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八當時的臺灣學運
時間:2003-02-11 11:31 來源：
編者按：此文選自藍博洲著：《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藍博洲先生，臺灣苗栗人，輔仁大學法文係畢業。臺灣勞動黨黨員。長期以來，他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蒐集、研究臺灣現代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代表性著作有：《沉屍、流亡、二 二八》、《日據時期臺灣的學生運動（1913——1945年）》、《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等。這些著作用大量活生生的史實表明：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人是中國人。《二 二八當時的臺灣學運》是《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第五部分《在歷史的荒煙中消失的野百合——重塑臺灣學運的歷史像（1945——1954年）》的第二章。主要內容是當時幾位學生領袖的回憶，全章材料翔實，情節逼真。另，本文小標題是重擬的。
事件前的學運情況
1947年年初，經歷了1月9日的一場“反美抗暴”示威遊行之後，校園裏的外省學生與本地學生不但打破了原先因為“語言隔閡”而生的陌生感，並且結合起來，通過搞讀書會、辦壁報及各種社團活動而開展校園裏進步的學生運動，同時，在這個基礎上，開展全省性的學生聯盟的組織。
至於，當時學生的活動細節，通過當年延平大學學生葉紀東（畢業于高雄中學）的回憶，大致可以理解一、二。
葉紀東：一般來説，我們的讀書會，使用的教材還是以民主黨派的刊物為主；只有那些確定要吸收到組織裏來的學生，我們才讓他看一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刊。記得，我曾經在臺北圖書館借到一本埃德加 斯諾寫的《西行漫記》，讀過以後，我才對國共鬥爭以及紅軍長征的狀況比較理解。因此，我就告訴其他同學，讓大家輪流去圖書館借來讀。在日據時期，當我們接觸到孫文的《三民主義》的學説時，我們就已經非常興奮了；一旦涉獵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時，我們當然也就更加振奮了！
後來，我們又通過吳克泰，拿到一本劇作家簡國賢編寫的劇本《趙梯》。簡國賢是當時臺灣最著名的劇作家，1946年5月，由他編寫，宋非我導演的新劇《壁》，非常轟動。當時，我們剛好有擴大團結其他幾個讀書會的要求，於是就想藉著共同演一齣戲的方式來完成這個要求。
那時候，通過就讀于師範學院的高雄中學同學陳金木及臺大學生楊建基的關係，我已經把讀書會搞到這兩個學校了。於是，我就把簡國賢編寫的劇本分發給這些讀書會的成員，讓他們先分頭閱讀，然後再分配角色。2月20日晚上，簡國賢還特地從桃園趕來，為我們講解劇情。據他説，“趙梯”其實是臺灣話“核打”的諧音。它主要是想通過反映當時社會上司空見慣的種種無法、無理的事，激勵人民起來抗爭，打倒這些社會上的不平。
聽完簡國賢的解説後，我們就當場決定，從第二天起，也就是2月27日晚上，開始排練。怎知，當天晚上，我在延平大學上完課，就要趕去排練時，延平路上竟傳出了發生暴動的消息，我們的演戲計劃及其他讀書會的活動也只好被迫取消了，大家都起來響應人民的起義。
“林江邁事件”為導火索
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二 二八的蜂起是以延平路上取締女煙販的“林江邁事件”為起因。當時，法商學院的學生領袖陳炳基與在《中外日報》兼任記者的臺大學生吳克泰，恰巧在現場目睹了這一過程，並且積極地投入群眾抗議的鬥爭行列。
事變後的43年，也就是1990年的早春，因為參與二 二八的鬥爭而在事變後不得不離開臺灣，出走大陸的陳炳基、吳克泰、葉紀東……等當時各校的學生領袖，終於為我們作出事件當時學生鬥爭的第一手報告。
陳炳基：1947年2月27日晚上7點多，專賣局的6名武裝查緝人員，在臺北延平路三段口“天馬茶房”附近，蠻橫強奪女煙販林江邁的全部貨款，並且揮起槍托猛擊跪地求饒的林江邁，使得她頭破血流昏倒在地。當時，我正在事變現場斜對面一家由駱水源的妻子開的順榮行店內看報紙，一聽到事情發生的消息，我就立刻趕到現場。這時候，這夥惡棍已經被過往的群眾圍住。憤怒的指責、咒罵、呼打聲四起。這夥惡棍看到情勢不妙就衝破包圍，跑進位於十字路口的一家冰淇淋店，然後把門反鎖。數百名群眾馬上又團團圍住冰淇淋店的小屋，怒吼聲震天價響。我於是和憤怒的群眾衝進店裏去揪惡棍，但過道狹窄，小屋前只能擠站幾個人，打不開房門，十來名武裝警察趕到，擋在店門前面，不讓我們上前。在他們掩護下，惡棍從後門溜走，沿著延平路向北逃跑，並回頭開槍打死了緊追在後的群眾陳文溪，最後躲藏在警察局北署。群眾見打死無辜，更是怒氣沖天，有的追去包圍警察局，有的把惡棍丟棄的大卡車翻倒燒燬。群眾愈集愈多，後又連夜涌去包圍憲兵團、省《新生報》社，強烈要求嚴懲兇手，如實報導兇案。我預感到群眾憤怒無比，一場大風暴就要來臨。
《中外日報》記者首發事件消息
吳克泰：當時我是臺大學生，又是《中外日報》記者。這天晚上大約9點鐘的時候，我在回報館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兇手的群眾，就參加了群眾的鬥爭，我同群眾一起包圍了警察局，並衝進了警察局長陳松堅的辦公室，要求交出兇手，不許兇手溜掉。陳松堅此時在眾多的群眾面前完全失去了平時的威風，驚恐萬狀，支吾其詞，他最後説兇手已經移交給了憲兵隊，於是，我又和群眾一起迅速包圍了《新生報》館對面的憲兵隊，繼續要求交出兇手嚴辦。憲兵隊要群眾派代表進去談判，我被推為代表之一進去交涉，但憲兵隊沒有一個負責人出來作答覆。我們看到這樣消磨時間毫無用處，便退出來繼續包圍憲兵隊，不斷喊口號，要求交出兇手嚴辦。我在這裡遇上了《中外日報》同事周青，兩人決定合寫一篇報導，在截稿前發了出去。
發完稿子，我和周青及該報兩位同事一起回到憲兵隊前面，參加群眾的鬥爭。這天夜裏的下著濛濛細雨，天氣相當冷，但群眾心中的怒火始終未減，始終包圍著憲兵隊，一直到天亮。我們《中外日報》的同仁也同群眾一起堅持到天亮。
吳克泰：2月28日，天剛剛朦朧發白，在細雨薄霧中，我發現穿著黑色制服帶著長槍的警察大隊，靜悄悄地從西面鐵路線上向群眾反包圍起來。我告訴群眾：情況危急，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散開。
大約8點多鐘的時候，我正在朋友家休息，突然被一片嘈雜聲所驚醒。走出大街一看，到處是憤怒的人群，口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整個臺北市沸騰起來了，形成了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市，醞釀已久的火山終於爆發了。
群眾首先把憤怒集中到肇事的專賣機構，砸爛了專賣局所屬臺北專賣（批發）公司，到新公園開群眾大會，然後向長官公署請願。
陳炳基：28日清早，我先趕去臺大法學院（原法商學院），向同學們報告血案經過，鼓動大家投入抗議鬥爭。之後，和一批同學趕去臺北專賣分局參加抗議鬥爭。成千上萬的群眾匯集此地，憤怒之極，痛打查緝人員，搗毀辦公樓，又把分局所有的香煙、錢款、物品等統統拋到馬路上焚燒，並在分局大樓墻上挂了“嚴懲兇手、厚恤死者遺屬”、“撤銷專賣局”兩條長幅標語。
直到中午時分，我同幾個積極分子，鼓動群眾涌往電臺，要求廣播臺北事件，號召全省響應抗議鬥爭。因臺長溜走而未成。有幾個群眾高喊“到長官公署去！”我順勢跟著連連大呼，鼓動大家前往。請願隊伍，以載有大鼓的人力貨車為前導，猛擊大鼓、鈸，浩浩蕩蕩，高呼口號前進。大約下午一時，先頭隊伍到達“長官公署”前院入口處。請願群眾正與阻撓前進的衛兵説理交涉時，“公署”屋頂突然響起猛烈的機關槍掃射，前頭十來名群眾應聲倒地而亡。我正在犧牲者不遠處，險些遭難，匍匐地上閃避。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群眾竟遭如此慘殺，新仇舊恨，群眾狂怒了。紛紛散開，四處追打官吏、士兵、大腹便便的商人。“打阿山”（指大陸來的貪官污吏）的怒吼聲響徹街頭。全市罷工、罷市、罷課，無數群眾涌上街頭，官辦機構、外省人的企業公司、警察派出所統統遭到搗毀。昔日耀武揚威的貪官污吏、警察等倉皇逃命，警察所都被群眾佔領，革命風暴席捲了全市。當時，憤怒已極的群眾一時分不清好、壞人，亂打外省人實屬難免，後來明白過來，許多老實正派的外省籍公教人員都受到群眾保護。
一起投身到鬥爭中去
葉紀東：在自發的群眾性暴動中，誤傷是會有的，“打倒阿山”一類含義不清的口號也出現過。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看到起義鬥爭的矛頭是直指國民黨貪官污吏，要求政治民主、政治清廉。
“二 二八”當天早上，我照常上班。平常很安靜的辦公室顯得亂哄哄，都在議論頭天晚上發生的事。我還看到幾臺小轎車被推翻，四輪朝天，在著火。當時，臺北市內小轎車不多，坐車的差不多是國民黨的大官或大商人。群眾主要找這些人打。群眾並不是完全不分青紅皂白地打外省人，而且第二天就根本被制止，我沒有再見到類似情況。不少外省籍同學還參加我們起義的隊伍。
方生：我是福建人，原名陳實。戰後第二年來臺灣教國語，並就讀于臺大農經係（1946年—1949年）。記得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即2月27日晚上，我正好住在臺北城裏一位福建同鄉家裏。第二天上午，全市已經罷市、罷工、罷課，氣氛顯得十分緊張。當天午後，突然有二、三名本省籍同胞衝進同鄉家裏。我和同鄉一家人趕緊從後門跑出去，我因慢了一步被打了一下。跑出來後我躲到附近新公園假山後面。當時我在想，這完全是一場誤會。因為，那些人衝進來的時候，還喊著“打倒國民黨官僚”、“打倒貪官污吏”的口號。這就很清楚，他們真正要反對的是誰。所以，當時我雖然挨了打，但並沒有怨恨打我的人。我認為，這個賬應記在國民黨反動當局頭上。其次，所以發生誤打，是因為當天中午廣大群眾涌向臺灣長官公署請願，國民黨衛兵用機槍掃射，當場打死打傷許多老百姓，這樣才進一步激怒了廣大臺胞，他們把仇恨集中在國民黨官僚身上，而這些官僚絕大多數是從外省去的。再説，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衝進來以後，對同鄉家裏的東西絲毫沒有動，這就戳穿了所謂“暴民搶劫擄掠”的謊言。
當我安步弄清楚事件性質之後，開始下決心用實際行動表示對臺灣同胞的支援，於是，我向臺灣同學借來一套舊學生制服穿上，和他們一起投身到鬥爭中去。
2月28日國民黨宣佈戒嚴
吳克泰：2月28日大約下午兩點，群眾又衝進廣播電臺，向全臺灣廣播了臺北事件的真相，號召全省人民起來，參與打倒貪官污吏的鬥爭。2月28日下午3點，國民黨宣佈戒嚴。許多群眾不知道已經戒嚴，繼續攻擊市中心的新臺公司。
3月1日起，臺北的“二 二八”鬥爭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條戰線是以地方士紳如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參政員、省市參議員為主，部分群眾團體代表參加組成的“處理委員會”。他們整天在中山堂開會，會場很亂，顯然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只有王添燈等少數人代表民意，利用這個公開的講壇，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爭取作出有利於人民的決議。另一條戰線是準備武裝鬥爭的群眾。他們認為非用武裝鬥爭攻破國民黨首腦機關和堡壘，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候，地下黨臺北市委站在群眾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我參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準備學生武裝起義
陳炳基：2月28日下午，“長官公署”慘案之後，我趕回臺大法學院召開學生大會，報告慘案經過，抨擊暴政，鼓動同學們投入戰鬥。之後趕到延平學院參加幾個大專院校學生代表的會議。這些學生都是前幾次反美、反內戰學運的領導人和骨幹。大家認為：絕不能妥協，必須堅持鬥爭到底。只有武裝制服反動武裝，才能取得真正勝利。會後，當我離開會場與一名師範學院姓鄭的學生走下樓時，有兩個人在樓梯口等著我們。我記得，一個是李中志，另一個好像就是葉紀東。後來，我才知道，李中志這個人是地下黨指派的臺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聽説他在日據時期當過日本軍隊的炮兵；在50年代國民黨“肅清”左翼時，他也犧牲了。
我們三個人然後就邊走邊談，從延平學院（臺大法學院操場對面）一路走到臺北橋我家附近。在路上，他告訴我，如果要搞武裝起義他可以供應我們。當時，我還不知道他的身份背景，但我猜他大概是地下黨的人。因此，我就對他説，有武器就好，把它交給我們，我們就可以合作。從此以後，我就按照他的佈置，串連各校的學生，組織地下的學生武裝隊伍。
三月二日舉行的學生大會
林木順在根據曾經領導或參加過這次民變的同志提供的資料編成的《臺灣二月革命》一書中，記載道：“3月2日，上午10時，國立臺灣大學、延平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各中等學校高級生，約數千名聚集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英勇的學生們對陳儀的腐敗政治加以抨擊，暴露教育界腐敗不堪的各種事實，高呼‘政治民主’、‘教育自由’；並宣言擁護臺北市民的義舉；討論學生自身的組織，以協力維持治安，整理交通，及應付意外的突發事變。一隊擔任宣傳工作的學生，立即製成許多傳單，散佈市內，鼓勵民眾的團結。另一大群的進步學生，認清了陳儀的狡詐與欺騙，感覺只有武力組織，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因此暗地裏糾合同志、強化組織、確保聯絡，並到處覓索武器。”
對於這場學生大會，陳炳基的看法大致如下：
陳炳基：由於上層士紳組成的“二 二八處理委員會”，天天在中山堂開大會，把已經奮起的人民群眾吸引到中山堂。但是，他們沒有認清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的猙獰面目，上了“緩兵之計”的當。“長官公署”一面談判，一面急向南京發密電調兵遣將，還派特務四處進行破壞活動，調查黑名單，準備著一場大屠殺。臺北市面，好似無政府狀態，起義群眾揚眉吐氣；但反動武裝沒有解除，實質上，局面並沒有真正控制在人民手中。臺北大專院校學生，起義一爆發就佔領了市區各個警察所。3月2日上午，幾千名學生聚集中山堂開會，痛斥國民黨暴政，做出積極投入鬥爭的宣言。但大部分學生隊伍被編入“二 二八處理委員會”屬下，維持治安和宣傳。臺灣警備司令部特務行動隊大隊長許德輝，組織“忠義服務隊”控制這批學生隊伍，學生賣命繳獲的少量武器也被他繳光。因此，我們的學生動員和武器覓索都晚了一步。我們的地下隊伍的組織工作，也因為中山堂的放送喇叭廣播電臺的號召而碰到了阻礙，許多參與過前面幾次學運的學生都被搞迷糊了，他們不知道真正的領導機構在那裏？後來，我聽李中志説，在中山堂的那些學生都在喊著：“陳炳基！陳炳基！”因為前面幾次運動都是我去動員的。我則因為騎著腳踏車到處覓索武器而始終沒有到中山堂 。
3月4日的作戰計劃流産
陳炳基：3月4日中午，我們在延平學院討論李中志策劃的“作戰計劃”。按照他的計劃，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在建中集結，由陳炳基帶隊；第二大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琮指揮；第三大隊則在臺大集結，由李中志指揮。李中志同時也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則是郭?琮；各校的負責人分別是：臺大，楊建基；師範學院，陳金木；法商學院，陳炳基；延平學院，葉紀東。
我們的“作戰計劃”是這樣的：3月5日淩晨二點，先由第三大隊會合烏來部落的高山族同胞，攻打戒備較松的景尾軍火庫；然後，再與第二大隊會攻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各隊取得充分的武裝後，再分頭負責攻取市內所有的軍、警、憲武裝據點；拂曉時，各隊總會攻“長官公署”。
葉紀東：當天的作戰計劃，我被指派的任務是總指揮部的聯絡員。總指揮部就設在警備司令部附近的廖瑞發（按：當時是‘省工委臺北市委書記’）家裏。
為了動員高山族同胞，陳金木已經與高山族的同學到烏來部落了。但是，5日淩晨，當發動起義的時間已經過了時，烏來那邊的隊伍卻遲遲沒有下山；李中志帶領著楊建基及其他臺大學生約略一百名左右的第三大隊，埋伏在景尾軍火庫附近，當他們眼看著烏來的高山同胞遲遲沒有下山時，立刻決定自行發動起義。他們於是把軍火庫的電源切斷。為此，當場遭到守衛軍隊的盲目掃射。
陳炳基：3月4日傍晚，由我領導的第一大隊的學生已經在建國中學集結了。之所以會選擇建中作為集合地點，主要是因為建中校長陳文彬比較開明，所以第一大隊以建中的學生為主。同時，我們預定的攻擊目標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就在建中附近。我們打算攻取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奪取武裝後再攻擊警察大隊與憲兵隊，最後再與第二大隊及第三大隊總會攻“長官公署”。
當天晚上，入夜後即下著大雨。桃園方面的武器供給始終沒有來。雖然沒有拿到武器，但整個大隊隊員的鬥志仍然昂揚，個個手持鐵棒、木刀、木棍等武器，誓與反動武裝決一死戰。我眼看著擔任第一大隊聯絡員的北二中同學黃雨生始終沒有回來，於是我就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冒著傾盆大雨到北二中的學長林水旺的家，問他，今晚的武裝起義是不是一定要執行？他説，一定要。因此，我又轉往師範學院找郭琮。我看到他蒙著臉在給學生説話。我於是走上前問他，今晚的起義到底幹不幹？郭琮馬上堅定地一口回答我説，幹！於是我就騎車回建中，鼓勵其他學生説，今晚的起義我們一定要幹下去，否則，別的隊伍都運作了，我們卻沒有動，那不是太對不起人家了嗎？但隊伍中有一名建中的體育老師卻説，如果狀況正好相反，別人都沒動，只有我們動，那又怎麼辦？聽他這麼一説，我覺得也對，於是就把隊伍交給他處理，自己又到警察大隊偵察，然後再到小南門的指揮總部，看看桃園方面的武器運來了沒有？
潛晨3點過了，新店方面第三大隊的信號彈仍然有發射；這是新店的起義未能發動。總指揮部後來也發出了停止行動的指令。
編輯: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