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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拉爾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誼，那時他是外交部的紅人，是外交事務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達到了有資格對政策發表負責意見的地位，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觸，他可以有范圍很廣的自由處理權。他是一個惹人歡喜和什麼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奧學識為基礎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樣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險日漸迫近我們，但他比我有更為確實的情報。這種共同的認識促使我們彼此接近。我們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會，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韋爾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級官員一樣，他以充分的信任來同我談話。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強對希特勒運動的看法。那時我在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已有許多聯係，這使我能夠給他相當數量的情報，供我們共同研究。
自從1933年以後，威格拉姆對政府的政策和事態的演變深感憂慮。雖然他的上司對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響亦有所增長，但他還是一再想辭職。他的談話非常有力量而得體，凡是曾經和他接洽過重要事務的人以及其他許多人，對他的見解都越來越重視。
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夠在這個小圈子里進行透徹而深刻的討論，對于我，也許對于國家，都有重大的價值。而在這方面，我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國外情報。我和法國幾個部長以及法國政府歷屆元首都有密切的聯係。那位《晨郵報》著名社論作家的兒子伊恩科爾文，是《新聞紀事報》駐柏林的記者。他深入到德國政治之中，同德國幾個重要的將軍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運動將招致國家毀滅的性格高尚的有身份的人，發生極為秘密性質的接觸。有幾個德國上層人物從德國來找我，向我傾吐他們內心的憤慨和痛苦。這些人，大多數在戰爭時都被希特勒處決了。我也從其他方面來查證和提供關于我們整個空防局勢的資料。這樣，我就和許多內閣大臣一樣熟悉情況了。我從各方面得來的材料，尤其包括從國外聯係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經常向政府報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許多高級官員的個人關係，是密切而無拘束的；我雖常常批評他們，但我們之間仍舊維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們正式讓我看了許多極其機密的資料。從我擔任政府高職的長期經驗中，我也知道一些國家的絕密材料。所有這些，使我可以不憑報紙所載消息來確定和保持我的見解，雖則明眼人從報紙上亦可窺索出許多問題。蕌
在威斯敏斯特議會里，我繼續提出印度問題和德國威脅問題這兩個主題。我時常在議會發表警告性的演說。這些演說雖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不幸並沒有使擠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兩院聽眾有所醒悟而行動起來。關于德國威脅的問題，同對印度問題一樣，我在議會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組成分子與“保衛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羅伯特霍恩爵士、愛德華格里格爵士、溫特頓勳爵、布雷肯先生、克羅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幾個人，組成了我們的集團。我們經常定期聚會，基本上匯集了我們的情報。大臣們對于這一個由他們自己的擁護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組成的有影響的但並非不友好的團體，還是頗為重視的。我們隨時可以引起議會的注意和發起正式辯論。
請讀者原諒，讓我以較輕松的心情講一講我個人的一件題外事情。
1932年夏季，為了寫我的《馬爾巴羅傳》，我訪問了他曾在尼德蘭和德國打仗的古戰場。我全家連同“教授”一起同行，沿著1705年馬爾巴羅從尼德蘭到多瑙河的著名行軍路線進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們在科布倫茨渡過萊茵河。當我們一路經過這些美麗的地區，經過一個又一個古代名城的時候，我很自然地去打聽希特勒運動的事情，我發現這是每一個德國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氣氛。我在布倫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後，乘車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在里吉納旅館里，一個不速之客來拜訪我們中間的一些人。他是漢夫施滕格爾先生，他說了一大堆關于“領袖”的事，看來他同領袖有密切的關係。看上去他是一個精神飽滿而又健談的人，操著流利的英語，因此我就邀請他共進晚餐。他給我們生動地講述希特勒的活動和見解，他說得好像著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來同我接觸的，顯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歡。吃完飯後，他走到鋼琴旁邊，又彈琴，又唱歌，彈唱了許多曲子，果然別具一格，我們得到極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歡的英國歌曲。他是一位極會應酬的人，而且當時我們也知道他是領袖所寵愛的人。他說我應該見見希特勒，而且再便當不過。希特勒先生每天五點鐘左右都到旅館來，一定很願意和我談談。
當時我對希特勒並不抱有什麼民族偏見。關于他的理論或著作，我只略有所聞，而對于他的為人，更是不了解。在國家戰敗時奮起的人我都很欽佩，即使我是他的對立面。如果他願意，他自然有做一個愛國的德國人的充分權利。我一向要求英國、德國和法國都和睦相處。當我和漢夫施滕格爾談話時，我隨便說起：“你們的領袖為什麼對猶太人這樣殘暴？憤恨那些幹過壞事或反對國家的猶太人，我是能夠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們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實行壟斷，因此加以反對，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單單為了一個人的血統便加以反對，這是什麼意思呢？任何人對自己的血統，又怎麼能夠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這番話轉告希特勒了，因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帶著很嚴肅的神情趕到我處，告訴我，他為我說好會見希特勒的事不能實現了，因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館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普齊”（他的愛稱），雖然我們在旅館還住了幾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見面的唯一機會。以後他大權在握，曾幾次邀請我，但到那時，情況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我都謝絕了。
在這段時期，美國仍然全神貫注地致力于急速變化的國內事務和經濟問題。歐洲和遙遠的日本，凝視著德國軍事力量的勃興。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小協約國”和一些巴爾幹國家越來越惶恐不安。法國因得到了關于希特勒活動和德國備戰的大批資料，就更為焦慮了。我聽說，法國對德國嚴重破壞和約的情況，有精確的記錄，但我問過我的法國朋友，為什麼不把這個問題向國際聯盟提出，邀請——甚至召喚德國出席，要求它解釋它的行動和具體說明它到底在做些什麼，他們回答我說，英國政府一定不會讚成這一個驚人的步驟。這樣，在一方面，麥克唐納在鮑德溫的政治權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國勸說裁軍，而英國更是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國的實力則可以飛躍增長，公然採取行動的時刻越來越迫近了。
在這里，有必要替保守黨說幾句公道話。自從1932年以來，在每一次保守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由勞埃德勳爵和克羅夫特爵士等有聲望人士所提出的關于要求立即加強軍備以應付國外日漸嚴重的危機的議案，都獲得幾乎一致的通過。可是，這時在下院中的執政黨議會領袖，對議會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個政黨和在野的工黨又是那麼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以致國內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時局的徵兆和情報機構所獲得的證據都不能觸動他們。這是我們歷史上一再發生的不幸時期之一，在這樣的時期中，高貴的英國民族似乎從高位上跌下來，失去一切觀念和目的，對外來危險的威脅畏縮不前，在敵人磨刀霍霍之時，卻迂腐地空談一些陳詞濫調。
在這個黑暗的時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們的接受或縱容。1933年，牛津大學俱樂部的學生，在一位叫做喬德先生的鼓動之下，通過了一項真夠丟臉的決議：“本院絕不為國王和祖國而戰。”這一類的插曲，在英國國內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國，在俄國，在意大利，在日本，人們已深深感到英國已萎靡不振了，而且這種看法支配了他們的一些謀算。通過這個決議的傻孩子們絕沒有想到，他們早已注定要在行將爆發的戰爭中，不是取得勝利，就是光榮犧牲，要在戰場上證明他們自己是英國迄今最優秀的一代人；而他們的長輩，由于沒有機會在戰場上來自贖，恐怕就找不到什麼寬恕的理由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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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我們在下院又有一次辯論。我回到我的主要論題：
我們讀到了（德國）超乎尋常地大量輸入廢鐵、鎳和軍用金屬的消息，我們讀到了關于這個國家盛行全國的軍國主義精神的一切消息；我們還看到他們正以一種嗜血的哲學來向青年灌輸，這是自野蠻時代以來所未有的。看到這些正在活躍起來的力量，我們不要忘記，這就是曾經同整個世界作戰並且幾乎把世界擊敗的那一個強大的德國，在那次戰爭中，它以一個人的生命換取對方兩個半人的生命。〔3〕如果你知道了這些準備、這些理論和這些公開提出的主張，就不難理解德國周圍各國都感到驚慌失措了……
當在歐洲方面，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在戰爭實力的對比上出現了這種可怕的轉變的時候，在遠東方面，非侵略的和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也出現了完全缺乏協調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歐洲事態惡化的復本，這都是由于從前的協約國和未來的同盟國的領袖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經濟風暴，對日本的影響並不亞于對世界其他部分的影響。自1914年以來，日本的人口由五千萬增加到七千萬。它的冶金工廠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費用不斷上漲。稻米的生產停滯不前，輸入糧食又很昂貴。原料和國外市場的需要日益迫切。在嚴重的經濟蕭條期間，英國和其他四十個國家都越來越覺得不得不採取限制政策或關稅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標準的勞動條件生產出來的日本貨物。中國不僅一向是日本棉織品和其他工業制品的主要輸出市場，也幾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鐵的唯一的來源。因此，重新確保對中國的控制就成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標。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騷亂為借口，佔領沈陽和南滿鐵路沿線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國解散一切反日團體。經中國政府拒絕後，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陸。中國進行了英勇的抵抗，雖然缺乏飛機、反坦克炮和任何現代武器，但仍然堅持抵抗達一個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失之後，他們不得不撤出吳淞口炮臺，退至離海岸約十二英里的新陣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滿洲傀儡國。一年以後，中國的熱河省又被兼並，而且日本軍隊深入到沒有設防的區域，直達長城。這種侵略行動，是和日本遠東勢力的增長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軍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對華的暴行，從第一槍開始就在美國引起最強烈的反對。但孤立政策卻採取騎牆的態度。如果美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那麼，它就一定會領導國際聯盟對日本採取集體行動，而美國自己也會在集體行動中成為國際聯盟的主要委托國。在英國方面，它表示不願意單獨同美國採取共同行動；他們也不希望在國際聯盟憲章所規定的義務以外卷入反對日本的旋渦之中。英日同盟的終止，削弱了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及其長久建立起來的權益，使一些英國人士感到不滿。英國政府當時正在為了嚴重的財政問題和歐洲局勢的日漸緊迫而大傷腦筋，它在沒有希望獲得美國在歐洲方面相應的支持的情況下，在遠東方面沒有站在美國一邊發揮重要的作用，也是無可厚非的。
中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雖然它沒有付清應繳納的款項。它向國際聯盟呼吁，完全是正義的。1931年9月30日，國際聯盟要求日本把軍隊撤出滿洲，12月，還指派了一個調查團赴當地調查。李頓勳爵被任命為該調查團的主席。他是名門世家的後裔。他過去曾任孟加拉省長和印度代理總督，在東方有過多年的經驗。調查團一致通過的調查報告，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文件，是認真研究中日衝突的基礎。滿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報告中有仔細的敘述，提出的結論是明明白白的：滿洲國是日本參謀部的人為產物，這個傀儡國家並不是根據人民的願望而成立起來的。李頓勳爵及其同僚在他們的報告中，不僅分析了形勢，而且提出了國際解決的具體建議。這就是宣布滿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國的一部分，受國際聯盟的保護；此外由中日兩國訂立一個全面的條約，規定兩國在滿洲的權益。國際聯盟雖然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這並無損于李頓調查報告的價值。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就這個文件寫道：“它立刻成為並且迄今仍然是報告所涉及的問題的極為公正的權威。”1933年2月，國際聯盟宣布不能承認滿洲國。國際聯盟沒有對日本進行制裁，也沒有採取任何其他行動，日本卻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際聯盟。在上次大戰中，德國和日本各在對立的方面；而現在則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當世界局勢非常需要國際聯盟的活動和力量的時候，國際聯盟在道義上的權威卻顯出缺乏任何實質上的支持。
我們必須認為，在這個性命攸關的時期里，不僅英國這個基本上由保守黨執政的聯合政府的行為，而且政府內外的工黨或自由黨人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歷史的譴責。他們陶醉于悅耳的陳詞濫調，而不願正視不愉快的事實；只求嘩眾取寵，獲得選票，而不顧國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誠意地愛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單憑一心熱愛就能為和平奠定基礎；聯合政府中兩黨的領袖顯然都是理解遲鈍；鮑德溫先生對歐洲的情況毫無所知，一提到歐洲問題就感到厭煩；強烈的和平主義情緒支配著當時的工黨；自由黨人又熱衷于不切實際的想法；昔日的戰時偉大領袖勞合喬治未能繼續為他的事業奮鬥，甚至比這一情況更糟；全部做法都獲得兩院的壓倒多數的支持：所有這些就勾畫出一幅英國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雖無詭詐，但罪責難逃；雖無惡意或陰謀，但對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慘的境地卻起了明顯的作用。這種恐怖和悲慘的情況，就當時已顯示出的程度來說，已是人類經歷中無可比擬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