向臺灣人宣稱“中國在二二八殺的人，比日本五十年統治殺的人還多”，在全臺各地主要公園建了至少十八座二二八紀念碑。
“亞細亞孤兒”為日本統治臺灣時期，臺灣作家吳濁流所著之小説，主角胡太明一生處於在中國與日本之間國家認同的矛盾中，一直受著心靈的煎熬和掙札。吳濁流是皇民新生代的上一代人。
“道”是在一九四三年，臺灣人陳火泉改名高山凡石，所寫的一本提倡皇民煉成的小説，為皇民叢書第一本。“道”的主角為追求皇國日本的臣道，不倦不橈的持續修煉，努力克服任何障礙，以求變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説“本島人在肉體上不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二次大戰後，有近百名灣人日本兵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
“巴格野魯”為日語混蛋之意，“支那人”、“清國奴”為日本人賤稱中國人之詞，根據我看到的一部敘述二次大戰的紀錄片，一個日本兵説，“清國奴”意謂禽獸不如。臺灣人在日本治下，日本人稍不順意，即以“清國奴”辱罵臺灣人。
所謂“重秩序守法律的精神”，完全是日本嚴刑酷法所震懾出來的，日本警察對臺灣人動輒當街打耳光、踢屁股，抓到小偷一類不良份子，就予以毒打灌煤油，甚至砍手掌的狠辣手段，焉得不使臺灣成為循規蹈矩的清平社會？然而一些臺灣人至今對此仍然感念感懷，十分頌讚當年日本的“德政”。
來源：《早報網》，作者：徐百川，編輯：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