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與小民
蔡京為相之初，天下人拭目以待。
蔡京也不負眾望，剛上任就出手不凡。鄧洵武又是動口（奉勸趙佶再行述聖）又是動手（奉上絕妙《愛莫助之圖》），如此辛勞國事之臣，怎麼能只做一般官職，應重用。
故此鄧洵武進職為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鄧洵武也成了皇帝身邊的蔡京眼線。
史載“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托紹述之柄，鉗制天子……”
在變法施政方面，蔡京不但與王安石才能相去甚遠，甚至他與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相比也差的不是一點半點。
雖然他的施政綱領沒有什麼特異之處，但是王安石為行新法方便特設的制置三司條例司的事情他卻是有樣學樣。他倣制王安石所制，新立講議司，安插親信四十余人。名義上這個講議司是討論和研究熙豐新法的得失與神宗朝行而未行的變法之事，實則這個機構是他用來打擊異己的一個利器。
才過兩個月時間，蔡京就請皇帝禦筆親書了“元祐黨人碑”，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王岩叟、程頤、陸佃、章惇、曾布等人一股腦的全部列名其中。大家清楚地記得陸佃是王安石的學生，章惇、曾布這全是變法派的急先鋒，但是只因他們與蔡京某些意見不合、見解相左，便統統被他打入姦黨名籍。至于什麼新舊黨之說，盡可以用板擦輕輕抹去。皇帝禦筆親書，誰還敢對此持有異議？
還真有正直敢說實話的人，這個人卻不是什麼文武大臣，而是一個石匠。
趙佶的瘦金體字筆勢飄逸，氣度天成，直如衝霄鶴影，掠水燕翎，高邁不羈又輕盈無跡。
這樣的字普通人如何刻得？
九江人李仲寧是著名的刻字工匠，他所刻的字工整、精美。黃庭堅為他的作坊親題匾額“琢玉坊”。
東京城之中勒石在端禮門外，全國州、府、縣、郡，都奉命刻“元祐姦人”名字碑，太守派人去傳李仲寧，李仲寧拒絕道：“小人過去家貧，只因刻了蘇東坡、黃庭堅大人的詩詞文章，從此衣食無憂。今天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之上，小人不願也無法昧了良心去做此事！”
人們聞言紛紛嘆息，此人風骨確實讓那些在朝在野的官員汗顏。無獨有偶，長安城也有個以刻字為生的小老百姓，名叫常安民。崇寧三年，蔡京重新開列元祐姦黨名籍，下令天下各州、縣刻石立碑。官府不敢怠慢，忙命人傳喚常安民刻碑。
常安民同樣拒絕道：“朝廷立碑自有深意所在，小民不知。然而天下人皆知司馬相公是清廉公正的官員，如今說他是姦邪之人，小民不忍刻他的名在碑上。”官堂之上的官吏聞言大怒，要治他的罪。
常安民無奈道：“官老爺要小民刻石，不敢不從，只是刻之後無論如何不敢在上面留下名字，恐日後貽羞子孫！”
這兩個普通的小老百姓，估計也沒有受過什麼高等教育，但是他們的心中也有正邪善惡之分。相比之下，那些屍位素餐的官員又有什麼廉恥可言呢？
蔡京的執政，對于許多人來說就是人生噩夢的開始。孟太後雖說幽居于深宮已是與世無爭之人，也未能逃脫宿命。
蔡京奏請再廢孟後，對于蔡京的所請，趙佶略作一番思索就欣然同意。
于是孟太後又一次的被廢，還好她早已習慣了這種廢立之事，經歷多了人也變得麻木了。復又去修她的道、練她的丹了。
在許多方面趙佶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從孟後的再次被廢就可以看得出——政治手腕已在登堂、尚未入室之間。
孟後的存在就會給元祐守舊一黨存有希望。揚湯止沸、釜底抽薪是並行不悖的！
蔡京從一個提舉宮觀的閒散官員一躍而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輔，其中原委他也知之甚明。投桃報李的機會馬上來了，朝廷有意用兵河湟地區。
皇帝恥于先帝朝中一味的退讓，有意開疆拓土，作為臣子最好是極力支持。有宋一朝，武人不敢言勇，文人卻以言兵事為風尚。
打仗的事非同小可。
戰爭首先拼的就是錢米柴糧。其次就是統軍的主帥，俗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彼時的崇寧年間，全國人口計有億人之多，全國禁軍、廂軍，總數相加起來亦有百余萬之眾。找一個統帥應該並不是什麼難事。
可是從宋開國至今崇文抑武百余年之久，堪當將帥的人在建國之初可謂濟濟一堂，發展到今日已是後繼無人。
還沒有等趙佶與朝中文武商議用哪位臣子統兵，蔡京便先保舉一人擔任統帥之職——這個人就是與他入京拜相有莫大幹係的童貫。
趙佶琢磨了良久，滿朝文武中也實在揀撥不出一個文韜武略可堪造就的大用之材。別的文武臣子這時候已經習慣了對蔡京蔡相爺馬首是瞻，紛紛讚同。蔡京所推薦雖是出于私心，可童貫絕不是一個普通的太監。
他從小讀過私塾，粗通文墨。十次獨身出入西北，對于西北的山川地理了然于胸。如今西北地區用兵，正是他一展抱負的大好時機！況且他還隨養父李憲在軍旅多年，對于徵伐之事巨細俱知。更加此人功夫了得，史料記載“童貫彪形燕頷，亦略有髭，瞻視炯炯，不類宦人。項下一片皮骨如鐵。”
滿朝的文武大臣們並無一人反對，也是因了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一個武將即使為國家開疆萬里、滅國無數，亦不如一名士子狀元及第來得榮光。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朝臣對蔡京提議童貫領軍的事並不是十分看重。
蔡京與童貫二人，一個入相一個出將，也甚是相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