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霏霏，臺北六張犁公墓籠罩在氤氳之中，肅穆，清冷。一處落葉覆蓋的坡地上，淩亂地立著一截截短短的石碑。
這片1993年才被發現的亂葬崗，長眠著上世紀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臺灣著名作家藍博洲曾拍攝過一部紀錄片，將鏡頭對準這頁被埋葬了的歷史。
過去20多年來，這位苗栗土生土長的作家就這樣執著地一次又一次“重返歷史現場”，讓一個個亡靈“復活”于當下。他近日在接受新華社駐臺記者專訪時説：“我看到那些早亡的臺灣青年對祖國的熱愛，我要將那段臺灣民眾史的真相一一齣土！”
“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愛國的臺灣人。”
1960年出生的藍博洲28歲時創作了紀實文學《幌馬車之歌》，在臺灣轟動一時，著名導演侯孝賢還將其此改編拍攝了影片。但回顧自己的創作道路，他最先提起的是之前一部作品《美好的世紀》。
“寫了這麼多人，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第一位。”藍博洲説的是生命終結在32歲的醫生郭琇琮。
出身臺北士林望族的郭琇琮生於日據時期，有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曾因成立反日學生組織被捕入獄。1947年“二 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腐敗政權深感失望的郭琇琮加入了中國共産黨。1950年，這位臺灣青年領袖被捕並遭殺害。
37年後，當時還是《人間》雜誌記者的藍博洲，偶然發掘了這段塵封的歷史。對郭琇琮遺孀的訪問，被藍博洲視為自己“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關於臺灣民眾史的採訪”。
“老太太告訴我，郭琇琮被槍斃前曾偷偷傳遞消息給她，要她如果活下來一定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藍博洲説：“郭琇琮連故事的題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紀》。”
“郭琇琮的遺言是：‘把我的骨灰撒在我熱愛的這塊土地上，也許對老百姓種空心菜還有些幫助。’這讓我受到極大的震撼，我看到前面有這樣的臺灣人，他們有著無私的人格和理想。”他説。
“我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決定專心把郭琇琮這樣的臺灣人一個個找出來。”從此，藍博洲一路追尋，至今不輟。
他的紀實作品讓那一具具火熱的軀體從歷史深處走來，散發著青春、理想與愛，直搗人心。例如，他在《幌馬車之歌》中以口述史的形式，講述了另外一個真實的故事：臺灣青年鐘浩東跨越海峽，回到大陸參加抗戰，歷經烽火迎來民族勝利和家鄉光復，卻倒在白色恐怖的槍口下。
“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愛國的臺灣人，都希望結束內戰，實現祖國統一。”藍博洲如是評價自己筆下的人物。
“拿臺灣老百姓的血當做政治資産，這是最可惡的！”
侯孝賢曾經説過，對待歷史，“就是要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為“咬”住濃霧深鎖的歷史，藍博洲幾乎走遍了臺灣各地的城鎮鄉村，還到過大陸很多地方，去“採集倖存者的歷史證言”。
“國民黨當局的反共教育讓人們長期不敢碰觸那段歷史，後來‘獨’派不斷挑動省籍對立，製造出‘中國人屠殺臺灣人’的謊言。”藍博洲説，白色恐怖時期眾多受難者不分省籍，但他選擇以本省籍臺灣同胞為寫作對象，正是要揭穿“臺獨”史觀的謊言與欺騙。
“民進黨大搞所謂‘臺灣人的歷史’、‘臺灣人意識’，口口聲聲説自己愛臺灣。我用歷史寫作讓大家看到有郭琇琮、鐘浩東這樣的臺灣人，而且那麼多。面對這些，‘臺獨’是説不通的，他們就如鯁在喉。”
“‘獨’派扭曲歷史是一種二次傷害，是拿臺灣老百姓的血當做政治資産，這是最可惡的！他們必須要面對我們的質問！”藍博洲語氣嚴正，眼鏡背後目光犀利。
“對歷史有更完整的了解，就能知道臺灣未來的正確走向。”
“在歷史采寫過程中，我更認識到兩岸問題的某種根結。”藍博洲認為，“臺灣人的悲劇”要放到中國歷史的視野中去關照，臺灣的統“獨”問題很大程度上肇因于歷史被斷裂、湮滅和扭曲。
“從1874年日本出兵臺灣的‘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戰敗、乙未割臺，臺灣可視為列強侵略中國的起始點之一。”藍博洲説，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人懷抱家國情懷不懈地尋找出路，産生出各種進步的思想者和實踐者。由此來看待“二 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就能夠理解他筆下那些不惜犧牲的臺灣人，才能看見歷史的真相。
“臺灣老百姓如果對歷史有更清楚、完整的了解，就能解決認同問題，就能知道臺灣未來的正確走向，就不容易在兩岸議題上被‘獨’派誤導。”他説。
20多年的歷史尋訪與文學創作之旅，藍博洲走得很艱辛，已過知命之年的他長期沒有固定收入。然而，他卻説，自己走得愈加堅定了。
“我採訪過的那些老人，他們邊説邊掉淚，那裏頭有太多的內涵。”藍博洲説，“每寫完一部，我就有了新的動力。雖然也有孤獨感，但即使整個社會都不重視，我都會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記者 陳鍵興 陳斌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