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介石晚年的日記中，雖然記載蔣經國的篇幅非常多，卻幾乎看不到對蔣經國任何批評的言詞，反而讚譽之詞比比皆是。
而在1971年，蔣介石接連遭受各種打擊，不僅“外交”孤立，所謂“複國”無望，而且病魔纏身。精神與身體的折磨，使性格倔強的蔣介石內心極為悲涼。他説：“一年來，時局艱難而又身多疾病。至最近百感交集，百病叢生，更覺悲傷痛苦，‘國事’待理者尤多，寂寞無聊，奈之何哉。”
在此寂寞無聊之際，看蔣經國日記便成為晚年蔣介石解悶的重要方式。1972年1月24日至2月13日，蔣介石審閱了蔣經國1971年的日記。在看蔣經國日記時，蔣介石也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了大量的感想，他説：“日間看經兒去年日記，精神為之一振。此兒可繼我事業，完成革命也。”“看經兒去年日記，彼之環境冤屈，幸能立志自勵，前途大有可望。餘年老多病，愧對‘國事’無大貢獻耳。”
2月8日，他寫道：“看經兒去年6、7月日記，心甚安樂，可以繼承我志也。”2月11日，又寫道：“閱經兒去年8、9月日記，心緒煩悶，但經兒志氣強盛，毫無氣餒之意，引以為慰。”2月13日，“經國日記今日全部閱畢，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多憂多愁，有損其身體；喜者，喜其智慧充裕，志氣堅強，足以繼承我事業也。”
2月14日，蔣介石又重審蔣經國日記，加以批示。他對蔣經國的日記一讀再讀，越讀越愛，不吝讚美之詞，認為其“能立志自勵，前途大有可望”、“志氣強盛，毫無氣餒之意”等，而最大的結論，就是蔣經國可以繼承其志向與事業也。其實，蔣介石早已開始安排蔣經國接班。
遺囑交代蔣經國“接班”
20世紀60年代中期陳誠過世之後，蔣介石更刻意扶植蔣經國。1965年起，蔣經國出任臺當局“國防部長”，1969年出任當局“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黨政歷練漸趨完備。蔣介石選擇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是財經專長，性情溫和，權力慾不強，明顯是個過渡性人物。
1971年，蔣介石身體惡化。4月22日，其在日記中説：“近來自覺體力日衰，對‘黨國’前途時起憂慮，幸于3年來建設加強，對於基本之防務已有計劃，財經改革亦有基礎。此時以守為攻之方略，經兒乃已了解，彼對人事選擇與培植有素，後起有人，乃足自慰也。”
至6月，病況加重，蔣介石擔心自己一病不起，於是用“遺囑”形式留下讓蔣經國“接班”的政治交待。“審閱檢查身體報告書，腦動脈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覺亦有所病也。如醫藥與休息無效，則‘國家’後事應預作安排。經國乃可繼此‘複國’任務，惟其為我父子關係，不願有此遺囑，但其能力為靜波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長’，則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黨政軍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復’大陸之共同使命也。”
自視高卻嘆不如子
12月23日，蔣介石再次決定：“今後政府組織：一、以家淦繼任‘總統’。二、以經國任‘行政院長’兼三軍總指揮。三、黨務應集體領導。”6月的遺囑中，只要求經國任“行政院長”，而此時還要讓蔣經國“兼三軍總指揮”，執掌軍政實權。在蔣介石的安排下，1972年5月，蔣經國正式就任“行政院長”。
在蔣介石晚年的日記中，雖然記載蔣經國的篇幅非常之多，卻幾乎看不到對蔣經國任何批評的言詞，反而讚譽之詞比比皆是。如在1971年10月12日，他説：“本日心神不佳，甚以高級幹部不肯負責，除經兒以外，無人能分勞分憂。”可見，除蔣經國外，所有的高級幹部均在他批評之列。他甚至稱讚蔣經國説：“經兒對政治與事局早已成熟，其有時還高於我，為慰。”能讓一向自視甚高的蔣介石自嘆不如者，世間稀有，蔣經國為其一。
事實上，晚年蔣介石對蔣經國已到了依戀的地步。1972年2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經兒飛金門巡視，囑其多駐幾日，以資休養。但覺心甚冷落，作伴無人也”。其既想讓蔣經國在外地多休息，卻又擔心蔣經國不在身邊自己會寂寞，矛盾之情，躍然紙上。
與之相反，晚年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蔣緯國的記載已是非常少，而在這極少的記載中尚有兩處是批評蔣緯國。1968年2月23日，其在日記説：“緯國未得批准，擅自在‘立法院’報告往訪西班牙情形。此兒招搖欺妄，屢戒不改，應予嚴處，即記大過1次，並撤其陸軍參大校長之職，調‘國防研究院’受訓。上午，致函經國，處治緯國招搖與不法行為，先記大過1次，並另候處治。”
此則日記説明，蔣緯國曾因工作失誤多次受到蔣介石的訓誡，而此次處分尤為嚴厲。1971年1月1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説：“緯兒所提供的‘建軍備戰’均資參考，可見其對學術近年來甚有進步，為慰。”
然而，蔣介石剛誇獎蔣緯國不久，卻又在日記中説：“緯兒‘國文’太差且有不通處，甚為憂慮，應設法訓練。”自1971年蔣介石大病以來，按理蔣經國、蔣緯國應會常去視病陪伴，但在蔣介石日記中大量記載了蔣經國陪侍的情形，卻鮮有蔣緯國的記載。
作為近代中國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政治強人，蔣介石往往示人以強勢、粗暴的印象。然而，在蔣介石日記中，政治強人的背後卻有著豐富的情感，濃厚的親情。他對慈母王採玉、愛妻宋美齡、兒子蔣經國與蔣緯國的記載，言詞之間都包含真摯感情。而其對蔣經國的父愛，在日記中表現出日漸深厚的變化過程，並隨著年齡的增長與日俱增。
正因父子間的情感經歷了這樣一個由相隔到相親、相依的演變過程，使得父子情深益加真切，彌足珍貴。遠非“父慈子孝”所能概括。正如蔣經國所説：“父親嚴而又慈，愛兒教兒無微不至；……父親對兒作之君、作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