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穿過笑罵評說，誰解真實心境（二）

　　對農民的心疼，對時代的欣喜　

　　在賈平凹變成一棵樹以前，我們還要繼續談話。我設定的第二個版塊是農村，所以我會提到小說《秦腔》。當年《秦腔》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賈平凹說了四個字：天空晴朗！他給屋子里的佛像燒了香，給父母遺像前燒了香，去街上吃了一頓羊肉泡饃。　

　　賈平凹說過：“動筆寫這本書時，我不知道要寫的這本書將會是什麼命運，但我在家鄉的山上和在我父親的墳頭發誓，我要以此書為故鄉的過去立一塊紀念的碑子。”　

　　而讓我印象深刻的，則是另外兩段話。一段在《秦腔》的後記里，賈平凹寫到：“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地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凈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難活。” 另一段話，是《秦腔》獲獎的領獎辭中，賈平凹也說：“有幸生在中國，有幸中國巨大的變革。”　

　　邱曉雨：這兩段話，一方面我看到你對農民的心疼，但是還有一方面，是你對這個時代的欣喜，這是不是一種矛盾？　

　　賈平凹：這是角度不一樣，你比如說從整個國家發展來講，國家在復興，在強盛。這是作為每一個中國人，他都感到，活在這個時代很有意思，起碼看的事情特別多。因為在我的觀念里面，人一生經歷是兩個世界，起碼是兩個人生，一個是白天發生，一個就是晚上做夢，你比如說從這個國家發展，正好在我的爺爺輩，我父親輩，那都是貧窮的中國。起碼到我這一輩，眼看著改革開放，一步步看過來的，覺得這個時代還是好，而且你從整個國家來講，改革開放絕對是一個好事，但是具體到某一個人，具體到農民來講，就是不幸的事情。因為國家，每一個人生命就是六七十年，或者七八十年。這個生命期正好處在國家在改革的時期，失去土地，要到城里去，流離失所，兒女都出去打工了，也沒人孝順你，醫保啥都解決了，因為我見過我幾個同學，和我年齡差不多，現在還在西安打工。　

　　我這人就老懷念小時候，那個時候雖然沒吃的，少穿的，大家都圍繞著土地，是快樂的。現在是有吃的了，也有穿的了，但是好像流離失所地漂泊著生活，過這種日子是不行的。但是從國家的角度，那是大型的。這就是看角度，從一個寫作者，從一個曾經是一個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對家庭、親朋好友還在的那個地方，對我的故鄉來講，確實農民的命運是不好的。拿我個人命運來講，又是好的，是吧？那時候上大學以後就留下來，正好在城市，又開始寫作，這看從哪一個角度來講的。

　　再沒有那些很溫暖的東西，那些人就沒法活了　

　　不同的角度里有不同的人生詮釋，有人把說《秦腔》看作《廢都》的延續，因為主題中浸透了一種“廢”的情緒，認為也可以稱之為“廢鄉”。從鄉村到城市的賈平凹，除了站在城市的角度寫《廢都》，站在農村的角度寫《秦腔》，還有站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作品《高興》，我們來聽聽《高興》的第一章中的一段文字：　

　　“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車站廣場東區的柵欄外，警察給我做筆錄。天上一直在刮風，廣場外的那些法國梧桐、銀杏和楸樹葉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處是紅的黃的，顏色鮮亮。　

　　我永遠要後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雞。以清風鎮的講究，人在外邊死了，魂是會迷失回故鄉的路，必須要在死屍上縛一只白公雞。白公雞原本要為五富護魂引道的，但白公雞卻成了禍害。白公雞有兩斤半，最多兩斤半，賣雞的婆娘硬說是三斤，我就生氣了。胡說，啥貨我掂不來！我說：你知道我是幹啥的嗎？我當然沒說出我是幹啥的，這婆娘還只顧嚷嚷：復秤復秤，可以復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過來。　

　　警察是要制止爭吵的，但他發現了用繩子捆成的被褥卷兒。這是啥，警棍在戳。石熱鬧的臉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過一樣，全灰了。這人說什麼不成，偏說是捆了一扇豬肉，警察說：豬肉？用被褥裹豬肉？！警棍還在戳，被褥卷兒就綻了一角，石熱鬧一丟酒瓶子撒腿便跑。這孬種，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樣撲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銬在了旗桿上。”　

　　剛才我們聽到的講述，就來自賈平凹筆下的人物劉高興。你可以想象麼，當城市燈紅酒綠，車來車往。從農村來到城市的高興背著一具屍體，走在繁華的大街上。　

　　賈平凹眼中的劉高興，該如何面對這種情景呢？　

　　邱曉雨：不知道你看過《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嗎？　

　　賈平凹：書我沒看，電視劇斷斷續續看過。　

　　邱曉雨：我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高興”，就能想起“張大民”，雖然一個是進城去打工的人，另一個根就在城市里的，但他們好像有一種態度很相似。而且，我看得出來你也希望用一種很溫和的態度，來對待這種所謂的悲傷和殘酷。　

　　賈平凹：再沒有那些很溫暖的東西，那些人就沒辦法活了。那種信念，它像宗教一樣，就是提升人精神的，也可以是麻醉人精神的。不管你有沒有那些信念，人畢竟是一個精神動物，談戀愛精神來了，你可以跑到城南，下雨都能跑到城南；精神不好，叫你下樓，你也懶得爬下去，道理是一樣的。　

　　而且現在農村的農民，和50年代小說里面描寫的農民，他是兩碼事情。現在農村大量的年輕人都是高中畢業生，最起碼都是初中畢業生，都是有文化的人，只是他的環境不一樣。我說農村人和城里人比較，他差不多的，因為他見得少，他經見少，他智慧一樣的。只要農村孩子到城市來，呆頭呆腦的啥都不知道，想摸一下，但是待過一年，他也和城里孩子也沒什麼區別，智力是一樣的，只是見得少而已。農村年輕農民也是這樣，他現在想法不一樣。為啥現在今年出現民工荒，而且現在民工難管理？現在就是80後的打工，他想法多得很，太苦他不願意幹那個東西。他想法不一樣，和以前的不一樣，所以說整個人群發生變化了。　

　　如果是現在你再寫農村，再寫成閏土那樣子農民形象，或者再寫成50年代小說里邊的農民形象，那是不真實的，那是胡編，那是沒有生活了。實際上現在到鄉下去，大量農村的年輕人，在城里待過一段時間，他把衣服一換，你根本看不出來他是鄉下的，哪是城里的。　

　　邱曉雨：你提到閏土，特別有意思。前兩天我在一個地方洗頭，給我洗頭的小姑娘看到我在看資料，當時我在看你的資料，為了做提綱。突然她說賈平凹是我們老鄉。我說你看過他什麼東西。她說看過啊，是不是寫一個人戴了個銀項圈，拿了個鋼叉，是一個臉盤圓圓的人？我說那是魯迅寫的閏土。　

　　賈平凹：對，對，現在好多打工的，讀書的越來越少，好多打工的，他連報紙他也不看，因為沒有時間看，到哪兒看啊。　

　　邱曉雨：可是你寫那麼多農村的故事，他們進城來的故事，你希望讓他們看到嗎？　

　　賈平凹：對于作家來講，希望他看到，但是實際上看不到。這就像，我舉一個例子，寫腐敗，寫反貪的小說，哪個貪官看了，反倒都給不貪污的人看了，寫民工，實際上民工看得少，都是給不是民工的人來看，引起社會一些關注就對了。

　　劉高興現在的日子還挺好　

　　邱曉雨：“劉高興”我知道是有原型的。上次我們節目採訪你的時候，你正寫《高興》，他現在怎麼樣了？　

　　賈平凹：現在活的也樂哉著，那是個樂天派，有些人他有時性格，有時本身就樂哉，那個人心特別大，他也不追求多大的財富，就一向樂呵呵的。舉個例子，有些人的性格特別硬，有的在戰爭中，他表現得不像劉胡蘭，我老覺得劉胡蘭，當然有一個信念問題在里頭，也有一個性格問題在里頭，膲得很，肯定是這方面，兩個組合起來，好多人性格都不一樣的。劉高興他現在日子過得還挺好的。　

　　邱曉雨：所以性格也會決定他們的命運。　

　　賈平凹：嗯，劉高興有意思，劉高興被貴州電視臺請過兩次，帶著他老婆去，回老家，聽老家人說是他拍了有幾百張照片。他去了，見人就給人誇耀，印的名片名字叫做劉高興，我在那兒寫字，他也在他家里寫字，也寫了三萬字那個東西，別的地方也給他發了。現在他拍電影，拍電影給我打電話，就說他們在哪兒拍電影，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把那賣給人家，導演與我就無關了，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跟導演說，叫我當一個啥角色，我說我推薦不了，因為導演的事情，編劇無權幹預。後來人家就跑到攝制組，導演還叫他表演了一下午。　

　　邱曉雨：就是劉高興自己去了？　

　　賈平凹：嗯，表演一下，人家也看不上，導演也看不上。然後有一天給我打電話說，誰誰，有一個書店，人家讓叫簽名，你去不去，我說我忙得很，我不去，他說你不去，我就給簽名了。他就在我的書上給簽名，把我氣得，我說你在我書上簽什麼名嘛。他那個人。　

　　邱曉雨：他簽在《高興》那本書上？　

　　賈平凹：嗯，就是，那個時間他們只想讓他湊一下，簽個名，賣得好一點。我不去了，他就去給人家簽名了，我把他訓斥了一通。

　　寫多了以後，人越來越害怕　

　　和高興一樣，賈平凹也是從農村來到城市。1952年，賈平凹出生在陜西省丹鳳縣一個23口人的大家庭里。他最早的文字經歷，開始在18歲時家鄉的水庫修建工地上，那是一份《工地戰報》。　

　　之後，從西北大學中文係畢業後，賈平凹曾任陜西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長安》文學月刊編輯。現在，他是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文聯主席、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和《美文》雜志主編。　

　　從1973年開始算起，賈平凹出版的作品版本達到300余種，被翻譯成英、法、德等文字在多國出版。其中最著名的三部曲也分別獲得不同獎項。《浮躁》于1988年獲得美國飛馬文學獎；《廢都》在1997年獲得法國女評委外國文學獎；而《秦腔》則在2008年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邱曉雨：現在回頭看，寫作給你帶來了什麼，帶走了什麼？　

　　賈平凹：在年輕時寫作也跟賭博一樣，誰也看不來前頭。我現在當編輯，因為我一輩子都是寫作和編輯，好多作者來跟我說，你看行不行，能行，如果能成，我哪怕這一陣吃壞一點，穿爛一些，我也奮鬥個幾十年，就害怕受苦受難幾十年，最後一事無成，那還不如我現在幹別的啥。我這話誰也不跟你說，誰也跟你下不了這結論。當年我也是這樣一個人，也沒人跟我回答。但是我覺得，你自己有一個感覺，有感覺，能不能成，有感覺。我舉個例子，我每次端了一碗飯給你，我第一次見你，端碗飯給你，這個碗你從來沒用過，但是你一看，就知道自己能吃完還是吃不完，這有感覺吧，真有這感覺吧？你不可能傻到拿個臉盆，有一臉盆飯，你說我能吃了，那除非腦子有問題，一般都能感覺，寫東西，搞別的事情也是這樣，我能不能拿下來，我自己有個感覺。　

　　邱曉雨：但我知道像《廢都》，包括像《高興》，包括像《秦腔》出來的時候，你在結稿的時候，好像都會有一些後記或者文字，態度是誠惶誠恐的。　

　　賈平凹：那對。寫得多了以後，人越來越害怕，這像開車一樣，開頭的時候，啥都不怕，越開越膽小。寫作也是的，越寫，最後就是自己不知道。就恐懼寫作，就不知道寫作到底是個啥樣子，反倒沒自信了。　

　　邱曉雨：越寫越好，那就意味著越寫越怕。你現在是到了最可怕的巔峰嗎？　

　　賈平凹：現在說不來，我最近正寫一個東西，看今年就出來了吧，下半年吧。　

　　邱曉雨：如果我們要給世界范圍的讀者推薦你的一部作品，只能是一部，會是什麼？　

　　賈平凹：看《廢都》，我這個作品，有時候難翻譯得很，《廢都》恐怕還能接受一點。　

　　邱曉雨：語言上的那種味道不會流失太多，不全是無法準確翻譯的方言。　

　　賈平凹：對，實際上《廢都》是我不到40歲寫的，那時候還有激情，有激情，但是寫得比較粗一些，但是他有激情在里頭。到50來歲，寫東西，後來寫得更圓熟一些，但是里面激情的成分相對就少了，這也是必然的。但是現在叫我再寫，好多人說你20多歲、30來歲寫下的散文有意思得很，我現在寫不了了，回不了那個青春期，青春也真是小鳥也一去就不回來了。

　　其實癩蛤蟆從來不想吃天鵝肉　

　　在給賈平凹設定的四個主要話題“病、農村、女性和愛情”當中，上一期我們聊到了他關于“病”和“農村”的感受，主要關注的作品是《廢都》《秦腔》和《高興》。接下來我們會說到的是“女性”和“愛情”。　

　　賈平凹18歲開始在水庫的小報上和文字親近，26歲時憑借小說《滿月兒》獲獎，之後又在而立之年經歷出道4年最集中的批評。《二月杏》《鬼城》等作品對生活的消極表現，讓他遭遇大量的批判。之後，《廢都》的風波又讓他承受更為巨大的壓力。當那些起起落落已經成為昨天，賈平凹的青春也一起留在永不再來的甘苦歲月中。　

　　邱曉雨：但是在書里面會描寫很多主人公的青春，他們的青春像小鳥一樣留在那兒了。比如像《高興》里面，他和孟夷純有一段感情，你怎麼定義他們的這種感情？　

　　賈平凹：現在在城里打工的，大部分都是，據我了解，大部分都是同居者。同居有各種原因，一個是愛慕產生愛情的，也有是生活困難，居住在一塊的也有，互相照顧的也有，也是各種原因吧。孟夷純和劉高興這一種愛情，因為兩人同時都是社會底層的人，感情問題，他已經要門當戶對。　

　　為啥要門當？那個時候是反對門當戶對，其實門當戶對這詞兒不一定準確，但是他意思應該是準的，倆人的社會地位、價值觀、興趣差不多，倆人才有共同語言。錯得太高，錯得太遠，倆人就說不到一塊，倒不是說經濟問題，處不到一塊，話說不到一塊。除非一個人經濟特別好，那個人還能容忍，如果兩人經濟水平差不多，倆人的價值觀不一樣，水平不一樣，看問題角度不一樣，那兩天就分手了。所以劉高興和孟夷純，他們都是農村來的，都是最底層的，他容易產生感情。　

　　我們說《紅樓夢》焦大不愛林妹妹，那是必然的，因為他想都不想那些事情。原來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其實癩蛤蟆從來不想吃天鵝肉，因為它太遠了，離它太遠了。到啥地步信啥話，但是差距就是一個臺階，你上了第一個臺階時候，可能想第二個臺階上的事情，你不可能想到幾十個臺階，幾十個臺階，你不了解那上面是啥東西。比如我當科長，我整天夢想怎麼顛覆你這局長，我取而代之。我絕對不可能想顛覆溫家寶。因為與他太遠，做夢也不會想那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