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敵擄我戰區肥壯少年，作為傷員兵輸血之工具，因此輩純潔精壯，輸于出血過度之負傷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戰場”，1938年初，《大公報》數則日軍擄掠中國少年抽血的消息震驚了人們。當年此類傳聞似幽靈在各地不斷浮現，中央社電報更證實，日軍“俟血液吸盡，則沉屍江海，現長江沿岸，已有不少裝袋童屍。”
1938年武漢淪陷後，三萬抗戰兒童被送往大後方。在這一項屈指可數的國共非軍事合作中，宋美齡與鄧穎超等卻在搶救抗戰難童的合作中，發展出一段超黨派私誼，直至百年。
“敵擄我戰區肥壯少年，作為傷員兵輸血之工具，因此輩純潔精壯，輸于出血過度之負傷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戰場”，1938年初，《大公報》數則日軍擄掠中國少年抽血的消息震驚了人們。當年此類傳聞似幽靈在各地不斷浮現，中央社電報更證實，日軍“俟血液吸盡，則沉屍江海，現長江沿岸，已有不少裝袋童屍。”
抽血，沉屍，令郭德潔不忍熟視。身為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夫人，消息靈通的郭德潔提筆寫出《謹為難童請命》一文，並在文中透露了另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在淪陷區，一批批兒童被運送回日本及朝鮮、臺灣等日據地區，補充日本因戰爭而損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讓他們長大，轉而重返中國，殘殺同胞。
此時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遭陷落，江淮一帶難民涌向相對安全的湖北武漢，戰時難童裹挾其間，充滿了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此時無論他們是貧農之子，還是名門之後，失怙之後，只能在寒冬沿街乞討遊蕩，夜裏蜷屈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凍餓而死的難童，紅十字會、防疫所只有推著車子到處收屍。
在《大公報》所發表的《擁護國聯反侵略，武漢各兒童團體告同胞書》中，曾以慘烈的數字，來描述這段歷史，“中國七千萬兒童，在十幾個月內，估計遭敵人殺害死亡的，至少在十萬以上，被擄掠的兒童，至少在十五萬以上。因敵人的侵略戰爭而流離失所的，至少四十萬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殘廢的還不在內。”
國共攜手
作為最早獲知日軍抓捕難童抽血一事的報界人士，漢口《婦女生活》雜誌主編沈慈九，再也坐不住了。她呼籲發起兒童保育會，挽救這難民中的最弱勢的群體。但響應者，只是一些無職無權的文人學者，國民政府的官員們更關心來自美國的援助何時到達。
保育會籌辦遲遲不能如願，沈慈九想到了鄧穎超。據兒童保育會發起人徐鏡平日後回憶，沈慈九等人找到中共長江局婦女部，鄧穎超當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來，好好幹。
1938年1月24日，鄧穎超聯絡各界知名人士，在漢口一江春飯店舉行保育兒童發起人會議。那一天，救國會領袖沈均儒和馮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人參加了會議。會後，中共長江局婦女部，承擔起了兒童保育會的籌備工作。
由於這個共産黨組織的籌委會雲集了中國知識界絕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黨派，引起了國民黨的擔憂。關於兒童保育會籌備工作的一舉一動，都被納入了中統的秘密監視範圍。
武漢兒童保育會發起人頓時陷入緊張當中。為了保證保育會能順利成立，他們想到了宋美齡，便約請她出來主持保育工作。
保育會成立那天，宋美齡一身黑色絲絨旗袍，發表了三千字講話，“當此國家存亡之際，何為男子應盡之職務？何為女子應盡之職務？原無分別，只與抗戰有關，乃均能參加。”次日中央社以通稿的形式向海內外發佈了資訊，《新華日報》亦全文照登。這一天，宋美齡與鄧穎超第一次見面，宋走過來與鄧穎超握手，説對她“仰慕已久”。
一開始 ，保育總會並未贏得廣大民眾的好感。在國民政府崩壞的時代下，人們不免疑惑，“不會是要把我的孩子抓去當兵吧？”為擴大社會影響，總會先後聘請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政要人為保育行動發起人、名譽理事。宋美齡提議鄧穎超為組織委員會主任，遭到國民黨理事反對。鄧穎超此後一直以常務理事的身份參與工作。
保育會雖已運作，卻無錢糧來路，極度緊張的國民政府財政，實在撥不出錢來。募集善款的工作，就落到了負責保育會工作的各位國民黨家眷身上。這些地位顯赫的女人，何時伸手向人要過錢？日後擔任新中國衛生部部長的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就曾説，“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臉紅，他們看見我就頭疼”。
馮玉祥的二女兒馮弗伐則很會募款。她每次皆指令其父親的秘書，給中央要人如陳誠、何應欽等打電話，説馮副委員長女兒馮弗伐要來拜訪。對方就回答説，轉告馮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親自來了。有時對方哭窮，馮弗伐就再三懇求，並説還是親自來取款。對方無奈，只好追加善款。
輪到馮玉祥募款，則軍人氣勢盡顯。馮曾命衛兵挑來一擔水，向川康鹽販募捐，説兄弟有難，這一擔水兩萬五千塊，鹽販不敢不捐。
不過，更多的官太太們，面對由各地搶救回漢的難童時，忌憚于孩子們的臟亂，紛紛藉故離去。
（本文摘自《看歷史》 作者：胡佳恒 出版社：看歷史雜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