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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內容：上個世紀40年代末，經過三年內戰，國民黨軍隊慘敗後退守臺灣。郭廷亮承認“共諜”並寫下自白書後，黃伯度攜案卷至孫立人的官邸，交與孫閱讀。當孫立人的喪禮在臺中殯儀館舉行時，郭廷亮自綠島返臺參加，並率領昔年弟兄祭拜。
黃埔係眼中的“雜牌”
上個世紀40年代末，經過三年內戰，國民黨軍隊慘敗後退守臺灣。60年來，臺灣當局之所以能夠在臺灣堅持，固然有很多因素，而1949年冬守住金門、阻擋解放軍渡過廈金海峽，這無疑是其他因素存在的先決條件。孫立人當時雖然沒有參加這場戰役，但經他親手訓練的部隊卻在這次戰役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國民黨撤往臺灣初期(1947—1949)，孫立人曾經先後擔任陸軍訓練司令、臺灣防衛司令、臺灣防衛總司令、陸軍副總司令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等要職。他在清華大學是學土木工程專業的，對於建構防衛工程非常在行。在擔任臺灣防衛總司令期間，經過他的努力，臺灣沿岸的防禦工事體系很快就建立起來。
孫立人一直努力向蔣介石表示忠誠。1949年，當蔣家逃難到臺灣的時候，蔣介石見到孫的第一句話就是：“臺灣安全嗎？”孫回答：“有我在，絕對安全。”
即便如此，得到的依舊是蔣介石的不信任與排擠。蔣不斷調換他的職務，削弱他的兵權。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孫不是黃埔學生出身；其二，也是最致命的，是因為美國人喜歡孫立人，經常直接與孫立人打交道。
假“共諜”釋兵權
在退守臺灣之後，蔣介石認為，在部隊中和社會上有太多“共諜”滲透，他下令在各地尤其是部隊展開肅清“共諜”的工作。蔣經國秉持父命，領導整個情治與政工系統積極推動。當年，到處流傳有“隔墻有耳”、“匪諜就在你身邊”等語。所以，以“共諜”的名義來抓人，是“戡亂”時期情治系統辦案最容易不過的方法。
1950年蔣介石“復出”後，立即重新進行人事安排，將孫立人明升暗降，讓他擔任陸軍總司令。他擔任陸軍總司令期間，只負訓練之責，既沒有指揮權，也沒有人事權。即便這樣，孫還是很賣力地盡責。然而，從這一年開始，孫周圍的許多親信開始被清理，其罪名都是“共諜”。
蔣介石對孫的第一次打壓是逮捕孫所領導的女幹部。孫的英文秘書黃正及其姊黃玨，這一對姊妹花第一批因“共諜”罪在6月被捕，被關了十年。
緊接著是對孫的第二次打壓。孫立人設法將原國民黨新一軍散落在大陸的部將接到臺灣。這些人當中，有享有“東方蒙哥馬利”之稱的李鴻，以及陳鳴人、彭克立等人。李鴻由大陸到臺灣後，由孫立人陪同去見蔣介石。見面時，蔣介石表示有意要李鴻擔任陸軍官校校長。沒想到，才過了兩三個月，李不但沒有當上校長，反而以“共諜”罪被逮捕入獄，一關就是25年。其妻馬貞一也受連累入獄，在獄中生下兒子李定安。
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從1949年到1950年，臺灣當局對孫立人的態度有很大轉變：1949年，蔣家政權的命運依賴臺灣，臺灣的防衛依賴孫立人；而到了1950年，蔣家政權在臺灣的地位相對穩固下來，孫立人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蔣介石便開始解決孫的問題了。為什麼會這樣？據推測，孫立人由於個性耿直，時常為公事與重要官員(如蔣經國)、重要將領(如周至柔)公開爭吵，對核心人物(如彭孟緝)不假辭色，而他本人又受美國青睞，這對蔣介石在臺灣重新構建權力核心形成了威脅。
因此，蔣一面將孫升任陸軍總司令，使其有責無權；一面將他的一些重要部下陸續送進監獄，而且都以同樣的名義——“共諜”。這也是蔣介石多年來解決異己的基本方法。
而孫立人為人處世的原則一直是本著“誠”與“拙”。這一點，在《孫立人言論選集》中尤其可以看出。孫立人一直強調做人要腳踏實地、要誠懇，不要有小聰明。他可能做到了“誠”與“拙”，但“誠”、“拙”是否管用呢？蔣介石對他“信”嗎？從上述兩批人的被捕可見一斑。
力主“誠”、“拙”的孫立人，眼見自己千方百計從大陸帶到臺灣來的親密戰友、得力助手連遭秘密逮捕，音訊全無，自己卻無法代為申冤，並沒有激烈地反抗，仍舊認真做自己分內的事。同時，繼續與包括蔣經國在內的國民黨高級官員與將領，就相關議題公開爭吵。在旁人看，孫立人能做事但是不貼心；從蔣家看來，敢當面爭吵似表示有反意；孫立人自己也向美國人吐苦水，甚至流露出表示要採取激烈行動。孫的這種態度，進一步促使臺灣當局“解決”孫立人。經過重組的情治與政工系統，以“共諜”罪名來對付孫立人的部下，幾乎無往不利。
當時，只要“孫係”軍人一有風吹草動，情治人員一定馬上報告上級。在這種情形下，第三次整肅孫立人部下的行動，于1955年展開。
稀裏糊塗成了“叛亂”主謀
在1955年受到整肅的人當中，有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曾受到孫立人高度賞識與重用的少校郭廷亮。1944年，國民黨新一軍在一次反攻緬北的戰役中，郭廷亮身受重傷，孫立人知道之後，立即派遣飛機，將郭載回後方醫院急救。郭廷亮一直認為：他的命是孫立人救回來的。在孫立人的部隊裏，他一直表現很好。郭廷亮到臺之後，由於身體壯碩，動作利落，為人豪邁，擔任第四軍官訓練班示範營的營長，並且獲准住在訓練班正對面的誠正新村。當時的他，一心希望能夠支援與擁護孫立人，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孫立人心直口快，想到什麼，就直説什麼，因此得罪了一些國民黨重要人物，其中有湯恩伯、黃傑、蔣經國、彭孟緝。1949年以後，蔣經國與彭孟緝都是扶搖直上的人物。特別是蔣經國，更是如此。孫擔任陸軍總司令期間，常常為了爭取陸軍的利益，與曾經希望與其結為拜把兄弟的空軍總司令周至柔當眾“爭吵”。蔣經國來拜年，他也不見。由於孫立人這些衝犯的行為，再加上他的舊部對孫1954年未能擔任參謀總長表示不滿，在私下相互聯繫，違反了不能自行集會結社的命令，1955年5月25日開始，包括郭廷亮在內的孫立人舊屬受到第三波的整肅，並在8月牽動到孫本人。
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受到刑訊逼供。後來在他的案卷中發現，5月27日至6月1日僅五天之中就有九封自白書及詢問筆錄。郭廷亮在要求平反的《陳情書》中提到，他連續十天受到刑訊，無法睡眠或休息。又根據1955年監察院五人調查小組的調查日記中提到，郭廷亮在自白書上簽字時，竟然連“郭”字都不會寫！他們由此判斷：在簽字時已經意識模糊的郭廷亮，很顯然遭到了嚴厲的刑訊。另外還發現，郭在5月25日到6月底這段時間的口供，和7月14日以後的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説，7月14日之前，郭拒不承認是“共諜”。7月14日，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園獻策，改用勸服軟攻，搬出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先對郭予以肯定，再進一步説服，又經過大約21天，郭廷亮才終於承認為“共諜”。
郭廷亮承認“共諜”並寫下自白書後，黃伯度攜案卷至孫立人的官邸，交與孫閱讀。孫立人知道其中有詐，態度仍舊強硬。後來黃伯度通過原副總司令賈幼慧及孫的侄子孫克剛等轉達高層(其實是蔣經國等人)堅決要整頓孫立人舊屬的立場。言明若孫再不主動辭職，必將株連更廣。孫立人眼見已無轉圜可能，乃于8月3日寫信給蔣介石，表示引咎辭職。蔣介石于8月20日批准，並將孫交由“國防部”隨時查考，以觀後效。發佈當天，隨即又命令陳誠等人成立九人調查委員會，查明真相。
經過42天的調查，九人委員會于10月8日將《調查報告》呈給蔣介石。10月20日，當局正式公佈，郭廷亮的罪行為“利用其與孫立人親近之地位，資為掩護”，尤其是“利用孫立人所賦予，聯絡第四軍官訓練班畢業學員之任務，藉作號召，以展開其為匪作兵運之活動”；並稱此種行動已經觸犯《懲治叛亂條例》“以暴動竊據國土，顛覆政府，並已著手實行”。報告意在昭告天下：當局不得不準許孫立人下臺，因為確有堅實的證據，證明其有叛亂的嫌疑；而蔣介石還是寬大為懷，不予追究，僅派人看守孫的住處，隨時查考而已。兩個月後，即1955年12月，蔣介石還曾召見孫立人，並詢問其近況，以及讀些什麼書。孫表示近來常閱讀《曾胡治兵語錄》，特別是《曾文正公家書》。蔣表示贊同。
從1956年開始，孫立人被迫在臺中市向上路的住所開始了長達三十幾年的幽居生活。孫立人外出，由“國防部”派車，“國防部”軍情局派人做司機。另外還加派一部吉普車跟隨。孫家裏面，有副官常年駐紮把守；圍墻之外，有軍事情報局加蓋的一棟三層樓的指揮中心，居高臨下，隨時監視孫家的一舉一動；其大門對面，據説也有一幢用做監視的房屋。孫立人外出，要由副官向上申請；“出國”則不被允許。
黯然走完33年囚徒生涯
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在臺中榮民總醫院去世，享年90歲。彌留之際，嘴巴還念著：“我是冤枉的！”
孫立人去世後，李登輝會同“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在11月27日頒發旌忠狀。12月7日，在舉行告別式上，李登輝會同郝柏村頒示褒揚令，並以軍禮進行了“國葬”。這算是臺灣當局對孫立人的最後一個“交代”。
當孫立人的喪禮在臺中殯儀館舉行時，郭廷亮自綠島返臺參加，並率領昔年弟兄祭拜。
孫立人去世之後，郭廷亮積極推動平反活動，從而使警總保安處處長胡世明，不得不派人緊密跟蹤郭廷亮。在郭氏每次返臺之後，即予嚴密監控。1991年11月16日上午，為了吊祭孫立人，郭廷亮自綠島返臺，由警總接機。11時25分，郭廷亮自臺北搭第109次復興號至中壢。在中壢火車站，12時15分，火車開始滑行約30公尺時，郭氏突然被發現掉落在月臺的第七、八車廂之間。經緊急送醫，輾轉進入省立桃園醫院，當天淩晨又轉往臺北榮民總醫院，數天后死亡。法醫、檢察官以“交通事故”、“跳車身亡”為由宣告結案。〔來源“中國共産黨新聞網 《縱橫》，作者：朱浤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