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莫言
不瞞你說,想起莫言,我就想起兩個字:超人。
我的眼前,甚至好幾次出現過莫言整理好了行頭,低下頭來係著紅色鬥篷的樣子。
——引子
所有的雲都鼓鼓囊囊,它們擠在天空上,從雲彩芯里透出紅光來。我遠遠地看著,結果呼啦一下,雲們就像長腳一樣跑掉了,剩下藍色的暗淡的天。好像不是天,而是戲劇舞臺里的一場景那樣,一切能變得這麼飛快。
我騎在自行車上,怕天要下雨,想往回折。突然發現這個時候,節目已經開始了。為什麼沒有人給我打電話?前面的幾十秒難道沒有空播麼?我慌忙扯出耳麥,開始邊騎車邊說話,收音機里的節目是我從馬路上直播的,而我四下聲音 嘈雜,語言磕磕巴巴,隱約覺得自己詞不達意難以為繼。
過了不知道多久,雨還是沒有下,我只好醒了。
夢見直播的事故已經不是一回兩回。就像莫言總夢見自己爬梯子爬不上去,而阿來總夢到在人流中,全是陌生的面孔那樣,我們每個人心懷著自己真實的恐懼,卻用虛幻的夢境來顯現。
我徹底醒了,看看表。今天要在家把莫言的採訪後記寫完再去上班,今天不寫的話,按照安排這一周就都沒有空隙了。那意味著我在節目播出之前,給《北京晚報》和《世界新聞報》的稿子會趕不出來,那意味著我可能會嗚嗚嗚地哭起來,或者直接瘋了。不過就是瘋了,我也會在安定醫院里把這些稿子和節目趕完。
從開始“作家與世界”這個係列,我就像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因為要保證它在《環球名人坊》里連續播出,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加上整理訪談文字和手記,我匆忙地如同一個被通緝的人。
可惜的是,連那些最喜歡的作家也有點囫圇吞棗了,來不及細細享受。
我本來最愛在莫言的文字面前轉悠,去反復觸摸一個字一個詞的質感,但是這一次完全沒有時間。採訪前做功課的時候,他文字中無數的細節撲面而來,從我日以繼夜開著的心靈的窗戶里涌進來,在我不大的腦子里快速集聚,幾乎要把我的頭炸開一個口子,再紛紛逃走,我也沒有能力長留它們。一個作家採完了,我的頭就歸另一個作家了,這個蓄水池不斷地有新的文字流進來,分解成一種叫做“問題”的物質,等著作家們進我的錄音間,端出來,和他們來來往往。
這會兒終于到了可以寫後記的時候,意味著除了整理訪談實錄的文字,節目的任務已經大體完成。我覺得自己趕了一路,終于趕到站牌下面,可以站定了,騰出一只手來擦汗。然後摸出一張糙紙扇著風,看著天,回想起春天還沒來的日子里,莫言走進我錄音間的樣子。一切還歷歷在目。
雖然現在,我們單位門前的小銀杏樹們,已經飄蕩了一地的黃色碎片。採訪過去那麼久,恍若隔世。而這手記一直不寫完,又讓我的心里牽挂得厲害,好似吃了一頓半饑半飽的飯等著續上。
現在,冬天就要來了,我端出一壺茶,在熱氣騰騰的小屋里,續上。
幾個月里,每次走過離我們國際臺不遠的一個十字路口,我都會抬頭看看。如果我身邊有人,我就像魯迅筆下的那個祥林嫂一樣千萬遍地叨咕起來:你知道麼?莫言原來就在這上班,《檢察日報》,十年。
我每說一遍,上班這兩個字都在我的嘴里扎一下我的舌頭。因為把莫言和上班聯係起來,就像往鴨掌里擠芥末那樣,讓人覺得刺激。莫言小說里的文字像是高天上的流雲,但他現實中的身份卻如同雲影下一頭默默耕耘的老牛,看著那麼普通,連反芻的時候,我們都意識不到有什麼特別。
當時還在國內部的記者楊瓊把莫言從兩會的住宿地接過來。她坐在錄音臺子的一角聽我們的採訪。楊瓊姑娘一點都不掩飾自己的失望,因為就連《編輯部故事》里的任何一個編輯,看上去也比他有戲劇性。“莫言是個正常的叔叔”,眼前的大活人讓看過莫言文字的楊瓊倍感泄氣。但是我則有另一重驚喜,總是覺得如果莫言有一頂鬥篷,一定可以呼啦啦的鑽出我們直播間的大玻璃,飛得越來越遠。
不瞞你說,想起莫言,我就想起兩個字:超人。
我的眼前,甚至好幾次出現過莫言整理好了行頭,低下頭來係著紅色鬥篷的樣子。
讓我來告訴你他為什麼是超人。當然,長得不像那個美國演員是肯定的。
莫言新月般的兩彎眼睛,和電影里的那個人絕非形似。但是他更像真實世界中的超人。我們都知道,超人是個坐在辦公室里,看上去最不起眼的,還有些書生氣的平凡小白領,好像一輩子也不會有什麼大事發生那樣。但是私底下,當他披上鬥篷,這個世界就掌握在他手中了。
莫言也是有鬥篷的人,文字就是莫言的鬥篷。高粱穗子織成的土地裹著猩紅色的歷史,白狗黑孩加上金色的紅蘿卜,這些顏色讓他的鬥篷那樣絢爛奪目。而鬥篷下面的莫言,不在文字里飛行的時候,又能把自己掩藏得極其到位,讓人一點都看不出他曾經飛翔過。
我們在採訪之後一起去吃飯,開始只是我和侯穎,說請莫言。後來莫言在法制日報的同事前來續舊,人多了幾個,邊吃邊聊。再後來,呼啦啦又是一撥,桌子越坐越大位子越來越擠。
我和侯穎從主角成了配角,正好坐在桌邊上默默地觀察。莫言話既不那麼多,也不那麼少,關鍵是,他說的話平常得讓人感到奇妙。
所有的蹦蹦跳跳得讓人心動的字眼在飯桌上消失了。我看見一個老成持重的中年男編輯,坐在舊日的同事面前,和他們有分寸地嘻嘻哈哈,沒拘束地家長里短。侯穎坐在莫言身邊,莫言像照顧晚輩一樣給她加著菜。
我想起莫言定位自己的三個詞:善良、懦弱和勤奮。
這個飯桌的其樂融融和溫文爾雅後面,我也看見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小心翼翼的人生常態。
這讓我突然想到感激莫言的地方。莫言和王安憶,其實都毫不避諱地說到作家在生活里的軟弱。莫言用的關鍵詞是,“知識分子”和“懦弱”,這兩個詞緊緊勾連在一起。
“作家與世界”這個係列不是我自己開始想要做的,只是一個任務。國際臺打算跟中國作協合作一個項目,向世界來推介中國的作家。在籌備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任務了。
文字里透出來的氣息總是讓我欲罷不能,因為作家們所到往的那些生命的極限之地,讓他們鐘情現實,也制造夢境。他們看得見這個世界里的隱秘角落,這些地方是我們在平凡生活,尤其是都市白領的生活里無從觸及或者不願觸及的。而我的聽眾,大部分是這批人,就是這批都市白領。大家所過的日子里,常常因為工作的壓力,房價的飛升而忘記了放眼向遠處看,或者,往低處看。遠處,有世界,還有歷史和未來;而低處,對城市而言毫無疑問是農村。
城市里的人不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就不可能過上負責任的好日子。因為生活的確不是辦公室政治的小圈子,但是今天,好多人,好多大學生畢業以後,還以為這就是人生的全部。你在里邊亦步亦驟,學會了如何升職如何加薪,就以為是成功。其實真正的社會比這個大很多,中國面臨的問題,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還要承擔很多,解決很多。
活到30歲以後,我想我真是到了需要承擔的年歲了。
我把“作家與世界”作為我希望承擔的一個努力,通過我還不完備的理解,去梳理這些作家最有代表性的脈絡。每條脈絡上,是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而我們因為他們的海拔,可以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也對當今的中國和世界,進入得更深一些。
這是我想做的。但我也知道我的時間和精力不完全在這檔節目上。我還有一檔節目叫做《新聞盤點》,這個國際時政類訪談節目也實實在在是我們頻率的重頭。
朋友勸我說:《環球名人坊》始終是個邊緣的節目,作家這個係列差不多對付就可以了。還是應該往更重要的節目上靠攏。我知道這是好意。但我還是不想這麼靠攏,至少,在我還沒有完成這些東西之前,在我有能力做而沒做完這個係列之前,我不甘心。
我說:我是個女的,不指著靠重要的節目怎麼樣,我也不想當官,我就想幹點自己喜歡的事。
那個朋友聽我這麼說,很失望,覺得有一點不識抬舉的意思。
但是我又別無選擇。如果是以前,在工作的選擇上,我一定會遵從安排。唯獨《環球名人坊》的“作家與世界”這個項目,為了保障它能連續做出來10個作家以上的節目,成為有相互參照意義,相對完整的係列訪談,我有點不管不顧。
只因為想到莫言在採訪里對我說:“懦弱,是非常可恥的事情,懦弱使我們不敢堅持真理,也不敢堅持自我,這實際上非常可怕的。”
當我不敢爭取的時候,我因為這句話感到羞愧。當我爭取的時候,我又深怕太過堅持而影響自己的工作處境,但我還是選了堅持。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識分子,但我知道如果算,我是莫言他們的下一代。如果說中國的上一代知識分子,清楚自己的弊病,同時也希望克服,但又意識到克服他有多難。作為我,假如我所作的事情,還有一點點責任感在里面,我首先要克服上一輩人就有的懦弱,去堅持實現我的責任。
這話聽著有點大,但還真是我所想。
所以,當我寫這篇手記的時候,我感激莫言的話令我能夠堅持到今天。尤其當我是一個媒體的從業人員,我知道我說的每一句話,我採訪到的每一個人,這些聲音都會在電波里震顫。反正我要不然就為這個社會制造垃圾,浪費聽眾的生命;要不就想辦法搞一點有營養的東西來,給想要的吸收的人來取用。
所以謝謝我心中的“超人”莫言。
也謝謝每一位助我完成這個係列的同事,和容忍我完成它的領導。包括其中的好意和遷就。我不知道接下來的工作安排能夠有多大的空間繼續採訪這些作家,因為我只會越來越忙,可能忙到根本來不及看他們的東西,如果那樣,我是不會再去採訪的。
但是能夠走到這一步,我已經相當知足,就算是以後不再有充足的時間做《環球名人坊》,我也已經努力過。這大半年里所有的苦,都在這個中午的陽光里淡淡地暈開。
我不免充滿道別的難過,以至于宣布改版的那個下午,一直含著眼淚怕它們掉下來被人看見,但我的心在冬天里仍然溫暖。因為,這個世界的千絲萬縷的聯係里,我把一些閃爍著光芒的文字,牽引到我了的聽眾面前,哪怕我只是一根絲線,也算是有存在的意義了。
然後,這根線,還要有別的用途。只要有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