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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後遺症少年天子的煩惱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春，一個令所有臣民感到震驚的消息迅速從開封城向全國傳播開來：大宋第七任官家趙煦——萬壽無“僵”了！
官家剛剛才二十五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雖然不論販夫走卒，還是貴為天子，永遠無法逃脫“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但是趙煦的死除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總是讓人心中感覺有些可惜，用“英年早逝”一詞來形容最為恰當。
《宋史》讚曰：
哲宗以衝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良俊，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㤧去未盡，已而媒蘗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宋史》的雜蕪歷來為學者所譏，姑不論此妙文為何人所書，但盡信史書所載，便不如無史。
單說趙煦生平。觀史可知，有宋一代，有許多的趙姓皇族盡是早夭之人。後世亦有人斷言道“此為家族基因遺傳所至”，相信這些專家不會信口雌黃。做出這樣的結論，自然有它的道理所在。綜觀各類書籍所載，對于哲宗之死，簡而言之——事出有因，鬱鬱而終。
哲宗既非長子，又非嫡出。只因父皇棄世之時，他的五個哥哥早夭，在神宗皇帝其他幾個健在的兒子當中他年齡最長，因此得以繼位為帝。即便如此，哲宗繼位也不是順順當當的，其中宣仁太皇太後功不可沒。
■第一章後遺症——靖康恥的前前後後（上）
為什麼總挨打神宗皇帝三十六歲棄世，趙煦雖最年長也只是個十歲的孩子。神宗的兩個弟弟正值壯年，對皇位生出覬覦之心，也在情理之中。
不知宣仁太皇太後心中是否曾有過“趙煦是個孩子，日後便于受自己操控”的心思，但事情的發展是：在宣仁太後和一眾臣子齊心努力之下，趙煦被擁立為帝順利接班。宣仁太皇太後也就順理成章地臨朝稱制。
這里有必要對宣仁太皇太後身世加以剖析——她本姓高，出身高貴。其曾祖高瓊乃是太宗朝名將，母親為北宋太祖開國元勳曹彬的孫女，姨媽是仁宗朝的曹皇後。
幼年之時，她就與英宗住在宮中，曹皇後視若己出。後來二人成年，仁宗與曹皇後作為證婚人和司儀主持婚禮。當時民間有“天子娶婦，皇後嫁女”之說。
這種世家大族與皇家的聯姻無疑有助于鞏固高太後在宮中的地位。高太後在經歷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發生的仁宗立儲、英宗濮議風波和神宗熙寧變法等事，對于其間種種政治鬥爭手法，無疑已是爛熟于心。
作為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個中翹楚，高太後不甘心只做壁上觀、做個事不關己的看客。對于這個寂寞的女人來說，有事可做總比眼見著步入風燭之年百無聊賴強之百倍。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對于神宗的兩個弟弟而言，他們根本不是高太後的對手，哲宗皇帝的順利登基一事可以視為高太後牛刀小試而已。
高踞龍椅之上的趙煦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見之際，聽了下面山呼萬歲的聲音，心中對祖母的感激之情真是如滔滔江水。豈知這種感激之情，並不長久。
時過不久，少年心中的落寂之情隨著年齡的增長日益強烈。趙煦心中對于祖母的猜忌和怨恨與日俱增，甚至懷疑當初她選擇自己做皇帝的動機所在：何以會置兩位年長的叔叔于不顧，一意要立自己為帝？
哲宗登基的第一天，朝中文武叩拜起身後就發現了一個值得深思的事情——作為十歲的孩子，怎麼會有如此合身的小龍袍？眾人一番思索之後，猜知此事太皇太後早有預謀。
新帝登基，作為臣子如何自處？眾臣子心照不宣達成了驚人的一致：讓太皇太後與小皇帝同時聽政。
太皇太後雖表面上宣揚自己心性好靜，無意聽政，但絕不會把手中的權力之杖輕易丟開。軍國大事盡由她會同幾位大臣處置，年少的哲宗只有知情權和沉默權。對于年少的天子，除個別老成持重的大臣尚心存敬重持禮甚恭之外，其他人可以用“目無君上”四字來形容。
也不知道是哪位心胸促狹之輩出的主意，讓年少的天子座位與太皇太後座位相對。是以年少的天子只要是上朝，他所見到的只能是臣子的背與臀。大臣們從來都是向太皇太後奏事，背向哲宗，更不會向少年皇帝早請示晚匯報。年少的皇帝也只有隱忍不發。日子一久，他就可以從那班大臣的背臀之豐腴，大小形狀分辨出是哪一人！
太皇太後既有顯赫的身世，對于神宗時候王安石的變法很有看法也是情理之中。神宗朝之時，囿于宗法，她強自忍了這些年，早已是忍無可忍。如今大權在握的她當仁不讓要幹政了。可是冒失地盡廢新法于大行皇帝屍骨未寒之際，怎麼說也應該心存忌憚。這個心計深沉的老婦人思量著，如何可以使自己的政令暢達，且對活人死人全有個交代呢？
萬幸的是，辦法總要比困難多些，對于她這種高智商的政治女強人來說，這種小問題根本不會太傷腦筋！她在垂簾聽政之始，就早已想好了一個為己所用的人。這個人便是赫赫有名的一流歷史學家、二流政治家，曾經的砸缸少年——司馬光！
人們經常會為了自己的鬱鬱不得志而懊惱不已！有理由相信，司馬光也是如此。
當他在洛陽埋首一心修著《資治通鑒》（書名為神宗所題）之時，有時也會為自己被驅逐出汴梁而感慨良多。此公的道德文章這里不做品評，若非神宗皇帝大逝，他此生會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既使是他這般通曉各朝歷代興衰之人，突然面對政事遽變，也始料未及！
聽聞神宗棄世的消息，司馬光即刻進京奔喪。東京城之中百姓夾道歡迎，望塵而拜，守門的衛士也行標準的注目禮。更有小民大聲呼喊：“相公勿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沒有資料記載第一個呼喊之人是誰！只能猜測當時拗相公王安石的變法要麼走入了死胡同，要麼有許多的擾民之處，否則普通民眾斷不會有如此的呼聲！
司馬光一路風塵來到東京，鞍馬勞頓尚未及休息，就有太皇太後的使人奉命前來拜訪。太皇太後此舉也是打鬼須借鐘馗之意。司馬光一見之下，大為舒心，很快便連上數道表章。
一者，廣納諫言！（惜乎老先生不久之後便自打耳光，執政之後獨斷專行，更無半分廣納諫言的意思。）
二者，盡廢新法。
作為反變法的急先鋒，司馬光對于王安石變法一直是深惡痛絕，必欲全廢方稱心！
司馬光與太皇太後一拍即合，更成了在神宗朝盡為變法派所打壓官員的福音！
得知司馬光進京的消息，變法派官員蔡確、章惇、韓縝等人心中的恐慌可想而知。面對強大的對手卷土重來，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放手一搏！
眼見風雨欲來，眾新派人物利用輿論拋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的理論來保護變法的繼續實施。眾變法人物扛起了孔聖人的大旗，祭起“孝”字法寶，不可謂不高明！
宋自太祖立國以來，特別重視和強調封建孝道，聲稱乃是“以孝治天下”。變法派如此作為，自以為得計，期盼在與司馬光為首的保守勢力爭鬥中勝出一招半勢。
哪知司馬光早已非當年的吳下阿蒙，他根本不與變法派做正面交鋒，只是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一面先把神宗先帝與王安石、呂惠卿等人分開。只說新法盡是王、呂等人所為，接下來強調太皇太後如此行為乃是“以母改子”，絕非哲宗小皇帝的“以子改父”。
把新法推行與神宗皇帝撇清，然後分而制之。這一招不可謂不高，既繞過“孝”的雷區，又堵得變法派無路可退。
不久，司馬光便以門下侍郎的官職重新入朝。他是否志得意滿地說過“前度劉郎今又來”，不得而知。可是他當時確有些英雄再起、睥睨群臣的意思！
畢竟如今在朝的變法派與王安石相比不異于天壤之別，同時與司馬光聯袂入朝的還有被任命為尚書左丞的呂公著。少年天子剛記清了這個老先生的背與臀，哪料得他一口氣舉薦數人入朝。背對了少年天子而立的眾臣子，忽而換了新臀與無數的新背，一時又把少年心中剛剛記住的東西變得紛亂了！
司馬光重返朝堂
對于朝中新黨，司馬光自是不屑一顧。如果滿朝文武盡是讓他見了添堵的角色，畢竟不爽。故此，呼朋引類也是應有之舉。
司馬老先生推薦劉摯、趙彥若、傅堯俞、范純仁、范祖禹、唐淑問，他認為這些人品學兼優可以擔任臺諫或經筵官。寫史之人，自然知道控制輿論掌握臺諫的重要性。徽宗朝蔡京同樣是深曉臺諫的厲害之處，有樣學樣，最終為禍社稷，使北宋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老先生再接再厲又推薦呂大防、王存、孫覺、胡宗愈、王岩叟、蘇軾、蘇轍等人，希望朝廷委以重任。老先生自己以身作則，又鼓勵、建議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他視為德高望重的老臣與他一同各舉賢才。
舊派官員終于迎來了“野百合的春天”，得知這個好消息之後更是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眾舊派官員連轡入京，新派人物卻是灰頭土臉地奔赴貶所。一退一進之間，此長彼消。終于朝中基本上實現了司馬老先生的期盼——盡為可用之人！
對于一個熟知歷史掌故的一流史學家來講，司馬光對于自己這種控制言路、打擊對手的行為在後世如何為人所詬病，怕是並未做深思！
太皇太後高老太太作為大宋的掌舵人，心里應該十分清楚司馬光這種行為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可是她卻完全接受了司馬光的建議，對老先生推薦之人照單全收，並委以重任。劉摯與王岩叟分任侍禦史、監察禦史。
宋自太祖立國，便已經有了宗法制度，其中就有“職事相幹”一說。
淺白點說，就是正、副宰相等執政大臣與行使監察權的禦史臺、諫院官員屬于“職事相幹”。當時就有皇帝“寄腹心于大臣，寄耳目于臺諫，二者相須，不可缺一”之說。正因為有這明文規定，執事官親屬故舊不出諫官便作為一條潛規則，一直存在于官場。
對司馬老先生的舉賢不避親故聽之任之，一來是出于對老人的充分信任，二來或者是太皇太後的心中另有打算。不外乎老太太見老先生已是風燭殘年，怕忽有一日這老頭駕鶴西去，老太太便失了倚靠。為長久之計只得勉從其請，自己再用心物色可以在司馬光死後接替他位置的最佳人選！
在高老太太所中意的大臣之中，第一人選為蘇東坡蘇學士。史載：高太後執政，加蘇軾為翰林學士，三遷清要，旬兼侍讀。
有一天，太皇太後于便殿接見蘇軾，問他道：“卿前年為何官？”
蘇軾答道：“常州團練副使”。
“今為何官？”
蘇軾復回道：“待詔翰林學士！”
“為何驟升此缺？”
“遭遇太皇太後及皇帝陛下。”
太皇太後搖頭道：“並不為此！”
蘇軾又言道：“莫非大臣推薦？”
太皇太後復搖頭，望著他緩緩道：“此乃先帝遺意，先帝每讀卿文章，必稱奇才！但未及盡用爾！”蘇軾聽了此言，不禁心下感動，不顧失禮，竟在太皇太後面前痛哭失聲。從此，蘇軾為感神宗和太皇太後的知遇之恩，更加忠于朝廷！
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缺少的不是別的，只是希望得到統治者的認可和理解，便如蘇軾這般人物亦是概莫能外。對于曾經的“烏臺詩案”——險些死在神宗的詔獄一事，在蘇軾心中早就成了過眼雲煙！蘇軾這些年的貶謫之路，已經讓他對自己從前的種種行為有了深刻的反思！對待變法他也有了新的認識，所以他對司馬光的盡廢新法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至于王安石的變法，其實在這個非常歷史時期，許多新派人物與舊派人物對變法的認識都已經在一個更新的層面之上，許多的舊派人物也看到了變法圖強的長足之處，而變法派人物也有人看到了變法的不足之處和尚須改進的地方。
如果說王安石為變法而“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是一種刑天舞幹戚的不屈精神，那麼司馬光的執著精神也只得讓蘇軾再三感慨“司馬牛，司馬牛”！
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馬光下令命全國范圍內于五日中盡廢免役法，再行舊法差役法！此令一出，舉國嘩然。遠在江寧閒居的王安石也不禁大為吃驚：“此法終不可廢！我與先帝熟議兩年方才實行……”
就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純仁（此公且是司馬老先生的兒女親家）也認為自己的親家翁此事做得有點操之過急。他勸司馬光道：“徐徐經理，乃為得計！”
蘇軾再一次顯示了他的可愛和不合時宜。他據理力爭：“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為姦。”
司馬光並沒有做太多思考就直接否了蘇軾的建議。看到薦舉的幾個賢才不附和自己的提議，老先生內心的憂憤可想而知。此後不久，蘇軾再次顛沛流離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望著他漸行漸遠的身影，宣仁太皇太後也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司馬光老先生在編著《資治通鑒》的時候，秉筆直書、暢所欲言當為萬世修史之楷模，但不知老先生可曾知道：“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
司馬光不肯聽取不同意見，注定了他的晚年事業多為無用功，且為人所詬病！一個國家，沒有了輿論監督和監察制約，權力的濫用將會使政府嚴重偏離預定的軌道。
宋代的臺諫制度多少閃爍著一些民主和開明的火花，可惜這個火花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絢麗的瞬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