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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931年
鮑德溫先生的登場——勞合喬治的下臺——保護關稅政策的恢復——英國第一個社會黨人的政府——鮑德溫先生的勝利——我出任財政大臣——戰債與賠款——國內各階層的狀況不斷改善——興登堡當選德國總統——洛迦諾會議——奧斯汀張伯倫的功績——和平的鼎盛時期——平靜的歐洲——德國恢復繁榮——1929年的大選——我和鮑德溫先生的分歧——印度——經濟風暴——美好的希望破滅了——失業——麥克唐納第二任政府的倒臺——我開始被趕出政治舞臺——英國的金融動亂——1931年的大選 蕌
1922年間，英國出現了一位新的領袖鮑德溫。他在國際舞臺上原是一個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國內事務中也只是一個普通的角色。他在戰時曾任財政部財務大臣，而這時則當貿易大臣。從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勞合喬治起，直到1937年5月擺脫沉重的工作，滿載著榮譽和公眾的尊敬，嚴肅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鄉時為止，他是英國政治上的統治力量。我和這位政治家的關係，是我下面所要講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時很嚴重，但在所有這些年月中，直到後來，在我們個人之間從未發生過不愉快的會見或接觸，我也從來沒有感到在個人之間不能和他真誠交談和彼此了解。蕌 蕌
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受到因愛爾蘭法案而引起的來自黨內的壓力，隨著勢在必行的大選的臨近而日益增加。問題產生了：在大選前我們是仍維持聯合政府還是先把它解散。聯合政府內的各政黨和各內閣大臣曾經共事多年，共同擔負許多責任，所以在全國人民之前保持團結似乎更符合公眾的利益和英國政治的風度。為了使遠為強大的保守黨容易接受起見，首相和我曾在這一年初用書面提出辭職，並以私人身份支持保守黨的奧斯汀張伯倫組織新政府。保守黨的領袖們仔細考慮了這封信的建議以後，堅決地答復說他們不能接受我們這種犧牲，並說我們必須共同進退。這種俠義的精神未能得到黨內其他黨員的支持，這時保守黨覺得自己十分強大，足以獨掌國家權力。蕌
保守黨以壓倒的票數決定和勞合喬治破裂而結束了聯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辭職。早上他們這些人還是我們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們就成了我們的政敵，一心一意想把我們逐出政治舞臺。所有曾經和我們一起作戰的傑出的保守黨人以及大多數內閣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勳爵，都隨勞合喬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黨四個最能幹的人物：阿瑟鮑爾福、奧斯汀張伯倫、羅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勳爵。在這個緊要關頭，我因患闌尾炎而施行手術，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復知覺時才知道勞合喬治政府已經辭職，我不僅失去了我的闌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領及殖民地事務大臣的差使。我自認為，我在擔任該職時，不論在議會和行政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經因嚴重的健康原因離開我們的那位博納勞先生，勉強承諾出任首相之職。他所組成的內閣，可以稱之為“第二屆十一人內閣”。傑出人物鮑德溫先生任財政大臣。首相請國王下令解散議會，而人民也想有所改變。博納勞先生有鮑德溫先生在旁協助，再加上比弗布魯克勳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顧問，獲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數，很有希望能執政五年。1923年初，博納勞先生辭去首相職位而退休，後來病發去世。鮑德溫先生繼任為首相，寇松勳爵只好在新政府里當外交大臣了。蕌
這樣就開始了從1923年起的十四年時期，這也許可以稱為“鮑德溫—麥克唐納的統治時期”。這兩位政治家，最初輪流迭替，到後來在政治上結成兄弟之誼，共同統治著英國。在名義上，他們代表互相反對的兩個政黨，代表兩種不同的理論和互相敵對的利益，但實際上他們氣味相投，見解一致，方法相同，這確實是我國憲法自有首相一職以來任何兩個首相之間從未有過的。奇怪得很，兩個人彼此極為投機。拉姆齊麥克唐納抱有古老的托利黨的許多看法，而斯坦利鮑德溫除了工業家那種根深蒂固的擁護保護關稅這一點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黨內的許多人來，卻是一個溫和的更為真誠的社會主義代表。
鮑德溫先生並沒有因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顯位而目眩心迷。在別人向他道賀時，他說：“請你為我祈禱。”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勞合喬治將以保護關稅為號召，聯合許多與戰時內閣同時離職的、持不同政見的保守黨領導人來分裂政府的多數，甚或向黨的領導提出挑戰。于是，在1923年秋季，他決定先發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護關稅的問題。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發表演說，其結果只是使新選出的議會還沒有到期就壽終正寢。他極力表白自己並沒有這種圖謀；但若信以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對英國政黨政治的深刻認識了。根據他的建議，議會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個月之後，又舉行第二次大選。蕌
自由黨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集合起來，我也加進去了。我們在選舉中取得了一個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雖然是少數黨，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組閣。拉姆齊麥克唐納先生領導的工黨在下院中僅佔五分之二稍多的議席，鑒于阿斯奎斯無意組閣，麥克唐納先生才成為大不列顛的第一任社會黨人的首相，並且靠了歷史較長的兩個政黨的默許和相互爭吵，總算任職一年。英國處在佔少數的工黨的統治之下，極不安定，政治氣氛對自由、保守兩個反對黨極其有利，以致它們挑選了一個時機，在一個主要問題上一舉擊敗了工黨政府。于是又舉行另一次大選——這是不到兩年之內的第三次。選舉結果，保守黨所得席數比各黨加起來還多出二百二十二席。〔1〕在這次選舉之初，鮑德溫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對選舉的結果並無特殊的貢獻。不過以前他一直是保守黨的領袖，所以當選舉的結果公布時，他當然又當上了首相。蕌
這時我頗得保守黨的愛戴。在大選後六個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補缺選舉中，證明我確實掌握了保守黨的力量。我雖以一個獨立憲政主義者的身份參加競選，但有許多保守黨人為我效勞，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個委員會辦公室里，各由一名保守黨議員主持其事，他們這樣做是違抗黨的領袖鮑德溫先生和黨機構的本意的。這也是前所未聞的事情。在總數的兩萬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敗。在大選中，我作為一個“憲政主義者”以一萬票的多數重新當選為埃平選區的代表。那時我是不會用“保守黨”的名義的。在兩次選舉之間，我和鮑德溫先生有過幾次友好的接觸，但我不認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現在當他獲勝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對我會有什麼看法。當他邀請我出任我父親一度擔任過的財政大臣時，不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黨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後，我個人方面沒有受到任何壓力，而只是以我的選民的讚同，重新正式加入離開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黨和卡爾頓俱樂部。蕌
我在財政部遇到的第一個國際性問題，便是我們對美國的債務。在戰爭結束時，歐洲協約國共欠美國約一百億美元，其中英國欠四十億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協約國，主要是俄國，共欠我們七十億美元。1920年英國曾提議把戰債一律取消。這樣一來，英國至少在紙面上損失七億五千萬英鎊。由于自那個時候以來，幣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實上的數字可能還要多一倍，但始終沒有找到任何的解決辦法。1922年8月1日，在勞合喬治執政時期的鮑爾福照會宣布，美國如不向英國索債，英國也將不向它的債務國索債，不管是盟國或以前的敵國。這是一個有價值的聲明。1922年12月博納勞政府派遣了一個由財政大臣鮑德溫率領的英國代表團訪問華盛頓，結果英國同意：不論它從它的債務國收回多少債款，英國應付還對美國的全部戰債，利息由百分之五減至百分之三點五。
這個協定引起了熟悉情況的各界人士的深切關注，尤其是對首相本人。英國在戰爭中，也同這次戰爭一樣，自始至終進行戰鬥，已弄得民窮財盡，而這個協定，又使英國在今後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須支付出三千五百萬鎊。不單在英國，就是許多並無利害關係的美國財政權威，也認為這個協定的根據，無論對債務者和債權者來說都是一種嚴厲的、缺乏先見之明的條件。柯立芝總統說：“他們借了我們的錢，不是嗎？”這句簡潔的話雖屬真實，但亦未盡然。各國之間的償付，如果採取運交貨物或勞務的方式，尤其是採取互利的交易，那不僅是公道的，而且對雙方都有好處。但是，如果償付的方式只是獨斷地、人為地要把戰時財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項加以兌付，那就勢必擾亂世界經濟的整個進程。這種償付方式，無論是向一個共享勝利但戰創深巨的盟國索取，或者向一個戰敗的敵國索取，同樣都會產生這種情況。鮑德溫-柯立芝債務協定的執行，是其後不久使世界陷于經濟崩潰、阻礙世界復興並激發仇恨心的一個明顯因素。
美國新近把關稅提高，並且幾乎把所有已經採掘的黃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庫里去，這使對美國債務的償還付息更為困難。它強加給歐洲其他協約國的決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較輕而已。這種做法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使各國向德國加緊勒索。我完全讚同1922年鮑爾福照會的政策，並在當時曾為之辯護；在我任財政大臣時又加以重申，並為此而採取了行動。我認為，如果英國因為這個緣故而不僅成了美國的債務國，而且也成為替美國索債的人的話，那麼，華盛頓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債之舉實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國並沒有產生這種反應，事實上卻對這種議論大為不滿。美國繼續堅持英國必須每年償還債務，只是減低了利率。
因此，我們除了要德國償付已經削減的賠款之外，又必須和其他協約國商討解決辦法，以便我們能夠取得每年須向美國國庫繳納的三千五百萬鎊。于是，德國就受到了極大的壓力，還得被迫接受一個幹涉德國內政的討厭的國際監督機構。美國收到英國三次如數付款，而這筆款又是英國根據修訂過的道威斯計劃的比例向德國勒索得來的。
那時，我住在唐寧街11號，和鮑德溫先生比鄰相居幾乎達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財政部辦公，路經他的住處時，幾乎都去看他，並在內閣會議室里談幾分鐘話。我是他的主要僚屬之一，對于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負一份責任。在這五年期間，國內的復興有了可觀的成績。這個政府是一個沉著而又幹練的政府，在此時期內，逐年都有顯著的進步和恢復。在政綱方面，雖然不能吹噓說有什麼驚人的或引起爭論的了不起的大事，但無論根據經濟的還是財政的標準來衡量，人民大眾的生活確見改善了。在我們任期終了之時，國內和世界的景況，比起我們就任之初來要舒適和富饒得多。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實在的評論。
在整個歐洲，政府獲得了好名聲。
這時興登堡在德國上臺掌權。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和戰敗後的德意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現在全國必須選舉一個新總統。所有的德國人過去一向是在家長式的專制政治之下長大，並受到言論自由和議會反對派這種影響深遠的習慣的調節。失敗的戰神張著羽毛脫落的翅膀，給德國人帶來了極端的民主體制和各種自由權利。但德國所經歷的一切使全國四分五裂，彷徨而無所適從。各黨各派互爭雄長，爭權奪利。在一片混亂之中，出現了轉向興登堡元帥的強烈願望。興登堡這時已退休在家，但仍受人們愛戴。他仍舊忠于流亡國外的皇帝，讚成“按照英國的樣板”恢復帝制。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時好之舉。當他被提名為在魏瑪憲法下的總統候選人時，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說：“讓我過平靜的生活吧！”
然而，請他出山的壓力繼續存在，最後找到了提爾皮茨海軍大將去說服他，才使他不再猶豫，放棄他的本意而為國家負起責任。對于為國盡職，則是興登堡向來勇于承擔的。興登堡的競選對手是天主教中央黨的馬克斯和共產黨的臺爾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國舉行選舉。
投票結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興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六
十六票；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萬一千六百十五票；臺爾曼，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一票。興登堡聲名顯赫，這次競選又出于多方勸說才勉強答應，與各方利益又無牽連，在競選者之中佔了上風，結果以不及一百萬的多數獲選，在全部票數中還沒有達到絕對的多數。當他的兒子奧斯卡爾在早上七點鐘把他叫醒並告訴他這個消息時，他把兒子罵了一頓：“你為什麼要早一個鐘頭叫醒我？就是到了八點鐘，事情也會是一樣的呀！”說完又去睡覺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時間才起床。
興登堡的當選，在法國一開始就被視為德國的新挑戰。英國方面的反應則比較平穩。我一向希望看見德國恢復它的榮譽和自尊心，讓戰爭帶來的仇恨心歸于消失。所以這個消息根本沒有使我感到焦慮。勞合喬治在我們再次見面時對我說：“他是一個極通情達理的老人。”的確，當興登堡還沒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確實是這樣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廢物也總比一個暴君好些。”〔2〕不過，他已經七十七歲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幾乎沒有人會預料他能再度連任。他在各個政黨之間盡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總統任期內的確給予德國以一種並不威脅其鄰國的穩重的力量和安寧。
1925年2月，德國政府向當時法國總理赫里歐提出一個建議。德國政府的備忘錄聲明，如果在萊茵河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尤其是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能簽訂一個以美國政府為保證人的公約，規定在一個長時期內承擔不對訂約國發動戰爭的莊嚴義務，則德國願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國也可以接受一個保證萊茵河區疆界現狀的公約。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事件。法國政府著手同它的盟國磋商。在英國方面，奧斯汀張伯倫于3月5日在下院公布這項消息。由于法國和德國出現國會危機，延緩了談判的進行，但經過倫敦與巴黎之間的協商後，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國駐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國外交部長施特雷澤曼提出一個正式的照會。照會宣稱，除非以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作為先決條件，否則不能達成任何協議。德國不得提出修改和約條件的任何提議。比利時應列入訂約國之內；最後，應訂立一個法德仲裁條約，作為萊茵蘭公約的當然補充。
6月24日，英國下院就英國應採取什麼態度舉行辯論。張伯倫先生說明，按公約規定，英國所承擔的義務只限于西歐。法國也許要確定它同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殊關係，但英國將不承擔在國際聯盟盟約明確規定之外的任何義務。各自治領對西歐公約並不熱心。史末資將軍希望避免區域性協定，加拿大態度冷淡，只有新西蘭準備無條件接受英國政府的意見，但我們仍然堅持。在我看來，解決法、德兩國千年來的衝突，似乎是我們最高的目標。如果我們能把高盧及條頓兩大民族，在經濟上、社會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團結，以防止發生新的糾紛，而實現共同的繁榮和相互的依賴，使過去的對立消失，則歐洲即可再度興旺起來。在我看來，英國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調和法國和德國之間的紛爭，此外似乎沒有其他利益可以與此相比或與此相抵觸。直至今日，我的見解仍然是如此。蕌
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先生提出了為各黨所尊重的見解，內閣一致對他給予支持。德國在7月間對法國的照會提出答復，接受把西歐公約和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兩件事結合起來，但說明關于普遍裁減軍備的問題有先行成立協議的必要。白里安先生來到英國，就西歐公約以及與此有關的問題進行長時間的討論。8月間，法國取得英國的完全同意，正式答復德國。德國必須無條件加入國際聯盟，作為必要的第一步。德國政府接受了這個條件。這就是說，和約的規定，除非或直到經過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將繼續有效；德國也沒有得到協約國裁減軍備的具體保證。此外，德國人在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壓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約中關于戰爭罪責的條款，要求阿爾薩斯—洛林問題暫不解決，要求協約國軍隊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國政府都沒有十分堅持，但即使堅持，協約國也不會答應的。
在這個基礎之上，洛迦諾會議于10月4日正式舉行。在光坦如鏡的湖水旁邊，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會議的成就是：第一，五國訂立了相互保證條約；第二，德國和法國、德國和比利時、德國和波蘭、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分別訂立了仲裁條約；第三，法國和波蘭、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分別訂立了專門的協定，協定規定：如果西歐公約破裂並接著發生無理的軍事行動時，法國保證援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兩國。這樣，西歐民主國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況下保持相互之間的和平，一致反對任何訂約國破壞協定，對兄弟國發動侵略。英國向法、德兩國提出莊嚴的保證：如兩國中任何一國成為無故侵略的對象，則對該國給予援助。這種影響深遠的軍事義務獲得了議會的承認和全國的熱烈支持。這樣的一項工作，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至于英國或法國是否有義務裁減軍備，或裁減至何種程度這個問題並沒有受到影響。我作為財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這些問題。我對于這種兩個方面的保證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國保持軍備，而德國廢除軍備，則德國當無進攻法國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國進攻德國，這就會自然而然地使英國成為德國的盟國，這樣法國就絕不會進攻德國。這個建議，在理論上似乎有危險——如德、法之間發生戰爭，我們就得保證加入這方或那方——但是像這樣的一場災禍實際上是很難遇到的；這反而是防止災禍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對于法國裁減軍備和德國重新武裝，向來都表示反對，因為這會立刻給英國帶來更大得多的危險。在另一方面，英國和國際聯盟（根據協定德國已加入國際聯盟），給德國人民提供了一種確實的保護。這就造成了一種均勢，在這種均勢中，以結束德法之間的紛爭為其主要利益的英國，基本上居于公證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們希望這種平衡局面能維持二十年，在此時期內，在長期和平、信任增長和財政負擔的種種影響之下，協約國的軍備也將逐漸縮減。顯而易見，德國的實力一旦和法國大致相等，危險就會出現，更不用說德國變得比法國更強大了，但所有這些情況都似乎因有莊嚴的條約義務而被排除。
洛迦諾公約只涉及西歐的和平，因而希望繼之有一個所謂“東歐的洛迦諾公約”。如果能夠以防止德法戰爭的可能性的同樣精神和措施來控制住德俄之間未來戰爭的危險，那我們就會感到很高興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澤曼領導下的德國，也不願意放棄德國在東部的要求，也不願接受領土條約中關于波蘭、但澤、走廊地帶和上西里西亞的規定。蘇俄處在由各個反布爾什維克的國家所組成的“防疫線”的後面，在孤立的狀態中盤算著。雖然我們繼續努力，但在東歐方面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我對于使德國在東部邊界上得到較大的滿足的企圖從未置若罔聞。但在這短短的有希望的幾年中，始終沒有碰到好機會。
人們對1925年底洛迦諾會議所產生的條約都熱烈歡迎。鮑德溫第一個在外交部簽字。外交大臣因為沒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寧街11號的餐廳，同施特雷澤曼親密、友善地共進午餐。我們在極其友善的氣氛中聚會，並且一致認為，如果歐洲最大的國家真正團結起來，又自感到獲得了安全，則歐洲的前途將是無限美好的。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文件獲得議會真誠的同意以後，奧斯汀張伯倫先生獲得了嘉德勳章和諾貝爾和平獎金。他的成功就是歐洲復興的滿潮標記，從此便開始了和平復興的三個年頭。盡管舊有的敵對只是處在睡眠狀態中，新兵擊鼓之聲已隱約可聞，但我們還是有理由希望：根據確實得到的基礎，我們將打通一條向前邁進的道路。
在鮑德溫第二屆政府結束的時候，歐洲風平浪靜，不僅為過去二十年所沒有，而且在此後至少二十年中也沒有。自從我們締結了洛迦諾條約以後，對德國有一種友善的情感，法國的軍隊和協約國派遣軍在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從萊茵蘭撤退了。新德國加入了不完整的國際聯盟。在美、英貸款的體貼入微的幫助之下，德國很快就復興起來。它新建的遠洋輪船獲得了橫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榮譽稱號。它的貿易有飛躍的發展，國內情況十分繁榮。在歐洲，法國和它的同盟體制也似乎安然無恙。凡爾賽和約關于廢除軍備的條款也沒有遭到公開的破壞。德國的海軍已不復存在。德國的空軍在禁止之列，並尚未再起。在德國有許多有勢力的人物，至少為了慎重起見，強烈反對進行戰爭，而德國的最高統帥部也不相信協約國會容許他們重整軍備。另一方面，在我們面前卻展開了我在下面稱之為“經濟風暴”的形勢，但對此有所察覺者，卻只限于寥寥可數的一些財政界人士；而且他們看到前途太嚴重，也嚇得噤若寒蟬。
1929年5月的大選表明：政黨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變之心，是影響選民的強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黨較之保守黨只佔微弱的多數。約有六十席的自由黨卻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很明顯，在勞合喬治的領導之下，自由黨一定會對保守黨採取敵對的立場，至少在開始時是如此。我和鮑德溫完全同意：我們不應以一個少數黨的地位或依賴自由黨的靠不住的支持來組織政府。因此，雖然內閣和黨內對應採取的方針有些意見分歧，鮑德溫還是向國王提出了辭呈。我們全體乘專車到溫莎，繳奉印綬，正式辭職；6月7日，拉姆齊麥克唐納第二次任首相，成為依賴自由黨支持的少數黨政府的領袖。
這位社會黨人首相希望：他的工黨新政府將對埃及作出重大讓步，在印度進行遠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國的裁軍等等，借此來使工黨政府揚名天下。他算定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黨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議會中贏得多數。我和鮑德溫的分歧從此開始。自此以後，五年前他挑選我為財政大臣而產生的那種關係，就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當然我們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觸，但我們都知道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我認為，在帝國的和國內的一切重大問題上，作為反對黨的保守黨應該強烈反對工黨政府，應該維護英國的尊嚴，就像在迪斯累里勳爵和索爾茲伯里勳爵領導下那樣，應該毫不猶疑地進行論爭，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國的響應也在所不計。就我所見，鮑德溫已感到堅決維護不列顛帝國的光榮偉大的時代早就已經過去了；他並且認為，保守黨的希望在于適應自由黨和工黨的力量，再相機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輿論的強烈情緒和大部分選民從他們的手中奪過來。他在這上面當然是極為成功的。他是保守黨從來不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黨務經理人。他作為保守黨的領袖，參加過五次大選，三次獲勝。對于這些一般性問題，只有歷史才能夠作出評判。
我們之間發生斷然的決裂，是由印度問題而起的。首相在保守黨的印度總督歐文勳爵以及其後的哈利法克斯勳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動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于是在倫敦舉行了一個奇特的會議，剛從寬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釋放出來的甘地先生，竟成為會議的中心人物。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會中所發生的爭論的詳細情形，就沒有必要在這部書里一一敘述了。當政府決定釋放甘地，以便他作為民族主義印度的使者出席倫敦會議的時候，我和鮑德溫的關係就破裂了。他對于事態的演變似乎頗為滿意，他同首相和總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斷然把作為反對派的保守黨引導到這條道路上去。我堅決認為，這樣做，其最後的結果必定會使我們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會遭受到無法估計的禍害。因此不久我便為了這個問題辭職退出“影子內閣”。1931年1月27日，我給鮑德溫先生的信中寫道：
我們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經公開。過去承蒙你邀請參加你的事務委員會，現在我覺得不應再出席了。無須煩言，我將盡力幫助你在下院反對工黨政府；我也將在大選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黨的失敗。
在1929年，直到第三季度末，到處都呈現日益繁榮的希望和景況，尤其是在美國。極端樂觀主義縱容了瘋狂的投機事業。有人著書證明，經濟危機這個階段已被不斷擴大的企業組織和科學所克服了。9月間，紐約證券交易所主任還說：“我們顯然已經把我們所知道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給結束了。”但在10月間，一陣突發的狂烈的風潮橫掃華爾街。雖然力量最為雄厚的機構進行了幹預，也不能遏止恐慌拋售的狂潮。一些重要的銀行籌出了十億美元的資金，以求維持和穩定市場。但一切都是枉費心機。
在以前的年月中，很快積累得來的表現為票面價值的全部財富，瞬間化為烏有。在信貸膨脹這個龐大建築上發展起來的美國幾百萬個家庭的繁榮，現在突然證明這只是一種幻覺。在此之前，甚至最有名的銀行也用低息鼓勵人們從事全國性的股票投機，此外還興辦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房屋、家具、汽車、各式各樣家庭日用品以及延期付款的辦法等龐大商業係統。所有這些，現在都一起完蛋了。大規模生產的工廠陷于混亂和癱瘓狀態。僅在一天以前，成千成萬的技師和工人已開始坐小汽車上班，使停車場也成為一個迫切問題。整個社會一直進行著極其活躍的生產活動，制造各種各式的優良產品，供億萬人享受。但在今天，這個社會卻陷于工資猛降、失業增加的悲慘境地。美國的銀行係統遠沒有英國那樣集中，也沒有那麼牢固的基礎。有兩萬家地方銀行停止付款。人與人之間在貨物和服務上的交換方式已被打得粉碎，而且，華爾街的崩潰波及每一個家庭，不論是貧的還是富的。
盼望有更多得多的財富、讓更多的人共同享受更舒適的生活，這是曾使美國人民神魂顛倒的美麗憧憬，但不要認為這純粹是妄想狂和市場狂。任何一個社會從來不曾生產、共享和交換過為數如此巨大、種類如此繁多的貨物。如果人類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勤勞和技巧，則彼此之間所能增進的利益，確實是無可限量的。然而，虛榮、幻想和貪得無厭卻大大地超過了實際取得的成就，終于把瑰麗的外貌毀壞殆盡。在1929年到1932年期間，緊接著股票市場的崩潰，就是物價慘跌和隨之而來的生產減縮，從而引起了大規模失業。
經濟生活的紊亂產生了世界性的後果。失業和生產的下降又使貿易普遍緊縮。各國紛紛實行關稅的限制政策，以保護國內市場。這次總危機又帶來了尖銳的金融危機，使國內信貸陷于癱瘓。破產和失業遍及全球。麥克唐納政府曾提出過種種的諾言，但到1930年至1931年，面對著一百萬到將近三百萬人的失業，弄得他頭昏腦漲。據說在美國，失業的人數達一千萬。這個巨大的共和國的整個銀行業，已陷于混亂並頃刻崩潰。其造成的災禍，波及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不過在英語世界中還沒有人餓死。
一個以攻擊資本為其基礎的政府或政黨，總是難以保持對于像英國那樣島國的高度人為的經濟所至關重要的信心和信用的。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完全無法應付所面臨的問題。他們甚至不能運用黨的紀律或採取必要的有力行動來使預算平衡。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早已處于少數地位而又喪失了一切財政信心的政府，是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的。
工黨政府應付這次風潮的失敗，英國財政信用的突然崩潰，自由黨及其有害的平衡力量的瓦解，所有這些導致了一個聯合政府的產生。看來只有由各黨組成的政府才能應付這次危機。麥克唐納先生和他的財政大臣，本著強烈的愛國熱忱，力圖引導工黨群眾擁護聯合政府。鮑德溫先生一向認為，只要他保持他的權力，別人盡可以擔任官職。現在他願意在麥克唐納之下服務。他這種態度固然值得尊敬，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勞合喬治先生做手術後還在休養（以他的年齡來說，情況是嚴重的），于是由赫伯特塞繆爾爵士率領大多數自由黨人參加了各黨聯合政府。
我沒有被邀參加聯合政府。在印度問題上，我已在政治上和鮑德溫發生分裂。我又是一個反對麥克唐納工黨政府政策的人。我和別人一樣，也感到有成立聯合政府的必要。但我被置在這個政府之外，既不使我驚訝，也不使我感到不快。事實上，在政府改組的時候，我還在戛納繪畫。如果那時我被邀參加，我會做出點什麼呢？我也不知道。討論事實上從來不存在的令人懷疑的誘惑純屬多余。在這年夏季，我曾經同麥克唐納談過聯合政府的事，他表示有興趣。但那時我在政治舞臺上處于很為難的地位。我擔任內閣官職已有十五年之久，現在正忙于寫我的《馬爾巴羅傳》。對于那些在喧嚷的政治旋渦中的人來說，當時的政治戲劇的確是扣人心弦的。但我可以坦白地說，我在國家緊張關頭被斷然拋棄，並不使我感到憤懣，更說不上傷心，只是有所不便。從1905年以來，在下院開會時我總是坐在前排的席位，可以在我的座位上站起來發言，比較方便。我可以把發言稿放在講桌上，多少給人以即席發言的印象。現在我必須有點困難地在政府席那邊的過道後面找個座位，在發言時必須把稿子拿在手里；同其他著名的前內閣大臣們進行辯論時，就只好碰運氣了。不過我還是常常得到發言機會。
新政府的成立並沒有制止住金融危機。當我從國外回來時，發現在勢必舉行的大選行將到來之時，什麼問題都沒有獲得解決。選民作出了無愧于英國民族的決定。聯合政府在工黨的締造者拉姆齊麥克唐納先生的領導下宣告成立。他們向人民提出了一個厲行節約和要求付出犧牲的綱領。這是“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早期版本，只是當時還不存在戰爭和生死攸關的危險所帶來的刺激或要求罷了。最嚴峻的經濟政策必須實行。每個人的工資、薪俸或收入都必須削減。人民大眾被要求投票擁護一個厲行緊縮節約的政府。人民響應了，就像往常當他們激發起英雄氣概時所表現的那樣。盡管政策背棄以前的聲明，廢除金本位；盡管鮑德溫先生不得不停止償付而且永遠也不再償付美國戰債（這些美國戰債是鮑德溫迫使1923年的博納勞內閣向美國償付的），自信心和信用還是恢復了。新政府獲得了壓倒多數的擁護。麥克唐納先生出來組閣，但在他自己的政黨中，只得到七八個人的支持；而僅僅有五十個他的黨內反對派和他以前的追隨者當選為議員。他的健康狀況和精力迅速衰退；在決定命運的將近四年的時期內，他在越來越衰老的情況下在英國政體的最高地位執政。就在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就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