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真心話，我的心里充滿了失敗感

　　高曉春：您的創作是從“社會問題”起步的，這就使您一開始便走上了直面現實人生的創作道路。經過幾十年的筆耕，您的作品在今天看來已經不僅僅是所謂的京派小說和傷痕文學了，你用來自生命的創造力，用文筆、畫筆反映和描繪著時代與歷史的腳印——在人們眼中，通俗一些說，您是一個成功的人。

　　馮驥才：我不認為我是成功的。我去全國各地，我去考察，那時的我真是求助無門。

　　怎麼說呢？

　　地方官員請我吃飯，一桌子能值3000元，甚至還要多，但是他告訴你，搶救文化他分文沒有。更無助的是，明明你看見了，你卻擋不住那個巨大的商業化的沙塵暴，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文化無聲消失。說句真心話，我的心里充滿了失敗感。

　　給我幫助最多的是臺灣的演員趙文嬧，他是我的讀者，我每出一本書，他都要到天津來找我要一本，散文或者小說。那一天，他聽說因為民間文化基金會的事兒，我缺錢，就托朋友捎話給我，他說：“馮老師感動我好些次了，我也想感動他一次”，我剛剛做了一個服裝品牌的形象代言人，“代言費”是100萬，就把它捐給馮老師吧。

　　我不懷疑做這件事情的價值，也從來沒有掂量過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它太大了，大過我本人的任何東西，包括寫作和畫畫，所以，我必須要投身于這個事業里，或許，這就是時代賦予我的使命。

　　高曉春：您說過，您別無選擇。

　　馮驥才：是的，我別無選擇。

　　也曾有年輕人問我：你對成功是怎麼想的？我說我確實很少想這個問題。有許多事情剛剛開始做，還有許多事情至今沒有做，還沒有什麼成功的想法。獲一個什麼獎就能算作成功嗎？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一個人的職業和事業不是一碼事兒，事業是需要境界的，而境界是談不到什麼成功不成功上面去的。

　　我想講一個故事，一個畫家的故事，在他死去之前幾乎不被人們所知。那是1996年，我的一個畫家朋友走過來對我說，他有一個畫畫兒的朋友非常想見我，于是就領來了。這個人長得特別年輕，特別清秀（其實只比我小兩三歲）。我說我能不能看看他的畫，他說畫非常大，只能給我看畫的照片。他拿出照片，那是一幅關于中華民族的巨幅畫，像黃河一樣，從巴顏喀拉山走來，直奔向東海。畫里有中華民族的精神、氣魄和苦難。

　　然而，畫面上並沒有黃河，沒有黃河水，甚至連黃河風景作背景的景象都沒有，畫的全是人物：藏族的、蒙族的、漢族的，各民族的人物……我驚呆了，那種深刻的程度和剛健的筆觸讓我驚呆了。他不間斷地畫著，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畫了7年了。他告訴我他覺得有些支撐不下去了。他並不富裕，也沒有人去賞識他的畫。一個藝術家，他的最好的創作環境是什麼？就是別人能把藝術看得很尊貴。而在他的環境里，他聽不到任何一個肯定他的畫的聲音，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夠成功，他不知道他的畫是不是真的有價值。

　　高曉春：這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是痛苦的，這種痛苦會讓他懷疑自己，否定自己。

　　馮驥才：是的。我對他說：“你畫吧，畫好了之後我給你在美術館辦畫展。”

　　我的畫家朋友告訴我，從那之後他又進入了那種畫畫的狀態，一直到第十個年頭他的畫即將完成的時候。那天，他已經畫了4個小時，一看表，11點半，他忽然想到要回家包餃子，顧不上洗手洗臉便匆匆出門。他太累了，嚴重的腦部缺氧使他突然站不住了，一頭栽向對面的門，再也沒有起來……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的心里像是被剜去了什麼似的，那是一種流血的痛惜。這個畫家叫李伯安，他的這幅畫，100米長卷，叫做《走出巴顏喀拉》。《走出巴顏喀拉》現在是一幅名畫了，李伯安無疑也成了20世紀最好的人物畫家之一。在市場經濟佔主導地位的今天，他對藝術卻懷有那種虔誠的信徒般的熱愛，難道不是一個藝術家的最高境界嗎？他活著的時候，活在境界里、活在藝術里、活在美里；他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們這樣評價他，他就是那種——用生命去祭奠美的藝術家。

　　我曾寫過一本小說叫《感謝生活》，說的是一個藝術家歷經磨難後，仍然感謝生活的事兒。一些評論家說我受的“毒害”太深了，說怎麼受了那麼多的苦後還會感謝生活。實際上，他們沒理解我的感覺。一個藝術家，他在苦難的時候、下放的時候，卻能跟民間藝術緊緊聯在一起——他常常為民間藝術激動得不得了：常常是放假的時候，只要有一點兒錢，就到窮鄉僻壤去，去那個做剪紙的老太太家，去學習那些民間的東西。我以為，民間是融入了那種特別熾烈的，或者說非常單純而可愛的情感的，我把她叫做民間的情感——你看民間，你認為她是美的而不是俗的。民間的文化充沛著生活的元氣，充滿了原始的人文精神，而且她又是那樣的飽滿、雄厚、博大、單純，她那樣的美，使得在你的眼里，漢堡包、好萊塢之類都是俗的。你能說這不是一種中國文化的情結嗎？