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史達林一上來就批評“共産國際書記處的決定已經過時了”,“這就是人們坐在辦公室裏冥思苦想的結果”!用史達林的話來説:“對於中國共産黨現在基本的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中國人怎樣打擊外部敵人——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一問題結束時,再提出怎樣互相打的問題!”為此,“八路軍必須要有30個師,而不是三個師。”編制的問題不必擔心,“這可以通過建立後備團的形式做到”。對八路軍來説,在它還沒有自己的炮兵的時候,“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並在後方打擊他們”[21]。分析史達林的談話,不難看出史達林依舊是站在共産黨的立場上來考慮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問題的。
本文摘自:《開卷有疑》,作者:楊奎松,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由以上的情況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儘管西安事變前後中共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的改變,是莫斯科所建議的,但共産國際和史達林對這種改變幅度的認識並不完全是一致的。季米特洛夫顯然對中共中央“這種徹底轉變政策的做法”感到擔心。這也就促成了他在中日戰爭爆發後的8月10日發表了那一通中共黨史研究者已經相當熟悉的,對中共中央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的長篇談話。只不過,以往中國學者多半認為季米特洛夫的這種懷疑是針對毛澤東去的,至少也是懷疑中共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太過於戒備與防範,以至於會妨礙統一戰線的形成。而結合《日記》來讀季米特洛夫的這篇講話,卻不難發現,季米特洛夫這時並不是擔心中共中央會妨礙統一戰線的建立,倒是擔心中共中央會被統一戰線所淹沒。他正是基於這種擔心而下決心要派王明等人回國去的。
季米特洛夫在講話中宣稱:中國黨在過去的革命中創造了蘇維埃政府,創造了紅軍,在武裝鬥爭中培養了大批幹部,“但是,現在在黨的政策和策略上需要由此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於是,還是這些幹部……必須執行另一種政策。……由此可能産生一些很大的困難和危險,我指的是蔣介石的陰謀詭計和他的包圍”。事實上,這種危險已經非常明顯了。因為即使是從黨的文件中,“就可以指出一些可能使黨誤入歧途的觀點,這些觀點含有一種使黨和黨的幹部墮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裝的危險性”[20]。
很顯然,季米特洛夫的這些擔心在史達林那裏大概是毫無意義的。《日記》詳細記錄了史達林11月11日接見被選派回國的王明、康生等人時的談話內容。史達林一上來就批評“共産國際書記處的決定已經過時了”,“這就是人們坐在辦公室裏冥思苦想的結果”!用史達林的話來説:“對於中國共産黨現在基本的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中國人怎樣打擊外部敵人——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一問題結束時,再提出怎樣互相打的問題!”為此,“八路軍必須要有30個師,而不是三個師。”編制的問題不必擔心,“這可以通過建立後備團的形式做到”。對八路軍來説,在它還沒有自己的炮兵的時候,“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並在後方打擊他們”[21]。分析史達林的談話,不難看出史達林依舊是站在共産黨的立場上來考慮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問題的。
《日記》中記述的反映共産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的關鍵之處,還有兩件事情,或兩個時期特別值得一提,即接連發生在1941年上半年的皖南事變和蘇德戰爭。正是圍繞著這兩件事情或兩個時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雙方關係在20世紀40年代初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有關皖南事變。研究中共歷史的學者今天多半都知道,毛澤東第一次與莫斯科發生直接衝突,就是皖南事變前後的事情。事變前,毛澤東根據形勢判斷,猜測國民黨下最後通牒,命令中共軍隊限期全部遷往冀察兩省區,多半是想要和日本夾擊自己。考慮到情勢危急,既不能束手待斃,又絕不能判斷錯誤,因此,他于11月4日親自給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寫了一封長信,要求共産國際幫助他把關,看可否同意他集中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的先發制人的軍事計劃。[22]對此,季米特洛夫明確表示了不同的態度。他在23日起草了給毛澤東的復電,並送交史達林,得到了批准。[23]毛澤東雖遵照執行,但還是重申了他的懷疑。對此,季米特洛夫在日記中記述了他當時的強硬態度。他復電毛稱:“我們認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相反,應該依靠主張維護統一戰線的民眾,盡我們共産黨和軍隊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來避免內戰的擴大。請重新考慮一下目前您對這個問題的態度。”[24]
就在季米特洛夫發出復電兩天之後,即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發生了。新四軍軍部7000余人被殲,葉挺軍長被俘,政委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被殺,蔣介石並且迅速公開宣佈新四軍為叛軍,撤銷了這支軍隊的番號。對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憤怒可想而知。他們當即致電共産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報了這一情況,並估計:不僅在皖南,包括在西北地區,國民黨也集中了數十萬軍隊,包圍了陜甘寧邊區,在江蘇、山東、安徽、湖北四省也在向中共的遊擊隊展開大規模進攻。“他們正準備在全國範圍內搞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我軍有被全殲的危險”。[25]
得到這一消息,季米特洛夫大為震驚。他馬上打電話告訴了莫洛托夫,要求他轉請史達林立即向蔣介石施壓,並向蘇聯軍方進行了通報。為促使聯共(布)中央領導人高度重視,他還在18日親自致函史達林,指出:“無論中國共産黨人的處境如何艱難和危險,他們都不可能不反擊蔣介石對新四軍的強盜式進攻,也不可能不對蔣介石軍隊對八路軍和邊區的攻擊進行自衛。”故“為了避免這樣的內戰,在蘇聯方面採取的措施來影響蔣介石的同時,還應該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掀起相應的運動,這將對中國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