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將臺灣割讓日本，從此，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凡50年。在這半個世紀中，臺灣的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臺灣的教育也經歷了一個獨特的發展過程。
(一)
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但是由於該島的位置處在孤懸海外的邊睡，所以它的經濟開發較晚，文化教育的發達也比內地遲緩得多。據記載，該地直到1627年(明天啟七年)荷蘭人侵人後始有學校之設(傳教士辦)。1683年(清康熙二十年)，清朝政府統一台灣，區劃全境為一府三縣，循例在府治、縣治各設府學、縣學供當地士人肄業。以後，隨著島上人口的增多和政區的擴大，府、縣學的數量逐漸增加，同時，各種書院、學塾也陸續興辦起來。康熙二冷一六年，臺灣士人開始參加鄉試，朝廷為表示嘉勉，每科均設保障名額(曾一度撤消，雍正年間恢復)。乾隆四年，又救臺灣士人赴京會試數達10人者，得登進1名（1）。迄甲午戰爭前，全島府、縣學發展到13所，書院37所，書房、學館遍佈城鎮鄉村，臺灣人民在文化心理上與大陸聯繫因而加強，臺灣淪亡後，不少書館學塾頑強地傳承下來，成為長期保存民族文化的營壘。
臺灣的新式教育以建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創設的西學堂(1887年)和電報學堂(1890年)為先河，但這兩所學校不久即遭後任守舊官僚裁撤，致使適應潮流的新式學校在島上僅曇花一現，未能獲致效果。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國內作為吏士階級的學校有幕府設立的昌平坂學問所、和學講談所、醫學館以及隸屬於各藩的藩學;作為平民階級的受教場所有寺小屋（2）。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很快依照歐美制度對學校系統進行了改造和重建，1871年(明治四年)設置文部省;次年，統一了全國學制;1876年，公佈《教育令》;1877年，創辦東京大學;1886年，開始實行4年小學義務教育(1907年延長到6年)（3）。這樣，到甲午戰爭前，日本政府經過近20年的努力，已建成一套比較成熟的教育體系，它的現代教育比我國大約先行了30年左右。以後，日本政府實施于我國臺灣的教育，就是以它國內這套制度為藍本的。
(二)
教育是改造人心、安定社會的利器，任何統治階級無不利用教育來幫助達成一定的政治、經濟目的，日本政府也莫能例外，50年來，他們苦心經營，在臺灣建起一個殖民教育體系，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這50年中，日本政府在臺灣舉辦教育以1919年、1922年臺灣教育令和新教育令發佈為分水嶺，大約可分為四個時期:1895-1898年為草創期;1898-1919年為成型期;1919-1937年為擴展期;1937-1945年為蛻變期，下面分述各時期經過和特點。
(1)日據臺灣的最初三年，由於島上戰爭頻繁，也由於日本政府對當地社會尚缺少必要的了解，一時沒有餘力顧及教育問題。雖然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仁（4）在總督府始政不久即提出在臺灣普及日語和興辦學校的主張，但由於沒有實現的條件，一來便被束之高閣。
不過，當時政府深感語言隔閡給軍事行動和行政工作帶來莫大不便，需要通譯人材孔巫，也急忙開設一些學校來培養翻譯人員和下級吏員，以濟眉急。1895年7月12日，日本政府在臺北士林創辦了第一所學校—芝山岩學務部學堂（5），次年3月31日，又在臺北建立“總督府國語學校”（6），同時在全省各主要城市設置“國語傳習所”共14所（7），但這些學校，課程完全以語言教學為主，制度也很不健全，純係日本政府的試驗和應急之舉，只能算是速成語言訓練班，而不具備正規學校性質。
這一時期，殖民者新來乍到，毫無經驗和準備，在教育上只能為權宜應急之舉，沒有長遠的考慮和全盤的計劃。
(2)1898年2月，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8）來長檯灣。從這時起，臺灣的社會秩序開始穩定下來。同時，日本政府經過三年摸索，也總結出一些經驗。於是，兒玉、後藤乃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對教育進行了整頓和規劃，是年7月28日，公佈了“臺灣公學校令”，將國語傳習所全部更改為正規小學—公學校（9）。次年，肇建了總督府醫學校和師範學校（10）。為了配合經濟建設，從1900年開始又根據需要陸續開展農、工、商技術職業教育（11）。兒玉、後藤在位8年，初步奠下臺灣小學教育和職業教育基礎，經後任兩位總督佐久間馬太、安藤貞美繼續展拓，到1919年教育令發佈前，臺灣的小學和職業教育已經頗具規模。但是，中學教育卻大大滯後，直到1915年，方有供臺籍學生就學的臺中中學之設。
同一時期，日本內地攜眷來臺工作、定居的人日益增多，於是當局另創一個學校系統，專供在臺日本子弟就學，其中包括小學校(始於1898年)、中學校(始於1907年)（12）、實業學校(始於1917年_)。這些學校課程、制度與日本國內完全相同，教育程度普遍高於臺胞就讀的相應學校，因此，這種徑渭分明的雙軌差別教育構成了臺灣早期教育史上一大特點。
這一時期，日本政府在臺灣站穩了腳，需要就地得到大批有技能的勞工用於經濟建設，故在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上傾注了不少力量。但是，由於此時日本政府治臺政策仍懸而未決，所以教育上也迄無一貫的、明確的方針，除始終堅持普及日語外，其他完全視需要隨時增損，學校制度幾乎年年都有變化。
（3）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躋身五強之列，消化殖民地的信心增強，因此，于1918年宣示了“同化主義”(亦稱“內地延長主義”)的治臺政策，聲稱“將以教化臺灣入使成為純粹日本人”（13）。從這一政策出發，1919年(大正八年) 1月4 日，日本政府以救令第1號頒布了“臺灣教育令”，謂以“啟發臺灣人民的智慧使之順應當今世界人文發達的程度，涵養德性、普及日語，使之具備帝國臣民應有的資質和品性”（14）為臺灣教育方針，並擬於臺灣開展四種教育:
1.普通教育(以傳播普通知識為主要目的)。
2.實業教育(以教授有關農、工、商等實業技能為主要目的)。
3.專門教育(以研究高等學術技藝為主要目的)。
4.師範教育(以培養小學教員為主要目的)。
教育令發佈後，督府當局隨即對教育系統進行了整編和補充，具有悠久歷史和重大影響的國語學校和醫學校分別易名為“臺北師範學校”和“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此外，還相繼興建了農林、工、商專門學校作為專門教育機構，至此，臺灣各種學校門類漸趨齊全，制度日益完善。但是，教育令未對差別教育作出修正，招致臺灣民眾強烈不滿，也不利於同化政策的推進，因此不到三年即被廢止。
1922年2月6日，日本政府以救令第20號頒布臺灣新教育令，該教育令統一了島上所有學校(小學除外)名稱和制度，同時決定在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臺共學，至此，日臺學生在中等以上學校算是已經“一視同仁”，但是在小學教育中仍保留小學校、公學校兩種制度（15）。
20-30年代，臺灣進入大規模開發時代，日本政府有意將臺灣經營成“帝國南門鎖鑰”，因此這十幾年臺灣教育發展迅速，各種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節節上升，從1919-1937年，小、公學校從565所增至931所，學生人數增加2. 5倍;中學從4所增至25所，學生人數增加6倍;實業學校從5所增至9所，學生人數增加8倍;實業補習學校從8所增至53所，學生人數增加9倍;專門學校從1所增至4所，學生人數增加2倍（16）。同時，為經略南洋預作準備，又于1928年創辦了臺北帝國大學，至此，日本政府已在臺灣建起了從小學到大學完整的殖民教育體系。
綜觀這一時期，由於臺灣人民不斷努力的結果以及臺灣社會發展的需要，日本政府被迫在教育上向臺胞作出重大讓步，臺胞爭.得一定的平等教育權利，臺灣殖民教育體制也于這時完備。
(4)1937年抗日戰爭發生後，臺灣教育制度又發生重大變化。日本政府為了泯滅臺胞的民族意識，在同化政策上一改過去業已行施多年的“生物學法則”（17），企圖用急功近利的方法一舉達成“內臺如一”，為此，禁絕了島上一切漢文學校，要求學生一律使用日語，改用日式姓名，遵從日本生活方式。為了進而表示一致，于1941年，將小學校、公學校一律改為“國民學校”，總算撤消了差別教育的最後殘余（18），並宣佈從1943年牙始實行6年義務教育，但此時，日本內地實施6年義務教育已有36年曆史！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本政府需要從臺灣取得更多的兵源賦役，于戰爭開始的第二年，即將中學以至專科學校的學制全部減縮一年，規定學生必須以不少於1/3時間從事軍事訓練和生産勞動。在學校的設置上，大大擴展了農業、工業學校數量，還在大、專學校設置不少以敵國國情為研究對象的係所(如臺大熱帶醫學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支那科，南方經濟專修科等)，教育被動員起來為戰爭服務。這一時期，雖各類學校數量有所增加，但教育水準普遍下降，學校的性質也發生蛻變，又帶上權宜應急的戰爭後援的濃重色彩，直至戰敗投降。
臺灣光復後，我國政府接管了日本留在島上的教育設施，革除了種種弊端，保留下部份科學合理的內容繼續為我所用。
(三)
日據時期舊本政府將冶灣的正規教育區分為6大類別:
(1)、初等普通教育(小學教育))。
(2)、高等普通教育(中學。大學先修教育)。
（3）、實業教育(初等、中等技術教育)。
(4)、專門教育(大專教育)。
(5)、師範教育。
(6)、大學教育。
下面分別敘述各類教育狀況。
(1)初等普通教育
即小學教育，在1941年國民學校設置前一直實行日、臺學生分別就學。供臺籍兒童就學的學校源於國語傳習所，1898年7月改為“公學校”，經費由當地街、莊、社負擔。學生入學年齡8-14歲？學制6年，課程有修身、國語、作文、漢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體操(以後略有增損)，其中“國語”一科佔總課時將近一半。以後不斷放寬入學年齡，修業年限也由各地根據情況得以延長為8年或縮短為4年，課程添設手工、裁縫、農、工、商科等家政和職教內容。1922年新教育令發佈後，制度漸趨穩定(入學年齡定為6歲，修業年限6年)，但從此改漢文科為“隨意科”(選修課)，又于1937年取消。1941年國民學校建立後，雖實行日、臺共學，但又有1號、2號、3號課表之分，日籍以及“國語家庭”（19）子弟多入實行1號課表學校，不常用日語的臺籍兒童多入實行2,3號課表學校(這類學校偏重語言教育，3號課表學校一般設偏僻地區)，所以終日據之世，差別教育的陰影始終籠罩在臺胞頭上。
日據時期的公學校特別注重語言訓練，也重視職業教育(簡易實業學校多數與公學校並置)，學生畢業後大多輟學就業，能升入高一級學校的只5%（20）左右，由於它提供社會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所以日本政府廣為設置，到戰爭結束時，臺籍兒童就學率已達71.3%。
日本兒童就學的學校最阜為1897年設立的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小學科，次年，正式建立“小學校”，制度與日本國內完全相同，入學年齡6幾歲，學制6年，課程比公學校增加日本地理、日本歷史、理科(自然)、圖畫等(無漢文)。小學校隨日本教育制度變更從1902年開始分為尋常小學校(初小)、高等小學校(高小)，學制分別為2-4年，1908年後定為6,2年，並在高等小學校增設實業科目。小學校在師資設備、教育程度上均優於公學校，升學比率更不是公學校可以望其項背，雖未明文拒斥臺胞子弟，但據1940年統計，小學校中臺灣學生比例不足l0%。（21）國民學校建立後，原小學校大多實行1號課表，1944年，改學制為一律6年。日本在臺兒童就學率，1919年即達到95.6%,1944年，高達99. 6%（22）。
(2)高等普通教育
包括中學教育和大學先修教育。其中中學學制連貫(無初、高之分)，男女分校，1922年前日、臺人分學。
日本男子中學始於1898年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尋常中學科,1907年獨立為總督府中學校，體制與日本國內相同，入學條件為12歲具有小學校畢業資格者，學制5年（23），課程有國民、國語、漢文、英文、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國畫、體操、唱歌、實業(以後大同小異)。1919-1922年，一度改稱“高等普通學校”。日本女子中學起源於1904年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1909年獨之為總督府高等女學校，但修業年限比男子中學短1年(4年)，課程設置也比男子中學簡單，唯增加大量家政、藝能科目(諸如家事、裁縫、教育、手藝等)。由於日本政府將培養“貞淑溫良、富有慈愛，勤儉家事的習性”列為女子中等教育“最必要”（24）內容，所以家政藝能科目授時比重僅次於國語，日本社會輕視婦女的傳統也反映在教育上。
臺灣男子中等教育原一直只有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科，直到1915年，經臺灣紳民一再申請，方允在臺中設立中學校一所，專招臺胞子弟入學，但學制比日本男中短少一年，課程設置由督府當局自行規定，主要科目分科不及前者精細，並規定學生一律住讀，衣著膳食一依日本習慣。臺灣女子中學最早為1905年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1922年改稱高等女學校，學制同樣比日本女中短少一年，當時，家政藝能課程佔總課時的1/3，而算術每週只有二小時，教育程度比日本女子中學還低一等。
1922年，新教育令頒布後，中學實行日臺共學，男中學制一律定為5年，女中原有5;4,3年之分，37年後一律為4年，但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的1942年，又將中學校、高等女學校修業期限分別縮減1年，並強令學生以大量時間從事軍訓和生産，中學學生也成了戰爭犧牲品。
中學教育因需要全面學習掌握高一級的知識，所以日本政府就不十分情願讓臺灣人民接受，在新教育令頒布前，全島只有分別供日、臺子男女生就讀的中學各一所，以後，隨著同化政策的推行才逐漸開放，至1944年，男、女中學各達到22所（25）。
臺灣的大學先修教育始於1922年，是年日本政府擬在臺灣籌辦大學，遂在臺北設置一所7年制的“高等學校”作為大學預科，該校設4年制尋常科(課程與中學校前.4年相同),3年制(戰時改為2年)高等科(招尋常科畢業或在中學修業4年者)，高等科分文、理兩科，分別作為升入大學的津梁。
1928年，臺北帝大創立，1941年，帝大自設預科，制度與高等學校高等科完全相同，這兩所學校，據1944統計，全部學生1103人中，臺籍子弟僅1/8稍強而已。（26）
(3)實業教育
即技術職業教育，日據時期，素稱“發達”。這是日本政府為了利用本島人力開發當地資源，併為日後戰爭準備各種技術人員而實施的一個重要措施，也是當局安排給臺灣人民的一條出路。
實業教育早期多采用講習生制度，由各實業部門根據需要招收生徒施以短期教育後即派赴相關工作，如1900年，總督府最早在臺北、臺南農事試驗場首先招收講習生，學制1年，期滿留場工作，以後陸續開辦的還有臺南糖業講習所、臺中林業講習所等。講習生制度能使生徒學得的知識直接用於實踐，但學習期較短，難以掌握系統的學問，所以到正規實業學校普遍建立後，即被取代。
臺灣實業學校的雛型為1900年開設的國語學校鐵道電信科，該科招修完國語科2年(後改3年)者入學，在國語科三年級課程‘外，于鐵道科施以英語、運轉信號、電氣通訊、調查、驛務;電信科英文、數字通訊、音響通訊、電訊法規、電訊、電話大意等技術教育，學制1年。但正規學校的開辦要晚得多，直到1917,1918年始置總督府商業學校、工業學校(分機械、電器、土木、採礦、應用化學、窯業、染織等科)各一所，學制預科二年，本科三年，全部招收具有小學校畢業學力之日本學生。1919年，才為本島人設置公立臺北工業學校、公立嘉義農林學校、公立臺中商業學校各一所，但修業年限僅三年，不設預科。1922年實行共學後撤除差別，學制一律5年，戰時，減為4年。實業學校分科細密，重視實習，專門培養在生産第一線操作的各類技術人員，在經濟開發中起很大作用，所以很受日方看重，到戰爭結束時，全島已有農林學校9所、工業學校10所、商業學校8所、水産學校1所。但在工、商學校中，一向是日本學生居多，只農林學校例外，這是日本政府為造成“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經濟格局有意所作的安排。
日據時期，還有一種初級實業學校，叫“實業補習學校”（27），大多設于公學校內，向小學卒業不能繼續深造者授以一定謀生技能、學生不能升學，也不能轉入其他學校，大多數是本島人。這類學校發展更快，1922年僅有8所，到戰爭結束時為數已達90所，學生數由413人上升到18090，但其中日籍學生分別僅38人，2234人（28）。
(4)專門教育
專門學校(相當於大學專科程度)，是培養高等技術人材的場所，學生入學資格為中學校或實業學校畢業。這類教育在臺灣開展得較晚，而且學校數量很少，到戰爭結束時，僅有工、商、醫、農學校各一所。女子曾長期被剝奪深造的權利，直到1943年，因戰爭感到人材不足，始設女子專門學校一所，但未能有一名學生畢業。
專門學校課程設備註重應用學科，同時注意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學生畢業後大多成為各領域技術中堅，本島學生要接受專門教育至為不易，據1944年統計，在上述工、商、醫、農四年專門學校中，臺籍學生分別只佔學生總數的1/7、2/7、1/3、1/19！
下面表列5所專門學校概況(學生數及錄取率係1944年數字):
學校名稱 設置年代 學制 學生人數 錄取率% 備註
（括弧內為臺籍學生）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1919 4 360 7.5 a
(122)
臺北農林專門學校 1919 3 268 22.2 b
(14)
臺南商業專門學校 1919 3 437 39.4 c
(123)
臺南工業專門學校 1927 3 752 17.4 d
(109)
臺北女子專門學校 1943 3 80 e
資料來源: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第130,131,135,136,139,141,143,145,146頁。
a前身為總督府醫學校，1918年增設專門部(學制預科4年，本科4年);次年取消預科，改稱專門學校;此校原只招臺籍學生，1922年實行日、臺共學。1936年併入臺北帝大，改稱臺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
b初分預科(招小學畢業者)、本科(招中學或預科畢亞都各三年，1922年取消預科改稱高等農林學校;1928年併入臺北帝大、改稱臺北帝大附屬農林部;1943年恢復原校名。初設農業、林業兩科，以後增設農藝化學科。
c初在臺南、臺北各置一所(在臺北者稱高等商業學校)，分別招收臺、日學生;1927年實行日、臺共學，臺南一校名稱改同臺北者;1929年兩校合併，1943年改稱臺北經濟專門學校。
d原名高等工業學校，1942年改此稱，初設機械、電機、應用化學三科，後增設電氣化學、土木、建築共六科。
e設文科(國語科)、理科(數學科)各一班，每班40人。戰後撤廢。
(5)師範教育
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將師範教育視為一切教育之源，對它極為重視。師範學校一向自成系統，地位崇高，而且早具有專科性質，教師、學生待遇也優於其他學校師生，師範學校這種異常的優越地位構成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上另一大特徵。
師範教育開始於1896年幾乎同時創設的教員講習所(29)和國語學校師範部，學生均來自日本內地，國語學校師範部入學資格為18-30歲具有日本尋常中學校4年以上學力者，學制2年。 1902年該部分為甲、乙兩科，甲科招收日籍學生，一切規定與以前相同，乙科招收公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之本省學生，學制3年(後改4年)，兩者程度相差懸殊，畢業後分別派任小、公學校教員。在1919年之前，國語學校師範部是島上唯一的師範教育機構，臺灣教育令發佈後，該校易名為臺北師範學校，學制一律為預科1年，本科4年。1922年日、臺共學後，又定學制為普通科(入學資格限小學畢業者)男子5年、女子4年，演習科1年(1933年延長為2年)。又設研究科(招師範畢業生以及小、公學校正教員))1年，講習科(學制靈活)供在職教員進修。1943年更易為預科3年(以後2年)、本科3年，入學資格分別為8年制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和師範預科或中學校、高等女學校畢業者，一直維持到戰敗。總之，日據時期，師範學校規則變化多端,50年中大小達2-2次之多，以上為其蘋牽大者，表明日本政府對於如何利用教育去“感化”臺胞始終未能找到有效的辦法。
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共在臺北、臺南、臺中設置師範學校各一所(新竹、屏東設分部各一)，全部由總督府轄辦(中學校，實業學校1920年後全部改為州立、廳立)，校長係“救任”(天皇任命)，教授係“奏任，’(文部省奏準天皇后任命)，助教授係“判任”(文部省委任)，地位與專門學校相等。對學生要求嚴格，學生畢業後工作穩定，收入較豐，往往成為當地有力人士，所以當時有不少臺灣名每人平均出身於師範學校。
不過，終日據之世，日本政府始終未在島上設立高等師範，當時，中等以上學校教員大多畢業于日本國內大學。
(6)大學教育
1922年新教育令頒布後，臺灣各類學校規模大致具備，而此時，臺灣周邊國家地區如菲律賓、香港、福建均已有大學之設，因是之故，1924年，第10任臺督伊澤多喜男上任不久，即著手籌建臺北帝國大學。
日本政府創辦大學之目的，一是為了滿足島上日益增多的學生要求就地繼續深造的願望，一是希望利用臺灣的有利條件，開展有關中國南部以及南洋諸地自然、人文科學的研究(30)，所以該大學設立伊始，就負有為南進政策服務的使命。
臺北帝大於1928年正式開學，該校教授係“救任”或“奏任”，助教授為“奏任”，助手為“判任”，地位是當時教育界中最隆高的。學生入學資格，須高等學校、大學預科、專門學校畢業(當時中學畢業只能報考專門學校)，學制3年(醫科4年)。
臺北帝大初期僅有文政、理農兩學部(係)，以後，增設醫學部(1936年)、工學部(1943年)，又分理農學部為理學部、農學部(1942年)，還陸續建立了熱帶醫學研究所(1939年)、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1939年)。1935年，成立大學院，有權授予文、法、理、農、醫5科博士學位。
日據時期臺灣島上大學僅此一所,16年來全部畢業生843人中，臺人為219人(其中醫科佔1/3以上)(31)。
(7)書塾
日據之世，島上還長期存在另一教育系統，就是臺灣原有的書房、學塾、蒙館等。它一般由東家或塾師設于自宅或廟宇祠堂等公共場所，生徒交繳束修入塾受教，修習年限從1,2年到十幾年不等，教授的內容有識字、讀書、作文、詩賦、倫理等，所用教材多采用傳統的《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四書》、《五經》、《綱鑒》、《左傳》、《史記》、《性理》、《幼學群芳》、《聲律啟蒙》等書。書塾的教學內容與方法雖已不適於現代社會，但在一個異民族統治地區，卻起著保全我國民族固有文化的作用。
日本據臺之初，臺灣人民出於對侵略者的憎惡和對一種外來制度的隔膜，很少有人願意進日方設置的學校求學，以致有些學校開張之際，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學生（32）。而日本政府為了避免引起臺灣人民的憤慈，也容許島上原來的教育機構繼續存在，甚或加以利用。
但當日本統治穩固後，當局對於書塾也開始作了某些改良和限制。1898年，總督府頒布“書房義塾規程”，規定書塾增設日語、算術課程，成績優良者給予補助金;又陸續印發《大日本史略》、《教育救語》、《天變地異》》((訓蒙窮理圖解)(後兩種書為通俗科學知識讀物)專供書塾採作參考用書，但遭到各種形式的抵制。1911年，因不少書塾仍在使用“清國編纂出版”，“以清國為本位”的教科書，規定今後書塾教材須經政府審查核準方可使用，但此令發佈後，據日方記載:“書塾逆頑之徒，或以此(指傳統教材)為奇貨，或面從腹背，甚至未經申報自行開塾者也屢出不窮”，故統治者不得不悲嘆: “取締教科書一事，雖應有所規定，實際難以實行”（33），由此可見臺灣志士為保存民族文化苦心孤詣之一斑。
日據時代，雖然日太政府長期不敢公開取締民間的書塾，但是由於這類學校自身存在的缺陷，同時也由於臺灣經過不斷開發，其經濟基礎業已發生重大變化，因此書塾的教育內容與社會需要愈形脫節，它與以傳授實用知識為主的新式公學校此消彼長必然成為大勢所趨。據統計，日本據臺之初的1898年，島上共有書塾1707所，生徒29941人，而同時日方設置的國語傳習所(包括分教場)共76所，學生僅2396人，無論那方面都是書塾佔絕對優勢。但到1904年，書塾與公學校學生數量已大致相等(21661:23178)。到1918年，兩者學校數量基本持平(394:385)，但公學校學生數卻相當於書塾近8倍(107659:13314)（34）。以後，公學校迅猛擴張，書塾則日益萎縮，到1942年，臺北市僅余書塾2所。1943年，日本政府開始實行六年義務教育，下令取締書塾，至此，頑強地奮鬥了43年的臺灣民族文化據點全部被當局摧毀。
(四)
日本政府經過幾十年慘澹經營，在臺灣建起了一套殖民教育體系，那麼，這一體系有何特點呢?
(1)它始終為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服務，帶著強烈的“同化主義”色彩。日本政府從舉辦教育開始，就包藏著企圖改變臺灣人民民族屬性這一幾乎不可能達成的野心，只不過早期，它知其為難，條件不備，沒有大肆張揚而已，這在其他經營殖民地的國家中，較為罕見。蓋歐美國家對待殖民地原住民，在教育上，當時有的是完全任其自流，有的雖也加以磨礪，但一般並不一定強求其在生活方式上與母國完全一致。換言之，殖民者關心的主要是經濟利益，只要無礙其攘取，對於當地原有的生活形態頗能置之閣顧。日本政府則有異乎此，它知其不可為而強為，妄求300萬具有悠久歷史和高度文化的臺灣人民放棄本民族固有的傳統，在語言、習俗、信仰、觀念上無一不認同於大和民族。這一政策體現在教育上，則被視為。同化基石”的語言教育，在小學達到總課時的一半，中學也佔1/3以上(共學後才有減少);在倫理教育中，強調學生“特別要領悟我國(日本)道德之特質”（35），大力灌輸“崇拜天皇”、“順從上級”、“尊卑有別”等觀念;在日常生活中，要求學生接受日式規範，最後，竟發展到剝奪臺胞使用民族語言的權利。日本政府所以要為此峻切徒勞之舉，主要是感於臺胞民族意識強烈，祖國對於臺灣一直保持強大的影響，它不能力屈，無計可施，唯有乞教育潛移默化之功，企圖將這一心病消彌于無形。
(2)它又有著明顯的愚民政策痕跡。日本政府為了它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不在臺灣舉辦教育，但是它又疑忌重重，害怕臺灣人民掌握高深的知識，害怕金針落入人手，害怕蹈英國政府在印度的復轍（36），所以一開始就小心翼翼處處提防。1898年6月5日，兒玉源太郎在向地方長官訓示施政方針時説:
教育雖不可一日或廢，但如漫然注入文明潮流，養成權利義務學説盛行之風氣，則將有陷新附居民于不可控禦之弊害，故教育方針之制定必須十分講究。……與其徒然追求積極方針誤於時潮，不如確實採取漸進方針方為卓識。（37）
後藤新平在1903年臺灣學事諮詢會上更為坦露地説:
通過臺灣教育始終一貫不渝之目的是國語普及……，(英國)初無深思遠慮，但以教育為善事，而為之(印度)廣設學校， 此為殖民政策之錯誤，他日且致以其人之刃反傷其人之果。（38）
由此可見統治者慮患之深，正因為如此，所以日本政府不遺餘力推進的只是為社會穩定和經濟開發所需的語言教育和初級技術訓練，但對以提高和專門研究為目的的中學、專科、大學之設置則要吝音、緩慢得多，故與我國大陸相比(姑以1903年為實行現代教育制度開端（39），雖然臺灣的小學、師範設置較早，但中學、專門學校則要分別晚于大陸達12年、15年之久，至於大學的建立與大陸整整相差了30年;與日本內地相比，日本從小學初設到大學創立僅隔5年，而臺灣則長達32年;即使與同為殖民地的印度相比，印度在1930年即設有大學14所，而臺灣50年來僅有其一!
再看萬人學生比率，1944年臺灣每萬人中約有小學生1554人，但只有中學生44人、專科生3人，大學生0.6人（40），按此則只有約3%的小學生能升入中學，9%的中學生能接受大、專教育，這個比例結構是極不合理的，因此日據時代臺胞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反不如赴日本內地求學容易，這決非因為臺胞智慧低下，而是日本政府刻意防範所致。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還嚴密控制著某些學校和科系，不讓臺灣人民輕易染指。
師範教育，教化枚關，當局緊緊把持不放，早期學生全部被日本人壟斷，以後迫於現實雖不得不向臺胞開放，但臺胞始終居於絕對劣勢，下面表示日據最後幾年日、臺師範學生數，臺籍學生比例是所有學校中最低的。
年 度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臺籍學生 90 109 125 60 80
日籍學生 450 416 532 725 402
資料來源:《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19頁。
文法學科，以社會為研究對象，被當局認為是最易導致思想不穩的敏感領域，極力阻止臺胞接觸，日據之世，除臺北帝大外，迄未設置任何文法學校和專業。而在唯一的臺北帝大文政學部中，1940-44年臺籍學生比例平均尚不足400!是大專學校各科系中最低的，下面表示最後幾年該學部日、臺學生數對比:
年 度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臺籍學生 5 3 3 3 3
日籍學生 81 68 166 173 32
資料來源:《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14-1215頁。
由此可見統治者用心和目的，它不憚使臺胞學會某些謀生技能，卻處心積慮阻正他們掌握高深的學問和社會科學知識，企圖使其永遠僧然無知，任人駕馭。
(3)這一時期，臺灣實行的是雙軌差別教育，臺灣人民深受歧視，他們名義上雖然也是‘舊本國民”，但無法享受與在臺日本人平等的教育權利，他們受教育的機會要少得多，他們的潛能受到壓抑和埋沒，沒有得到正常的培育和發揮，這一點，臺灣父老至今猶有餘恨。
據統計，50年來，日本在臺人口逐年呈緩慢上升趨勢，但在1930年前，均未超過人口總數的500，到戰爭結束前，方達到6 %（41），但在教育上，這些只佔人口區區之比的日本人卻佔盡了便宜。
下面列舉兒組對比數字以見事實:
兒童就學率代表社會普及教育水準，以下是日、臺兒童就學率比較。
年代 1904 1909 1914 1920 1925 1930 1935 1940 1944
臺籍 3.8 5.5 9.1 25.1 27.2 33.1 41.5 57.6 71.3
日籍 67.7 90.9 94.1 98 98.3 98.8 99.3 99.6 99.6
資料來源:《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41頁。
即是説，日本兒童早在1909年就幾乎達成教育普及，臺灣兒童就學率歷年雖皆有增長，但到1944年才趕上日本兒童40年前的水準。
下表為歷年日、臺在校中學生數比較:
年 代 臺籍學生 比例（%） 日籍學生 比例（%）
1921-1925 901 35.6 1628 64.4
1926-1930 1826 41.3 2592 58.6
1931-1935 2141 40.4 3151 59.5
1936-1940 3657 45.9 4541 54
1941-1944 6609 50.2 6529 49.6
資料來源:《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22頁，表中學生數為每年平均數，若干年兩者合計不足100%因是時尚有少量其他國籍學生。
即是説，40年代以前，日籍學生人數絕對值一直超過本地學生，直到日據將了時兩者才相差無幾，但即使以這時計算，在臺日人每萬人中學生擁有量仍相當於臺胞16倍之多!
實業學校凡工、商學校一向是日籍學生居多(直到戰敗前一、二年方有改變)，只有農林學校、簡易實業補習學校仿佛成了臺胞的“專利”，詳見下表:
年 代 1922 1925 1928 1931 1934 1937 1941 1944
工 業 學 校 （臺） 202 164 183 198 163 228 998 3180
（日） 245 432 434 470 556 700 1208 2424
商 業 學 校 （臺） 196 185 313 351 323 359 1675 2374
（日） 382 448 598 730 823 1263 1808 1893
農 林 學 校 （臺） 198 223 480 962 979 1042 184 3504
（日） 0 7 121 226 276 373 675 960
實業補習學校 （臺） 375 715 1161 1555 1759 3044 9194 15828
（日） 38 96 90 178 348 982 1850 2234
資料來源:《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24-1227頁。
在專門學校中，日籍學生佔80%，以下是各校歷年雙方學生數:
年 代 1919 1922 1927 1932 1937 1941 1944
醫學專門學校 （臺） 266 292 164 178 120 79 122
（日） 42 108 117 155 105 117 237
農林專門學校 （臺） --- --- 8 6 7 1 14
（日） --- --- 113 129 138 160 249
工業專門學校 （臺） 0 0 64 21 23 31 123
（日） 39 158 297 201 229 288 313
資料來源:《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16-1218頁。
其中除醫學專門學校由於其前身總督府醫學校專招臺籍學生，所以本地人還能保持一定比例外，其他學校就幾乎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師範學校情況已見上述。
高等學校，臺大預科、臺北帝大臺籍學生數量同樣微乎其微。
年 代 1928 1932 1937 1941 1944
臺北高等學校 （臺） 84 137 131 121 84
（日） 493 458 432 506 478
臺北帝大預科 （臺） --- --- --- 13 61
（日） --- --- -- 142 476
臺灣帝國大學 （臺） 6 22 59 61 85
（日） 49 154 128 196 268
資料來源:《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20-1221.1214--1215頁。
以上資料説明日本政府厚此薄彼是何等利害，所以當臺灣光復初期，大量日本人歸國，島上一時高級技術人材奇缺，有些部門幾乎陷於癱瘓，這就是日本政府差別教育造成的惡果。
(4)我們在指責日本政府上述殖民教育政策的同時，也應該承認，他們在教育建設的某些方面上也有可取之處。
他們經過多年努力，在臺灣建成一個涵蓋全島的普教網路，最後使本地8-14歲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70%以上(高山人地區達82 %)，這一數字在我國當時所有省區中是最高的。
他們普遍推行職業教育，根據社會需要和學生條件因地制宜設置各種實業學悴，使學生掌握一門技能。這些學校大抵設備良好，經費充足，緊密聯繫企業，學生具有職業保障，所教知識平易實用，能夠立即用於實踐，因此學生畢業後能很快溶入社會，擔當一個相應的角色，對於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作用至矩。
他們的師範學校實際具有專科程度，學生除免費提供食宿外，其他如服裝、文具、書籍、日用品均由校方供給，另有每月津貼18元(當時每人每月伙食費僅3元)。教育上實行嚴格的全能訓練，學生必須具備講、寫、算、作(手工技藝)、唱、彈(琴)、畫、舞(兒童舞蹈遊戲)八種能力，品質上乘。畢業後月薪44元，優於中學或實業學校畢業1/3一1/4（28一36元），教師受社會信任、尊重，連續服務多年可得政府多種優待(如發給數目可觀的“恩給”，子女免試入師範等)，所任教的學校也大抵設備整齊、完善，人事安定、融洽，因此，吸引不少貧寒而優秀的學生投考，1940年臺籍學生錄取率只有9.31%（42）。
還應指出的是:雖然日據時期，日本政府極力使教育為它的殖民政策服務，但是普天之下，人民的心永遠是相通的，不少教師(包括許許多多日籍教師)卻能超越政治上和種族上的偏見，本著良心和責任感，兢兢業業地做著傳播知識和文明的工作。據人們回憶，當時的教師，大多能夠忠於職守、刻苦自律、專心致志，一絲不茍，給受教育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有不少人以後還成為臺灣人民爭取自由的同情者和參加者，有些人在臺灣光復後仍自願留下來繼續為社會服務，對於這些人，臺灣人民同樣不會忘記。
綜上所述，50年來，日本政府在臺灣實行殖民教育，其有些用心是可鄙的，應予揭露和擯棄，但在教育建設上有值得借鑒之處，他們在小學教育、職業教育和師範教育上有若干建樹，但在大專教育上則乏善可陳。臺灣光復後，我國政府對之進行了一番去蕪存精工作，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為爾後的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
（1）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9頁
（2）赤崛孝:《日本教育史》，日本東京國士社1960年版，第88頁。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日本古代國家典章制度大量源於我國，唯他們對於科舉一途始終排拒不顧。日本古代學校教育一向不以獲取功名為鵠的，這是中、日兩國在.傳統教育思想上最大的不同特點。
（3）伊田熹家:《簡明日本史》》(卞立強，李天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 261頁。
（4）當時學務部隸于總督府民政局之下，直到1926年，始成立文教局，直屬總督府。
（5）該校先後招收臺胞3批共21人人學肄習日語，但建立未及半年，即于1896年元旦毀於戰火，僅有6名學生經短期訓練畢業。
（6）日方稱日語為“國語”，當地方言以及少數民族語言為“土語”。該校最初設“國語科”、“土語科”、“師範部”，其中“國語科”招收臺籍學生，學制3年，是臺灣中學的濫觴。
（7）該所分甲、乙兩科，甲科學制半年，乙科3年，是臺灣小學的濫觴。
（8）後藤新平，日本醫學家，曾任愛知縣醫學校校長，1898年為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羅 致，出任民政長官，被授予實際統治權，有關臺灣殖民地法規，多由其經手裁定，是歷任臺灣統治者中最有“建樹”的一位，故獲得日本“政界惑星”之號，1906年日俄戰爭後調任滿鐵總裁。
（9）僅恒春、臺東、澎湖三地因財政關係維護到1805年.
（10）師範學校官制公佈後，日本政府在臺北，臺南各設師範一所，但不久因財政支絀停 辦，學生併入國語學校師範部。
（11）最早為各實業部門招收的實習生和附設于國語學校的實業科，詳後。
（12）日木中、小學最早均附設于國語學校，以後獨立，詳後。
（13）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舊本東京青史社1939年版，第599-600頁。
（14）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草志》，昭和14年版，第99頁。
（15）當時日方對此所作的解釋是雙方受家庭、社會影響不同，日語基礎不同、臺籍兒童 難以適應以日語為教學語言的小學校教學進度，同時公學校不少教師日語發音不甚準確，不宜使日籍兒童就教，但日童自願就讀公學校者聽便。
（16）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臺灣古亭書屋1946年版.第1211-1213頁。
（17）這是戰前日本政府一直遵循的同化原則(最先由後藤新平提出)，謂將如生物之進 化，逐步將臺胞同化成日本人。
（18）國民學校建立後，仍有第一、二、三號課表之分，詳後。
（19）這是日本政府對在日常生活中均使用日語的臺人家庭稱呼。
（20）根據《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教育篇”所載數字計算。
（21）汪知亭:《臺灣教史料新編》，第47頁。
（22）《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41頁。
（23）中學校初設時，因其時小學校學制不一，故置一、二部，學制分別為6,5年，以便與 肄業年限修短不同的學校街接，但隨著小學校制度的整齊劃一，以後所置中學即無一、二部之分，學制一律5年。
（24）《臺灣教育沿革志》，第825頁。
（25）《臺灣省早年來統計提要》，第1222-1223頁。
（26）據《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20-1221頁所載該年學生數計算。
（27）1912年，規定修業3年的公學校得置2年制實業科，1919年改稱簡易實業學校， 1922年統一改為是稱。
（28）《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27頁。
（29）該所繫招收已具小學教員資格者，每期經三個月至半年訓練即派赴各地國語傳習所及以後的小、公學校任教，總共舉辦7期，1901年結束。
（30）《臺灣教育沿革志》，第955頁。
（31）《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14頁。
（32）如嘉義國語傳習所第一屆學生乙科僅陳天恩1人。見《臺灣教育沿革志》，第187頁。
（33）《臺灣教育沿革志》，第980頁。
（34）《臺灣教育沿革志》，第409,410,984,985,986頁。
（35）大正十一年“臺灣公立中學校規則”第11條、見《臺灣教育沿革志》第774頁。
（36）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政府在教育上採取“不干涉”的放任態度，結果有不少 印度人獲得接受現代教育之機會，以後，印度掀起民族獨立的浪潮，其領導人幾乎全係本地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
（37）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年版，第12。頁。
（38）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第331頁。
（39）1903年(光緒二十八年)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標誌著現代教育制度在我國確立，但新式學校在此之前均已出現(具體時間有些尚有爭議)。
（40）根據《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所載是年全省人口數與學生數計算。
(41)據《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96頁所載歷年人口總數和日籍人數計算。
（42）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第95頁。
（來源：世紀中國 作者：鐘安西）
編輯：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