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你們有人可能知道，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所謂的擴張時期——當時封建時代已經走到盡頭，那是一個封建的、半家族制的社會秩序和統治形式不得不擴展和重建的時代。這種巨大變化不僅必然帶來世事的混亂，也會帶來人們精神的混亂。我曾說過，中國文明在最近的兩千五百年中，沒有心靈和頭腦的衝突。但我現在必須告訴你們，在孔子生活的擴張時期，在中國，就像現今的歐洲一樣，人們的心靈和頭腦之間也產生了嚴重的衝突。孔子時代的中國人發現他們自己正處于包括制度、成規、公認的信條、習俗和法律在內的龐大係統之中——事實上，這個龐大的社會和文明係統是從他們崇敬的祖先那里繼承來的。在這個係統中他們的生活還得繼續向前，然而他們開始感到——他們有一種感覺，認為這個係統不是他們的創造，所以決不符合他們實際生活的需要。對于他們來說，這只是遵循慣例，而不是理性的選擇。兩千五百年前中國人這種意識的覺醒就是今日在歐洲所謂的現代精神的覺醒——自由主義精神，以及尋找事物的原因的探尋精神。當時，在中國的這種現代精神，看到了社會舊秩序和文明與實際生活的需要是不一致的，不僅開始重建一種社會和文明的新秩序，而且開始尋找社會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礎。但在當時的中國，所有尋找社會和文明新基礎的嘗試都失敗了。有些嘗試，雖然他們滿足了頭腦——中國人的智力，卻沒有滿足他們的心靈；另外一些嘗試，雖然他們滿足了他們的心靈，卻沒有滿足他們的頭腦。就像我所說的，在兩千五百年前的中國，這種頭腦和心靈的衝突由此而發，正如現在我們在歐洲看到的一樣。在人們試圖重建社會和文明新秩序中的這種心靈和頭腦之間的衝突，使中國人對所有的文明都感到不滿，在由這種不滿導致的苦惱和絕望中，中國人想推翻和毀滅所有的文明。很多人，比如老子，他當時在中國的地位類似于今日托爾斯泰在歐洲的地位，從心靈和頭腦之間的衝突所導致的悲慘而苦難的結果中，認為他們看到了在社會和文明的真實本性和結構中的某些根本性的錯誤。老子和他最有才氣的門徒莊子，都告訴中國人要拋棄所有的文明。老子對中國人說：“離開一切跟隨我；隨我到群山，到群山中隱士的小屋，在那兒過真正的生活——一種心靈生活、一種不朽的生活。”               

　　然而孔子，雖然也看到了當時的社會和文明狀態的苦難和悲慘，但他意識到罪惡並不在于社會和文明的本性和結構，而在于社會和文明所採取的錯誤途徑，在于人們對社會和文明所建立的錯誤基礎。孔子告訴中國人不要拋棄他們的文明，在一個具有真正基礎的社會和文明中，人也可以過一種真正的生活、一種精神的生活。事實上，孔子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嘗試把社會和文明引入正確的途徑，給它一個真正的基礎，以阻止文明的毀滅。但是，在他生命最後的歲月里，當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國文明的毀滅時，他做了什麼呢？像一個建築師看到自己的房子著火了，燃燒著就要落在頭頂上時，他確信他不可能挽救這房屋了，他知道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存好這房屋的圖紙和設計，以便日後房屋可以被重建。所以，當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國文明這個建築不可避免地毀滅時，他認為他應該保存好圖紙和設計，他因此拯救了中國文明的圖紙和設計，它們現在被保存在中國人的聖經中——這五本典范之作，被人們稱為“五經”。我認為，這就是孔子為中華民族所做的偉大貢獻——他為他們挽救了文明的圖紙和設計。                                                       

　　我認為，當孔子挽救了中國文明的圖紙和設計時，他為中華民族做了偉大的貢獻。但這並不是孔子對于中華民族最主要和最偉大的貢獻。他最偉大的貢獻是，在挽救他們文明的圖紙和設計時，他對文明的設計做了一個新的集成、一個新的解釋，而且在這個新的集成里，他灌輸給中國人對于國家的真正觀念——這是一個國家的真正而理性、永恆而絕對的基礎。                               

　　但是，古代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現代的盧梭和赫伯特?斯賓塞也進行了文明的集成，並試圖給出一個真正的國家的觀念。那麼，在我提到的歐洲偉人們進行的哲學體係和文明集成，與另一種文明集成——被稱為儒家學說的哲學和道德體係——之間有什麼不同？這個不同，在我看來，是這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賓塞的哲學沒有成為一種宗教或者說宗教的等價物，沒有成為民族或蕓蕓眾生可接受的信念，而儒家學說已經成為中國蕓蕓眾生的一種宗教或者說宗教的等價物。當我說到這里時，我所說的宗教，不是就這個歐洲詞匯的狹義而言的，而是就廣義而言的。歌德說：“唯有民眾懂得什麼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眾過著真正的人的生活。”原文為： Nur saemtliche Menschen erkennen die Natur；nur saemtliche Menschen leben das Menschliche。——譯者注現在，當我們提到廣義的宗教時，我們通常指的是一套包括行為規則在內的教導體係，正如歌德所言，是被人類眾生作為真理和約束力而接受的，或者至少，被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大多數人所接受。在寬泛而普遍的意義上講，基督教和佛教當然都是宗教，而儒家學說，就像你們知道的，已經成為一種宗教，因為它的教導已被承認是正確的，它的行為規則約束著整個中華民族，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賓塞的哲學即使在這種寬泛和普遍的意義上也沒有成為宗教。我認為，這就是儒家學說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賓塞的哲學之間的不同——一種依然保持著學者哲學的本色，而另一種則成為整個中華民族，也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蕓蕓眾生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