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在繼承第一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也由此開始了歷史性轉變。
中美關係走上正常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在冷戰思維的影響下，美國歷屆政府不僅動員國際反華勢力孤立、圍堵中國，並運用各種手段企圖將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為了緩和臺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探尋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爭端的途徑，中國政府自50年代中期起，即開始與美國對話。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兩國共舉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但在緩和與消除臺灣海峽地區緊張局勢這個關鍵問題上，未取得任何進展。
60年代末，隨著新中國的壯大，美國總統尼克松為增強美國對付蘇聯的資本，開始調整對華政策，主動建立通過巴基斯坦、羅馬尼亞等與中國互傳口信的渠道。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抓住這一機遇，通過請美國作家斯諾傳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等方式，發出願與美方接觸、爭取打開中美關係僵持局面的信息。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就改善中美關係與周恩來總理進行了歷史性的會晤。臺灣問題成為這次討論的重點。周恩來堅持：美國必須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因而不容外人幹預；美國必須撤走駐臺美軍，並廢除《共同防禦條約》。基辛格則做出了五點表示：撤走三分之二的駐臺美軍；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但是希望臺灣問題能和平解決；美國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臺灣獨立；臺美條約留待歷史去解決；美國不再指責和孤立中國並將在聯合國支持恢復中國的席位，但不支持驅逐臺灣代表。基辛格並于16日宣布尼克松將于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國，這一事件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時稱“尼克松衝擊”。
1971年9月21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開幕。22日，聯大總務委員會通過表決，決定將阿爾巴尼亞等國關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表決先于美國的所謂“雙重代表權”提案進行表決。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權利，並立即把臺灣當局從聯合國及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臺灣當局竊據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長達22的歷史從此寫下句號。這一勝利表明：中國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成為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的普遍共識，其內涵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處理臺灣問題的政治基礎，也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達北京，對中國進行了為期7天的歷史性訪問，雙方就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交換了意見，著重討論了印支問題和臺灣問題。1972年2月28日，中美雙方經過反復磋商，終于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關于臺灣問題，中方在《聯合公報》中重申：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幹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反對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方則表示：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但美方重申了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聯合公報》的發表標志著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開始，為以後中美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和發展打下了基礎。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中日兩國正式建交。日本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繼日本之後，聯邦德國、希臘、比利時、土耳其、伊朗等國也宣布與臺灣“斷交”，並相繼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1971年承認臺灣為“國家”的仍有54個，到1972年遂降為39個，1975年26個，1978年只剩下21個。
1978年12月12日，美國政府表示接受中國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則，即：美國與臺灣當局“斷交”、廢除《共同防禦條約》以及從臺灣撤軍。中美兩國並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6日，中美兩國發表建交《聯合公報》（又稱《建交公報》聲明：“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聯係”；“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9年1月1日，美國政府正式通知臺灣當局，結束雙方的所謂“外交關係”，美國此後只同臺灣保持沒有外交關係的“商務、文化及其他關係”，雙邊事務改由美方的“美國在臺灣協會”和臺灣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兩個非官方機構處理；1980年1月1日起終止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在4個月內從臺灣撤出全部軍事人員。自此，兩個意識形態迥異、長期處于敵對狀態的大國終于實現了關係正常化。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兩國政府就分步驟直到最後徹底解決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發表了聯合公報。雙方重申了《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所確立的指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對于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問題，中國的立場是：美向臺出售武器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中國堅決反對；同時考慮到歷史的因素，從實際出發，同意美國在切實尊重中國主權的前提下，逐步減少直至最後終止向臺灣出售武器。美國方面作出三點承諾：1.美向臺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不超過美中建交後近幾年的水平；2.美國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的武器出售；3.經過一段時間使這個問題得到最後解決。
加入聯合國和中美、中日關係正常化，是新中國外交取得的重大勝利，結束了中國被封鎖和孤立的局面；同時，也為中國政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鄧小平1979年元旦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座談討論會上指出：“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們在國際事務中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中美關係正常化上。臺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事情能提到具體日程上來，也是由于在國內和國際的工作中能取得重大成就的結果”。
國民黨當局從“軍事反攻”改變為“政治反攻”
國民黨敗退臺灣後，時刻思考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完成“反攻大陸”的“復國夢”，因而在逃臺之初，一直把“反共復國”、“軍事反攻”作為其基本政治路線。在兩次“金門炮戰”的沉重打擊下，絕大多數國民黨人均已明白“反攻大陸”的支票永遠兌現不了，蔣介石也感到再唱這個調子等于是自我諷刺，于是被迫調整“反攻大陸”的不切實際的政策，漸漸在內部講話、會議文件、公開文告以及報紙宣傳中收起“反攻”的字眼，代之以“光復”，將原來高唱入雲的“軍事第一，反攻第一”的口號降低為“政治為主、軍事為從”。1958年11月23日，國民黨當局宣布原則上“放棄使用武力收復中國大陸”，同意實現“重返大陸”的主要手段是實行“三民主義”而不是使用武力。12月初，蔣介石又提出“光復大陸以三民主義為主、以軍事為輔，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以主義為前鋒、以武力為後盾”的方針。1963年，國民黨在第九次全黨大會上提出“反共復國總體戰”，指出“反共鬥爭是一種長期的總體戰，不僅僅限于一時的軍事作戰，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國民黨中心任務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軍事，對大陸主要進行政治作戰”。這標志著蔣介石開始將“軍事反攻”政策調整為“政治反攻”。
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其子蔣經國出掌國民黨當局黨政軍大權，成為臺灣新的政治強人。在國家統一問題上，蔣經國繼續承接其父“反共復國”的“遺志”，但又根據形勢發展作了一些政策調整。1976年11月，國民黨召開第十一次全黨代表大會，提出堅決維持“中華民國憲法”所制定的“國體”，“貫徹反共復國的總目標”，並把“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持守民主陣營”作為國民黨的“使命”。雖然“反共復國”的基調未變，但更加強調“三民主義”。
另外，不僅島內一些愛國的有識之士，主張兩岸捐棄前嫌，以民族大業為重，走和平統一之路。而且，隨著歲月的流逝，1949年跟隨國民黨去臺的大陸籍老兵及其親屬的思鄉之情日濃，要求兩岸統一、早日結束人倫悲劇的呼聲越來越高漲。這一切，都給蔣經國構成了極大的壓力，也為改善兩岸關係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感情的基礎和有利的條件。
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實現了戰略轉移
祖國大陸的形勢在70年代後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6年10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黨集團被粉碎，鄧小平這個“打不倒的小個子”再次復出，中國共產黨開始逐漸全面撥亂反正，將十年“文革”顛倒的是非再顛倒過來。粉碎“四人幫”後，經過兩年的摸索和徘徊，1978年12月下旬，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刻總結了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果斷地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確定把全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糾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重點，並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調整黨的各個領域的方針和政策，對臺工作亦在方針和政策上作出調整和創新。全會公報在提到臺灣問題時，首次用“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代替了“解放臺灣”的提法。
在國際環境相當有利、兩岸軍事對峙態勢趨緩、島內要求和平統一聲浪升高的新形勢下，為改變兩岸冷戰狀態、開創緩和與交流的新局、進而推動祖國統一大業，中國共產黨亟須思考和制定新的對臺工作方針和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新的國際國內形勢，在繼承並創造性地發展了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主要內容的國家統一新方略和新構想。
（責任編輯：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