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階段：思想形成
“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從提出到現在已經快十年了。這是鄧小平同志集中全國人民智慧而首先提出來的，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科學創見，並且正在香港、澳門問題上付諸中獲得了初步成效。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一次在港澳訪問時曾對香港前景“表示相當樂觀”，說中國政府“擬定的‘一國兩制’方案能行得通”，“鄰近的香港人民對于英國的這塊殖民地到一九九七年歸中國統治之後能夠保持它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與日俱增”（見香港《星島日報》1987年3月5日消息，法新社澳門3月5日英文電）。臺灣地區與香港不同，但“一國兩制”所提出的基本原則同樣適用于臺灣地區，這是無可懷疑的。我們對臺灣地區問題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進行解決同樣深具信心。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不是偶然的。他的這個想法開始于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逐漸形成于這次會議之後。總的說它是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路線的產物，是中共的和平統一祖國這一戰略方針的重大發展。
為便于了解和研究“一國兩制”，筆者特將它的形成和發展，大體規劃成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開始，並以這次會議為標志，是和平統一祖國這一戰略方針的最後確立，“一國兩制”思想開始形成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羅伯瓦克時，即曾提出：“和平統一實現以後，臺灣可以保持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臺灣回歸祖國懷抱的前景已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
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提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並建議兩岸恢復通商、通郵、通航。
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時說：“我們始終考慮到臺灣的特殊地位，不改變那里的社會制度，不影響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擁有廣泛的自治權，擁有自衛武裝力量。當然不能有兩個中國，也不能有一個半中國”。
由上可見：此一時期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已經確立，雖還沒有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但這一思想已經清晰可見，特別是鄧小平的幾次談話講的更清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不提“解放臺灣”了，連“和平解放”也不再提。這是中共對臺方針的重大變化。
第二階段：構想形成
第二階段：從一九八一年九月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開始，並以這次談話為標志，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各項具體方針政策的全面闡述。“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基本形成。
一九八一年九月底，葉劍英委員長在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中說：“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一九八二年一月，鄧小平在接見一海外朋友時說：“九條方針（按：指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關于“一國兩制”的概念，正是從這時開始正式使用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州一大學教授時說：“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係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
由上可見：此一時期“一國兩制”的基本構想已經形成，“一國兩制”的概念已經提出，並逐步走向科學化、完善化和具體化。
第三階段：係統化、理論化
第三階段：從一九八四年開始，並以這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第四十二期《瞭望》周刊發表的鄧小平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文章為標志，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全面闡述。“一國兩制”構想進一步係統化和理論化。
一九八四年九月以前，中英正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實際是以“一國兩制”原則應用于香港。因而在這段時間內，鄧小平曾多次就“一國兩制”問題發表談話。例如，二月二十二日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一研究中心代表團時，四月二十八日會見美國總統里根時，四月十八日和七月三十一日兩次接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以及同年六月兩次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等人時，就都曾對“一國兩制”構想發表過精辟的論述。其中以《瞭望》雜志十月十五日集中歸納報導的內容為最全面。
在所有這些談話中，鄧小平特別強調說：“一國兩制”構想是“從中國的情況出發考慮的”，“尊重事實，尊重實際，就是要尊重香港和臺灣的歷史實際”。又說：“一國兩制”構想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並非權宜之計。
鄧小平還談到關于實行“一國兩制”的背景、條件、依據、前景和意義等。
由上可見：“一國兩制”構想在進入此一階段後，已進一步係統化和理論化了。把“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與香港問題相結合後，它就又變成有理論指導和政策指導的實踐了。這一點連臺灣地區的報刊也公認不違。臺灣地區一本叫《民主憲政》的雜志，在一九八五年五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將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列為我“通過香港問題而把‘一國兩制’加以理論化”的時期。
第四階段：走向實踐
第四階段：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開始，並以一九九O年四月我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標志，是“一國兩制”構想由理論走向實踐的重大步驟和體現，它將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整個中方與英方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和立法過程，既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關于“一國兩制”構想在理論上的闡述和發展過程，也是這一構想首先在香港和澳門逐步走向實踐的過程。香港問題集中地體現和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上。一九八五年六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成後，經過近五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完成這一基本法草稿，並于一九九O年四月四日獲我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通過。于是香港回歸塵埃落定，廣大港澳同胞為之歡欣鼓舞。不少港澳報刊著文稱讚這一基本法，說這是把“一國兩制”國策、“中英聯合聲明”精神，以及香港幾百萬居民的合理意願有機地揉合在一起的憲制文件，並將經得起長時間的歷史考驗。
上述期間，即一九八七年三月，中萄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亦已草簽，並將于香港一樣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從“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發展和應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得出以下結論：
（一）“一國兩制”構想是和平統一祖國這一戰略方針的重大發展，而它目前又是和平統一祖國這一戰略方針的核心內容。“一國兩制”的提出，使得和平統一祖國不再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主觀願望，而是合情全理的和切實可行的科學構想。
（二）“一國兩制”在香港問題上所體現的原則有三：一是主權必須收回，祖國必須統一；二是不改變香港的現行制度，並充分保證這個地方的穩定和繁榮；三是不妨害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這些基本的原則精神，反映了全體中國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對臺灣地區同樣是適用的。
（三）“一國兩制”已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我國憲法中已列有有關設置特別行政區的規定。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亦正式就“一國兩制”構想有所闡述。這些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四）“一國”與“兩制”是不可分割的。香港基本法是把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的典范，它把堅持“一國”的原則性與實行“兩制”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與授權未來香港實行“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考慮和照顧了各方面的利益。
早在一九八四年七月，鄧小平同志在談到中英關于香港問題談判基本上已經完成時說：“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人民日報》1984年10月16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傑弗里·豪在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見到鄧小平時曾表示說：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振奮人心的概念，它能夠保持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和以後的繁榮與穩定”。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正式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後，次日香港股市恆生指數上升到1187.54，成為本年的新高峰。僅一九八四年一年，美國資本投入香港工業方面的即超過8億美元。（以上均見李宏著：《香港大事記》，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據日本通產省發表的數字，截至一九八八年財政年度終結時，日本對香港投資總額已增達61.7億美元，香港仍然為“日本在亞洲區的第二重要投資地”；僅就制造業而言，日本在港累計投資已增至8.9億美元，佔海外投資總額的26.6%,與在香港佔海外投資總額34%的美國，“同為香港制造業最主要的海外投資者”。（香港《華僑日報》1990.1.29）這說明海外資本對香港的未來仍然是充滿信心的。一九八七年三月，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香港進行現場訪問，親睹香港的繁榮景象，對香港前景“表示相當樂觀”，這與鄧小平的估計，與傑弗里·豪的估計完全一致，看來，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凡是體現了人民意志和願望的政策，是一定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歡迎的，是會有生命力的。歷史必將繼續證明，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國兩制”是正確的，是誠心誠意的，是一定能成功的。
（責任編輯：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