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就是我的家

　　高曉春：在青春版《牡丹亭》之前，您是作為作家被我們記住的，比如，您的《寂寞的十七歲》《孽子》，還有《臺北人》《紐約客》，等等。三毛在《驚夢三十年》里說過，你們兩家比鄰而居，當年的您在年幼的她的心目中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偶像，很多年後她面對您時仍如當初萬古洪荒般的心驚。

　　白先勇：可以講，是我發現了三毛。三毛學畫時的老師是顧福生。顧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他告訴我說：他有一個女學生，學畫很努力，但是沒有什麼繪畫的天才。可她很會寫文章。他就將她的文章拿來給我看。那是一篇寫人鬼戀的故事，叫《珍妮的畫像》，我就把它發表在我自己辦的雜志《現代文學》上了。

　　高曉春：創辦《現代文學》的時候，您還很年輕？

　　白先勇：很年輕。《現代文學》前後共出版70多期，那個時候影響非常大，可以說是影響了當時一批很年輕、有才情的作家。

　　高曉春：您當時也寫了很多青春方面的作品，比如《寂寞的十七歲》，看這本書時，我簡直以為那寫的就是您自己的故事。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是我的少作，用的是第一人稱，寫的也很像自己的故事。書中講的是青少年內心的彷徨：一個中學生因為書念得不好，爸爸整天罵他，他怕得不得了，就逃學、離家。這跟我恰恰相反，我那時的功課很好，而且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連重話都沒有說過一句，所以完全不是我的故事。寫小說的人要有這種本事，要有這種想象力和觀察力。

　　高曉春：我們知道，您的父親白崇禧是國民黨將領，母親是富商的後代，您又是如何走上寫小說的道路的呢？

　　白先勇：講到我的小說啟蒙老師，第一個恐怕要算我們從前家里的廚子老央了。老央是我們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說會道的口才，鼓兒詞奇多。因為他曾為火頭軍，見聞廣博，三言兩語，就能把個極平凡的故事說得鮮龍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個炭火盆，灰爐里煨著幾枚紅薯，火盆上擱著一碗水，去火氣。老央進來了，便問我：“昨天講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貴救駕”，我說。老央正在給我講“薛仁貴徵東”。那是我開宗明義第一本小說，而那銀牙大耳、身高一丈、手執方天畫戟、身著銀盔白袍、替唐太宗徵高麗的薛仁貴，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亞歷山大、拿破侖，都不能跟我們這位大唐壯士相比擬。老央一徑裹著他那件油漬斑斑、煤灰撲撲的軍棉袍，十個手指甲里烏烏黑盡是油膩，一進來，一身的廚房味。可是我一見著他，便如獲至寶，一把抓住，不到睡覺，不放他走。

　　剛才說過，大三的時候，我與幾位同班同學創辦《現代文學》，有了自己的地盤，發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壞的一起上場，第一期我還用兩個筆名發表了兩篇：《月夢》和《玉卿嫂》。1962年，出國前後，是我一生也是我寫作生涯的分水嶺。別人出國留學，大概滿懷興奮，我卻沒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亂，四顧茫然。頭一年在美國，心境是蒼涼的，因為母親的死亡使我的心靈受到巨大無比的震撼。那時候完全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有一天黃昏，我走到一個湖邊，天上飄著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到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站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混沌的心境，竟澄明清澈起來。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里增添了許多歲月。黃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我又開始寫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高曉春：所以，我們常在您的文字中讀到異鄉，讀到淡淡的哀愁。

　　白先勇：是的，去國日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鄉愁就日深。我的生命是從桂林開始的。當40多年後，再回到這里時，幼年時吃過的米粉，走過的那些橋、那些山，還有那些童年的記憶統統回來了。但在美國不同，我從沒覺得那兒是我的家。

　　高曉春：您在美國待了40多年，比您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待的時間都要長。

　　白先勇：哎，奇怪了，桂林是我的家，臺北是我的家，香港也是我的家，但美國不是。有的時候，人家問我：你的家在哪里？我說中國文化就是我的家。

　　我在桂林、南京、重慶、上海度過童年，在臺北念中學、大學、辦雜志——很有意思的是，我寫來寫去，寫的常常是童年的事。可以這麼說吧，我是從臺北的鏡框來看中國內地，來看世界的。

　　高曉春：說說您的父親吧。

　　白先勇：他對我們管教很嚴，我想，他是怕我們變成紈蝡子弟吧。所以，他讓我們拼命念書，還整天要查我們的成績單。我記得，那時候，他從前線打電話回家，沒講幾句話，就問我母親我們的成績：哪個好，哪個不好。他自個兒是苦讀出身，所以覺得念書很重要。他還有一種超強的意志力，就是做事情他一定要做得盡善盡美，這是我對他的理解。

　　高曉春：因為歷史的原因，內地和臺灣地區，在您心里有隔閡嗎？

　　白先勇：政治是一時的，文化則是永恆的。我心中的中國是《詩經》《楚辭》，是黃河長江，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哪兒還有什麼隔閡呢？

　　馮驥才，浙江寧波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和畫家。“文革”期間他飽受磨難，做過工人、業務推銷員、教師等，是“文革”後崛起的“傷痕文學運動”代表作家，1985年後以“文化反思小說”對文壇產生深遠影響。他已出版各種作品集近百種，其中《啊》《雕花煙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俗世奇人》等均獲全國文學獎，《感謝生活》獲法國“女巫獎”和“青年讀物獎”，並獲瑞士“藍眼鏡蛇獎”。由他的作品《炮打雙燈》改編的同名電影獲夏威夷國際電影節大獎。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40種。他還出版過多種大型畫集，在中國當代畫壇獨樹一幟。近十多年來，馮驥才投身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和保護工作。

　　馮驥才  眼睜睜看著文化消失，我的心里充滿了失敗感

　　馮驥才，初為畫家後專事文學，近年來致力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工作。

　　他說，我們民族的文化太深了，太博大了，走進她，就像走進一望無垠的戈壁灘一樣，我願窮盡一生沿著一條線路走，我渴望走到她的腹地，走入她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