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被蝗蟲吃光的年代 2

　　1932年5月，當各黨在下院對裁軍的美德大加讚賞的時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為應準予保持和應予廢止兩類的新的劃分界線。他稱之為“質量上的裁軍”。這種說法適足以暴露其荒謬而難以使議員信服。我說：

　　外交大臣告訴我們，要把武器分為進攻性和防禦性兩個范疇是困難的。這當然是對的，因為幾乎每一種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進攻，也可以用作防禦；既可以由侵略者來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無辜的受害者來使用。為了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說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性武器這一個罪惡的范疇。但1914年德國入侵法國達到高潮的時候，並沒有使用這些武器。重炮被稱為“一種進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設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質是屬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戰場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它當然會被搬到戰場去的——它就立刻變成惡劣的、罪惡的和黷武的了，而且必須被視為人類文明所不允許的。以坦克為例，德國人在入侵法國之後，深挖戰壕；在兩年之內擊斃一百五十萬試圖解放法國領土的法英兩國士兵。坦克的發明，是為了制服德國人用來守住在法佔領地的機關槍火力，在趕走侵略者的戰鬥中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現在，很明顯，德國為了保持所佔領的法國十三個省而使用過的機關槍，要被視為善良的、防守性的機關槍，而用來保住協約國許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卻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責備和咒罵……

　　比較正確的分類，我想，應該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時會漫無目標的武器，這些武器不僅導致戰場上戰鬥人員的傷亡，而且導致遠離戰場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兒童的傷亡。在我看來，這才是在日內瓦開會的各國有希望獲得談判結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戰爭臨近的警告：

　　德國的軍事力量如果同法國的相接近，我將深以為憾。有人認為這種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認為這是對德國的公平待遇，他們都是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對那些希望看到德法軍備均等的人進一言：“難道你們想打仗嗎？”就我個人來說，我衷心希望我這一輩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德法軍備相接近的情況。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味著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但我可以肯定，德國應取得與法國相等的軍事地位的這種議論，如果一旦見諸于事實，就一定會把我們帶到不堪設想的災難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國空軍預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黨和工黨對于當前局勢的演變完全缺乏認識。我不得不說話了（1933年3月14日）：

　　我聽到次官說，我們只是居第五位的空軍國家，十年計劃要推遲到明年才實行。我深感遺憾。我聽到他自豪地宣稱空軍部在本年內沒有成立過一個新單位，這使我引以為憂。事態的發展使這些想法越來越顯得荒唐。我們應該聽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強我們的空防建設。

　　在所謂的聯合政府之下，英國的輿論顯得越來越放松對德國的戒備。1931年7月21日，法國毫無結果地在一個備忘錄中正確指出：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繼德國單方面廢除軍備之後，各國將實行普遍裁減軍備這個一般性的保證，並不構成一種條約義務，更不是不管時勢和環境如何都必須強制履行的義務。然而，當1932年出席裁軍會議的德國代表團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對他們重整軍備權利的一切限制時，竟得到英國報紙的有力支持。《泰晤士報》稱之為“對不平等待遇的適時補救”。《新政治家報》稱之為“對各國平等的原則的無條件承認”。這就是說，應該準許七千萬德國人重行武裝，準備戰爭，而最近一次艱苦戰爭中的勝利者卻不許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這是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萬人口的法國與比其幾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國之間的平等！

　　英國的姿態給德國政府壯膽，他們把這種姿態看做是民主和議會制的社會給一個北歐種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軟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頹廢性。他們有希特勒的民族運動為其後盾，採取了一條傲慢的路線。7月間他們的代表團挾起公事包，退出了裁軍會議。此後，用好話來勸請他們回到會議桌上來，就成了勝利的協約國的主要政治目標。十一月，在英國的持續的重大壓力之下，法國提出了名稱有欠公允的“赫里歐計劃”。計劃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歐洲國家的國防軍改編為短期服役並在人數上有一定限制的軍隊，承認各國地位平等，但並不一定要接受實力平等。不過既然承認了地位平等，則無論在原則上和事實上結果也得接受實力平等。這使協約國政府可以給德國提供“在保障各國安全的體制之下的平等權利”。法國在某些幻想性質的保證之下，勉強接受這個沒有意義的公式。這樣，德國就同意回到裁軍會議上來。這件事被歌頌為一個值得重視的和平勝利。

　　英國政府受流行的輿論的推動，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個以其發起和草擬者命名的“麥克唐納計劃”。它以接受法國的短期服役軍隊的概念為出發點（當時規定服役期為八個月），並進而為每一個國家的軍隊規定確定的人數。法國的陸軍應由平時編制的五十萬人減為二十萬人，而德國則應擴充到與這個數字相等。德國此時的軍事力量，雖然還缺乏受過訓練的大量後備隊伍，因為這是只有靠逐年徵召一定數額人員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國可能已經有了總數在一百萬以上半武裝的熱心的志願兵，他們從改裝的和部分改裝的工廠里得到許多最新式的武器來裝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法國也同英國一樣，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國軍隊的大炮，事實上都已按照和約炸成碎片。麥克唐納先生為了補救這種明顯的不平等，提議把機動炮隊大炮的口徑限為一百零五毫米或四點二英寸。現有口徑六英寸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後的補充替換必須以四點二英寸為限。英國的利益與法國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議舉行新的海軍會議時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約中對德國海軍軍備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協定規定的期限內，德國不準保有軍用飛機，但三個協約國都得把空軍裁減為每國只能有五百架飛機。

　　我對這種損害法國軍事力量並使法德兩國搞成平等的企圖深為不滿；1933年3月23日，我在議會說：

　　我懷疑現時強迫法國接受這個計劃是否明智。我不認為法國會表示同意。他們對于德國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對于他們一些鄰國的態度，一定會感到極大的關切。幾年以來，我一直在說：“感謝上帝，幸虧有法國陸軍。”在這個令人焦慮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許多人也這麼說了。當我們看到德國的情形，當我們以驚訝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兇狠和黷武精神的喧鬧動亂，殘忍地虐待少數派，廢除文明社會所具有的正常保障，僅僅以種族為理由迫害大批人——當我們看到所有這些事情發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賦、最有學識、科學最發達的強大國家時，我們不得不引以為幸的是，德國盡情發泄的這種兇惡的情緒，除了向他們自己發泄之外，還沒有向別的地方發泄。在我看來，在目前這個時候，要求法國把軍隊減去一半，而德國則增加一倍，要求法國把空軍減少一半，而德國空軍則保持現狀，這個提議，至少在目前，法國政府很可能認為有點不合時宜。計劃中關于陸軍和飛機的實力所規定的數字，保證法國所能有的飛機數額，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飛機數額相等，而對于德國所能有的空軍力量，卻沒有給予規定。

　　在同年4月，我又說：

　　德國要求武器平等，陸軍與海軍的組織平等，我們聽有人說，“你不能使這樣一個大國長久處于卑下的地位。別人有的東西，他們也得有。”對于這種說法，我始終是不同意的。這是最危險的要求。生命中沒有永恆的東西，然而，只要德國在它的怨恨和不滿還未消除，還抱著我們不幸看到過的那種情緒時，就真的獲得與其鄰國完全相等的軍事力量，那麼，可以肯定，我們自己也將面臨計日可待的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

　　……大戰後我們聽到一種說法，說是德國會成為一個議會民主制的民主國家，從而使我們享有安全保障。所有這些，現在都蕩然無存了。現在有的是最嚴酷的獨裁。有的是軍國主義和喚起各種戰鬥精神的方式，如從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決鬥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學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況。有的是這些好勇鬥狠的現象，還有許多議員都談過的對猶太人的迫害……

　　我現在先放下德國，來談談法國吧。法國不僅是在歐洲唯一尚存的偉大的民主國家，而且我很高興地說，它還是一個在軍事上最強大的國家。法國是幾個國家和民族聯成的體係的領袖。它是從比利時繞彎到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這整個新月形地帶中各個小國的保證人和保護者。它們全都指望著法國。如果英國或其他大國採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國外交上或軍事上的安全的步驟，那麼，所有這些小國就一定會大為震驚和憤怒。它們害怕這個在中部的保護力量會被削弱，如果這樣，它們就只好俯首聽命于那個條頓人大國了。

　　如果人們認為這些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那麼，對于由尊敬的先生們來組成的負責政府竟然會採取這些行動，而輿論界也竟然會這樣一窩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難令人理解了。這好像蒙了一床鴨絨被，捂得令人窒息。記得當我在下院中說到“感謝上帝，幸虧有法國陸軍”時，我特別注意到各方面議員們臉上那種難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話都是白費唇舌。

　　但是法國頑強地堅持，必須過四年之後才銷毀他們的重武器。英國政府接受了這個修正，但條件是法國必須同意在即將簽訂的一項文件中明確規定銷毀他們的大炮。法國答應了。1932年10月14日約翰西蒙爵士對前幾個星期德國改變態度一事埋怨一陣之後，在裁軍會議上提出了這些建議草案。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現在已任總理並成為德國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權力就發出了各項命令，要在全國范圍內，不論軍事訓練營或工廠，都大膽向前趕。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鞏固。他甚至懶得理會向他提出的堂吉訶德式的建議。他以輕蔑的態度命令德國政府一起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這就是“麥克唐納計劃”的命運。

　　英國政府的愚蠢和法國政府的軟弱，確實少有，但在這個可悲的時期里，他們也確實反映了兩國議會的意見。美國也逃不了歷史的責難。他們只顧自己的問題，專心致志于自由社會的各種各樣利益、活動和事變，對歐洲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只是張大嘴呆看著，以為這不關他們的事。為數相當多的精明幹練而素有訓練的美國官員，雖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但對于美國外交政策那種缺乏先見之明、對歐洲事態採取漠然處之的態度，並無顯著的影響。如果美國運用了他們的影響，就有可能激發英法兩國的政治家，促使他們行動起來。國際聯盟過去雖已不斷遭受挫折，但仍不失為一個莊嚴的機構，它本來是可以用國際法的制裁來對付希特勒的新的戰爭威脅的。可是在這種緊張狀態下，美國人不過是聳聳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幾年，他們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陸的鮮血和財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在七年以後，我在圖爾目擊法國的苦難時，所有這些仍在我的腦海里；這也是為什麼即使在他們提出要單獨媾和的提議時，我只說些安慰和保證的話。我現在引以為快的是，這種保證現在已經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國做一次范圍廣泛的演講旅行，到了紐約。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幾乎把命都送掉的嚴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訪伯納德巴魯克先生，車子停了以後，我搞錯了，在靠馬路的一邊下了車，我橫過第五街時，根本沒想到美國車行靠右的規則剛巧和歐洲相反，也沒有注意到在那時英國尚未採用的紅燈信號，結果被汽車猛烈碰撞。我變成殘廢達兩個月。後來，我在巴哈馬群島的拿騷養病，逐漸恢復，慢慢才可以緩步行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國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講。整個白天在火車上睡覺，晚上向人數眾多的聽眾演說。總之，我認為這是我畢生中所經歷過的最辛苦的時期。在這一年中，我的身體相當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體力還是恢復了。

　　與此同時，在國內方面，國家的生活無聲無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議會，鮑德溫先生採納和擁護麥克唐納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則，並由新任印度事務大臣的塞繆爾霍爾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員會的報告被置之不理，也沒有讓議會有辯論這個法案的機會。我和其他大約七十位保守黨員，組織了一個叫做“印度保衛同盟”的團體，在此後的四年內，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員會的建議，就予以反對。我們把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鬥爭到底，並得到人們相當大的支持，有時比數很接近，不過經常仍居少數地位。在野的工黨，在印度問題上，在議會中投票讚成政府，像在裁軍問題上的情形一樣，它成為執政黨和在野黨左右兩方坐在前排的頭頭們之間的紐帶。兩黨頭頭們的支持者構成了絕大多數，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團體，把我們斥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納粹黨支配了整個德國，德國武裝力量之迅速的活躍的發展，使我同政府和國內各黨之間的分歧進一步加深。

　　從1931年到1935年這幾年中，我除了為大局焦慮之外，在個人生活上還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寫成的文章來維持生活，這些文章不僅在英美兩國的報紙上，而且當希特勒的陰影尚未降臨之前，在十六個歐洲國家報紙上廣泛刊載。我的生活確實是既動口又動手。在這時期內，我陸續寫出《馬爾巴羅傳》一書的各卷。同時我不斷考慮歐洲的局勢和德國重整軍備的問題。我大部分的時間住在恰特韋爾莊園。生活過得很有趣。那里有兩所小屋和寬闊的菜園的圍牆，大部分是由我親手砌成的。此外我還築成各種假山、噴泉和一個可以把水過濾澄清的大遊泳池，還可以加熱以補充變化無常的陽光。因此，從早到晚，我沒有一刻沉悶和懶散。我同我快樂的一家在家中度過平靜的生活。

　　在這幾年中，我時常見到牛津大學實驗哲學教授林德曼。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初次與他相識，在戰時他以進行過許多空中試驗而著稱，這些試驗本來是膽子特大的駕駛員才能進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時由于“螺旋下降”幾乎產生的致命危險。自1932年以來，我們的接觸更密切了，他常常從牛津開汽車到恰特韋爾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們多次談到看來逐漸逼近的危險，一直談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們稱他為“教授”，後來成為我的現代戰爭科學顧問，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種涉及統計的問題上，成了我的主要顧問。這種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誼，在整個戰爭時期中仍然繼續著。

　　我的另一摯友是德斯蒙德莫頓。1917年當陸軍元帥黑格挑選剛從戰場調回來的青年軍官來充實他自己的幕僚時，德斯蒙德作為炮兵的精選人選而被推薦給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戰鬥中，他曾指揮法國阿拉斯前線的前沿炮兵。他除了獲得軍事十字勳章外，還有一個獨特的榮譽，子彈穿過他的心臟，雖然子彈還留在他身體里，但他還活得很快樂。1917年7月，我任軍需大臣時，我常以總司令的客人的身份訪問前線，德斯蒙德莫頓是總司令的親信副官，常奉命與我偕行。我們參觀了戰線的許多部分。在這些有時很危險的旅行中，以及在總司令的房子里，我對這位卓越而勇敢的軍官產生了極大的尊敬和友誼。1919年，當我出任陸軍和空軍大臣時，我委派他在情報處擔任要職，他一直幹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鄰居，距恰特韋爾僅一英里之遙。他經麥克唐納首相的允許，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談話，使我知道許多事情。他在那時以及後來在戰時直到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為止，始終是我最接近的顧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