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臺灣省”的社論，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此後，在整個“文革”期間，大陸極左路線盛行，政治秩序混亂，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緣。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打倒了一大批老同志、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和民主人士，黨的對臺工作遭到極大破壞，兩岸之間的秘密接觸也完全中斷。
“文革”時期，周恩來總理也數度受到衝擊。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爭取毛主席的支持，想方設法保護了一批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和民主人士。進入70年代以後，美國政府表現出願意改善中美關係的跡象。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明察秋毫，審時度勢，抓住美國政府伸出的觸角，調整對美政策，從而為從根本上解決臺灣問題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1971年6月，周總理在會見美國新聞界人士時指出：“蔣介石也反對制造‘兩個中國’，也反對制造一個中國再加一個‘臺灣獨立實體’，也就是‘一中一臺’。我們跟蔣介石聯合過，也敵對過，我們打了幾十年，但在這一點上有共同性，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外國只能承認一個中國。現在事情就是這樣，所以總會找出辦法的。”周總理還針對有關臺灣回歸後臺灣人民的生活水平會下降的說法，明確表示，臺灣回歸後，臺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僅不會下降，“相反，我們有可能在他們原來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兩岸統一，“只會使臺灣得到更多的好處，不會使臺灣受到任何損失。”
身處逆境中的周總理，時刻關懷著海峽那邊的廣大臺灣同胞，對對臺工作傾注了極大的精力。他親自批示，在人民大會堂建立臺灣廳。1972年9月，在中日建交公報簽署的當天晚上，他因為解決臺灣問題的又一個障礙得到解決而格外高興。在送走日本客人後，他興致勃勃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走，到臺灣廳去看看！”站在臺灣廳，周總理久久不語，最後動情地說：“這個廳太小了，臺灣人民回來了怎麼坐得下啊！”就在他彌留之際，心中最放心不下的還是臺灣回歸。1975年12月20日，他臨終前召見的最後一個人是當時負責對臺工作的安全部長羅青長。他向羅青長提到在臺灣的許多老朋友，反復叮囑：“凡是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他們。一定要告訴我們的後代，不要忘記那些臺灣各界的老朋友。”
在周總理逝世後，遵照他的遺願，鄧穎超同志捧著總理的骨灰，親自安放在臺灣廳里，以了卻一代偉人未了的宿願。
1973年，在周總理的大力推薦下，下放江西勞動的鄧小平同志重新回到北京，協助病中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全國的經濟、軍隊和外交工作開始逐漸得到恢復，走向正規，遭受嚴重破壞的對臺工作也出現轉機。1974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時，明確指出：我們希望通過和平談判實現解放臺灣的目的。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慮非和平方式，兩種方式都應該考慮進去。關于解放臺灣以後的政策，我們還要考慮，特別是要同臺灣人民商量。不過可以說，解放臺灣以後，不可能把大陸上的一套馬上搬過去。在這一段談話中，已經包含著其後他倡導的“一國兩制”的某些思想。
1974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參加國慶25周年招待會的人員名單，其中包括旅居日本的國民黨元老商震、長期蒙冤被關押的“民革”中央常委、國民黨元老于佑任的女婿屈武和已經故世的國民黨將領衛立煌夫人韓敘華、程潛夫人郭翼青、張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義夫人劉蕓生以及張學良先生之弟張學銘。
1975年3月，根據四屆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決定，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293名國民黨戰犯，各地司法機關寬大釋放了全部在押的95名被抓獲的國民黨派遣特務和49名特務船船員。在其後，各地還根據相關規定，對所有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寬大釋放。這一係列寬大政策的實行，對對臺工作和和平統一事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為新時期對臺工作的恢復和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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